屈原已经逝去，但作为中华民族之魂，他依然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屈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他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那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许可以借用他在《九歌·云中君》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与日月兮齐光。”这句诗本是形容云神地位高贵，可以焕发出像日月一样的光辉。屈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应该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吧。司马迁就曾在屈原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丰富的，这种涉及影响哲学、文学、美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而即便是只谈文学贡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文学精神，都深受屈原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梳理清楚的。因此，这里只选择几位中国文学史上超一流的大家，以他们的代表作为范例，简单谈谈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怀才不遇、发愤抒情——屈原与贾谊、司马迁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念屈原、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所著的《吊屈原赋》，从形式上而言，这篇赋也是深受楚辞影响的“骚体赋”。而整个汉代最独特的文学样式便是赋，汉赋便是在屈原辞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这第一篇关于屈原的文字是由贾谊来完成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生平经历与屈原极为相似。贾谊也是才华横溢，并且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因为诗文辞赋而声名远扬，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二十出头又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是当时朝中最年轻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贾谊提出了不少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政治变革的真知灼见，汉代初年变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贾谊之手，“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39]。汉文帝对他颇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

而且，贾谊也曾遭到贬谪。也许是贾谊的年轻气盛，风头太健，加上他又颇有恃才傲物的诗人气质，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他被汉文帝贬出长安，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来到湘江边的长沙任上，这正是当年屈原被贬谪时无数次徘徊、痛哭过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贾谊满怀悲愤地写下了经典名作《吊屈原赋》，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污浊、贤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赋》中，最后四句蕴含的感受尤为深刻：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140]

这四句既是贾谊感叹屈原的遭遇，更是他哀叹自己的命运：那些窄小的死水沟啊，怎么容得下能够吞下大船的巨鱼呢？不幸的是，那些本来可以横行大江大湖的鳣鲸，离开水面后却偏偏要被小小的蝼蚁欺压！

这是胸怀大志、秉性清白的人对于污浊世俗的深切愤慨。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怀才不遇的怨愤溢于言表。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0年，距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不过几十年，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对屈原的命运产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被贬长沙四年之后，贾谊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尽管回到了京城，但汉文帝这次召他回来，却不再将他当成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介文人来看待。贾谊满怀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不久，梁怀王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是梁怀王的老师，怀王意外惨死，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也哀伤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三岁。

说来也巧，贾谊和屈原一样，不但少年得志，当过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而且都还当过“老师”。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主要负责王族子弟的教育，贾谊先后担任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也都是王族子弟的老师。从这一点相似的遭遇可以发现，其实楚怀王也好，汉文帝也好，对屈原和贾谊的才华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让他们当“老师”，教授君王最亲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贾谊而言，这种“人事安排”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

对于贾谊的这一段遭遇，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来哀叹贾谊的怀才不遇：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这首《贾生》讲的正是贾谊被汉文帝召回之后的事情。宣室是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正殿，汉文帝就是在这里重新召见了曾被他贬谪到长沙的贾谊。皇帝在宣室召见，礼遇之隆重，求贤若渴的殷切，这对一个被长期贬谪的臣子来说，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恩宠！

“贾生才调更无伦”，放眼天下，像贾谊这样的才华又有谁能与之匹敌呢？“可怜夜半虚前席”，“可怜”也就是“可惜”的意思，“虚”即“徒然”之意，“前席”意为“将坐席向前移动”。古人席地而坐，当聊天聊得十分投入的时候，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向前移动膝盖，靠近对方，表示两人关系的亲密和投机。在这首诗里不由自主“虚前席”的当然是汉文帝，贾谊的侃侃而谈深深吸引了爱才心切的汉文帝，他听得入了神。可惜的是，汉文帝的“虚前席”，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垂询的并不是富国强民的治国之策，问的却是虚无荒诞的鬼神之事。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该是一个多大的讽刺？

巧的是，汉文帝和楚怀王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信奉鬼神、爱好巫术的君王。楚怀王甚至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还举行隆重的巫术活动，企图靠鬼神的力量来击退秦兵，而汉文帝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面对这样对鬼神比对苍生更感兴趣的帝王，屈原和贾谊的内心该有多么冰凉和无奈呢？

同样负有绝世才华，同样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样遭受嫉妒和贬谪，又同样曾经被召回朝廷，却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计民生奉献他们的智慧和生命，这是贾谊与屈原的共同之处，也是贾谊以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屈原产生的隔代共鸣，“屈贾精神”甚至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司马迁才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的《离骚》，贾谊的《吊屈原赋》，都是因为遭受不平而产生的怨愤之作、忧思之作。而司马迁的《史记》又何尝不是发愤抒情之后的产物呢？

鲁迅曾经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既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与《离骚》，文学形式不同：《史记》是不押韵的历史散文，《离骚》则是押韵的诗歌。但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作者历经磨难却仍然坚持真理、不言放弃的思想硕果，是作者发愤抒情的产物。

屈原、贾谊、司马迁，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发愤抒情的伟大文学家，也多亏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才让屈原的生平和著作，毋庸置疑地流传到了今天。

清高孤绝、正道直行——屈原与陶渊明

陶渊明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表面上看来，他的经历与屈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出身并不高贵，在特别看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陶渊明只是一介寒士而已。在仕途上，他也没有过像屈原那样辉煌的政治经历，只做过小小的彭泽县令，还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官，就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便毅然辞官归隐了，从此他开始了日夜与田园山水相伴的隐士生活。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理想。

而屈原则一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即便遭受了极大的磨难，当“渔父”劝他放弃理想，远离祸患，归隐田园，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隐士的时候，屈原却拒绝了“渔父”的建议。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放弃他的理想。屈原绝不是一个隐士，这与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似乎是大相径庭。

然而，尽管陶渊明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屈原不同，他的人格精神却与屈原一脉相承——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孤绝与正道直行。

魏晋时代本就是一个个性觉醒、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倒是与屈原所生活的百家争鸣、个性张扬的战国很有相似之处。也因此，屈原浪漫飞扬的文采和清高孤傲的个性，成为魏晋名士普遍倾慕的理想，他们甚至如此宣称：“想要做一个名士吗？那你只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了。”[141]

陶渊明虽然不是门第高贵的“名士”，他那种不与流俗为伍、不屑为名利权贵而点头哈腰的个性，却无疑是发扬了屈原清高正直的人格特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甚至在陶渊明的笔下，也像屈原那样，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动物、植物，比如秋菊、青松、孤云、飞鸟，来象征他特立独行又坚贞不屈的个性。陶渊明这首最为脍炙人口的《饮酒》其五就是一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是一幅悠然淡雅的田园山居图。陶渊明酷爱**，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秋天寒风来袭，唯有**迎霜傲放，成为秋天的象征，古人深信吃了这种不怕冷的花，也可以得些天地之真气，可以延年益寿。“菊”，甚至被称为花中之隐君子，体现出一个隐者不与流俗为伍的清高与风度。可见，屈原和陶渊明都是借自然界中品性高洁的植物，来象征自己坚贞的信仰。

不过，陶渊明的隐，其实也并非不问世事的隐。恰恰相反，陶渊明选择隐逸，屈原选择自沉，表面上的形式不一样，本质却都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清高傲气，更是源于他们内心层层累积的忧生忧世情怀。陶渊明也曾写过“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142]的诗句，抒发他在求索道路上孤军奋战的悲壮、深切关怀时事却又无力改变世俗的抗争和无奈。明明知道只要他们稍微弯一下腰，也许就能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贵，但他们宁可放弃名利，也要坚守正道直行，这不正是屈原和陶渊明的共同之处吗？

陶渊明不是屈原，但无疑，陶渊明是屈原的知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就曾经在一首咏**的词中，将陶渊明和屈原并提：“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多丽·咏白菊》）菊的孤寒高洁与陶渊明、屈原的清高孤傲如此契合，屈原和陶渊明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正直君子的典范。

浪漫华彩、爱国忧思——屈原与李白、杜甫

号称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出现了两位巨星——李白与杜甫。李白号称浪漫诗人的代表，杜甫则被公认为现实诗人的典范。无独有偶，这两位诗坛巨星，既是诗坛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李白曾在《古风》一诗中高吟：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143]

这四句诗正是回忆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战国时期，干戈不息，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好像是龙争虎斗，无休无止，一直绵延到“狂秦”称霸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雅正之声已经越来越微弱，世风颓靡，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用他们慷慨哀怨的诗篇，延续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声。李白正是感慨于初唐诗坛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以屈骚风骨来振兴诗坛气象。

李白自己的创作，也以浪漫的构思、华丽的文采著称，他的诗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以及历史穿越，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诗意世界，难怪李白会被誉为“诗仙”。也许，李白比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难怪李白会高吟着“屈平词赋悬日月”的诗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浪漫瑰丽的辞章流芳后世。

试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这几句：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这与《离骚》中的浪漫华彩何等惊人的相似：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梦游”或“仙游”时呈现的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驰骋，只是为了追求他们内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们执着不舍的理想。

李白在诗的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感叹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精神实质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李白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保全自己清白高洁的情操；而屈原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肯做出那副点头哈腰的丑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继承的不仅仅是屈原浪漫不羁的文采，也继承了屈原桀骜不驯的风骨。

与诗仙李白的浪漫华彩相比，“诗圣”杜甫更多地继承了屈骚深沉的爱国忧思。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便是评价他忠君爱国的忧思之情。杜甫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44]他希望能够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一代圣君，使民风淳朴的太平盛世能够在大唐王朝再现。

这样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谓一脉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诗篇中提到对尧舜的追慕，例如他在《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意思也是尧、舜光明正大，遵循正道，才找到了治国的康庄大路。屈原多么希望楚怀王能像尧、舜学习，一改楚国国内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的发展走上正道。

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正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诗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自己也在漂泊贫寒中度过一生，对家庭、国家的忧思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个惊人的巧合：屈原在秦楚战乱之时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终自沉于湘江的支流汨罗江；杜甫晚年也是因为战乱所迫，流离失所，悲苦憔悴，最终客死于寒冷的湘江之上。

杜甫是自觉学习屈骚精神的伟大诗人，他曾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以屈原、宋玉为目标。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也是在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文学史上往往“屈宋”并称，代表楚辞创作的源头与最高水平。杜甫认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步南朝齐梁浮艳诗风的后尘，而应该学习屈原、宋玉的文采与风骨，使诗歌美的形式与内容兼备。

杜甫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他的沉郁顿挫与慷慨悲歌中，无疑也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

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与苏轼

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词，大约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甚至都能演唱的。这就是每年中秋节人们都会想起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的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轼同样有从政治国的抱负，却也同样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与流放当中度过的。也许苏轼对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几分洒脱与旷达，多了几分超脱与豪迈，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极高寒的理想”的坚持，是至情率性的个性独立。这首《水调歌头》据说是在中秋节的夜里，苏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之后写下的，并寄给了他的弟弟。词表面上是借月圆之时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但它更是苏轼借月的高寒来抒发自己高寒的理想。

坚持理想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极高寒的理想”意味着这种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于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着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磨难。但是屈原也好，苏轼也好，都没有放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据说连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读到这几句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

其实，苏轼深切依恋和追求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他的感情也不仅仅是“爱君”的热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是对人间至情的珍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这一点上说，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与屈原在《离骚》中上天入地的遨游与追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种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又与屈原的生命追问惺惺相惜。

苏轼确实是屈原的隔世知音。苏轼不仅写过《屈原塔》诗，还写过《屈原庙赋》，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是可“与日月争光”[145]的经典。他在教学生写诗的时候，还说过只要熟读《诗经》和《离骚》，那么作诗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能掌握了。[146]而苏轼说过的有关屈原最经典的话，还属这一句：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147]

如果要评选古往今来屈原最忠实的铁杆“粉丝”，就凭这一句话，苏轼当居其冠。

香草美人、至爱真情——屈原与元好问

根据金庸武侠小说翻拍的电视剧《神雕侠侣》曾经红极一时，《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赤练仙子李莫愁，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人物却“捧红”了两句非常经典的古诗词，那就是李莫愁出场时吟唱的两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李莫愁临死之前，也吟唱了这两句词作为绝命词。随着《神雕侠侣》的走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词句。

原来，这首词是金代词人元好问的名作《摸鱼儿》中的开头两句，全词是这样写的：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148]

这首词确实是一首描写爱情的经典作品，不过，它写的爱情，不是发生在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一对大雁身上。在这首词前面，元好问还写了一段序言，说明这首词的来历：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原来，当年元好问应试的时候途经山西的汾河，遇到一位捕雁的人。捕雁者说：今天捕到一只大雁杀掉了。另外一只脱网而逃，可是已经逃脱的大雁绕空低飞，悲鸣徘徊，久久不忍离去，终于自投地而死。

元好问听到这个故事后唏嘘不已，于是向捕雁者买下了两只大雁的尸体，将它们合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以为记号，这就是“雁丘”的来历了。而这首《摸鱼儿》就是元好问所写的“雁丘词”。

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雄雕被打死之后，雌雕一头撞在山石上自杀殉情。这个情节很可能也是受到元好问雁丘词的启发。

词的上片是就事论事，描写大雁的悲壮爱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词一开篇，就以极为震撼的方式宣告了爱情的强度与忠贞。“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大雁本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它们双飞双宿，天南地北，相依为命，一同度过了多少个春秋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无论是欢聚的快乐，还是离别的痛苦，它们都会痴情守候，心心相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们分开。

然而，当一只大雁不幸遇难，另一只大雁毅然殉情之后，词人为它们的痴情所动容：“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词人不由得将心比心地发出追问：大雁啊，“君应有语”，你心里一定有过痛苦的挣扎和矛盾吧？当伴侣夭折，你是否还愿意独自偷生，纵然有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可你已经形单影只，没有了爱情的陪伴与守候，你还能为谁而远走高飞呢？也许，这正是你选择“自投地而死”的原因吧！

词读到此处，任谁都会为大雁的坚贞爱情而感动吧。可是，元好问的雁丘词真的仅仅只是写爱情吗？

其实不尽然。词的下片，词人笔锋陡转，带领读者在爱情之外展开了更丰富的遐思。词始终在写殉情的大雁，却又不仅仅是写大雁的殉情。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横汾路，是当年汉武帝渡过汾河的地方[149]，那时，箫鼓齐鸣，是何等热闹。如今的汾河岸边却是漠漠平林，凄凄荒烟，一片寂寞萧条的景象。“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在大雁悲壮殉情的此刻，词人多想为它唱起屈原所写的《招魂》和《山鬼》。但是大雁死而不能复生，凄凄切切的《招魂》招不回大雁的亡灵，就像在凄风苦雨中徘徊的山鬼等不回自己的爱侣，只能徒劳地独自哭泣。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难道是大雁至死不渝的爱情让老天都产生了妒忌吗？大雁的壮烈情怀，和那些莺莺燕燕不一样，这样的爱情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归于黄土。正因为坚贞的爱情具有崇高的价值，词人才会想到要垒起一座“雁丘”，让千秋万代之后，当“骚人”们经过这里，还会为大雁的爱情而“狂歌痛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整首雁丘词都是在围绕这两句追问，一层一层铺垫出词人的答案：到底什么才是“至情”。殉情本身并不是“至情”的唯一表现，但对情感的坚贞执着，却是“至情”的根本内涵。

那么，这首描写大雁爱情的“雁丘词”《摸鱼儿》，与屈原又有什么关系呢？元好问在词中提到的《招魂》《山鬼》都是屈原的名篇，而他之所以提到这两首诗，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大雁的爱情，而是因为在他心中，屈原的至情与大雁的至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有人在读到元好问的这首词之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大千世界，一情场也。”[150]大雁有大雁的“情场”，屈原也有屈原的“情场”。大雁的爱，是坚贞的伴侣之爱；屈原的爱，则是坚贞的家国之爱。

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开创了用爱情来象征家国之情的先例，从此之后，中国的爱情诗，大多都被烙上了君国之情的烙印，以男女之情来比拟君臣之情，甚至成为“爱情诗”的一种传统写法和解读方法。以至于有很多爱情诗，也许本来真的只是吟咏爱情，但很多读者却也能从中读出家国君臣的含义，到后来这甚至成了一首好诗词的评价准则。前人曾这么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51]意思是说，一个善于写词的人，他能够借闺房儿女之情的绵绵情话，来表达与《离骚》“变雅”相通的含义。

《变雅》是《诗经》的一部分，其主要内容也是在政治衰乱之时抒发对现实不满的悲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讽刺意义。《离骚》“变雅”并称，都是强调真正的好诗词应该是诗人词人在“不得志”时的悲情爆发，是诗人寄托情感的文学载体。

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同样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他用大雁殉情的故事做引子，表面上在抒发世间“痴儿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其实还是元好问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元好问生活在金元之交，曾在金朝做官，金朝灭亡之后，他隐居不仕，是一位遗民文人，前人评价他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52]。朝代更替，国家兴亡，成就了元好问这样历经沧桑苦难的大诗人。而他作为遗民诗人，不与新朝合作的气节，坚守人格独立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当年屈原痴情于楚国的精神再现呢？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两句诗可以用来评元好问，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屈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元好问自诩“骚人”，昭示着他对屈原的向往与膜拜，他笔下诠释着爱情的“雁丘”，也同样可以诠释家国之情的深意。

爱情与家国之情，性质或许不同，情感的坚贞与深刻却是可以相通的。前文曾用四句话来概述屈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意，正道直行精神。虽然屈原在生前是最孤独的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而，在千秋万代之后，屈原却拥有了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知音。在屈原身后，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元好问……这些一流文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屈原的精神，有的拥有浪漫文采，有的坚持正道直行，有的体现着深沉的家国忧思，有的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这里能够讲述的，不过是屈原对于他们影响的一点皮毛，还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泽被后世之万一。

当然，最让人铭心刻骨的，还是屈原对“情”的执着。大千世界，无非一“情场”，情，才是人们顽强活着的最大动力。有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是，如果人生只剩下一个“利”字，无情之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屈原曾经充满智慧地感叹：“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九章·悲回风》）那些只知追名逐利的人哪怕是千方百计、千变万化，又怎么可能掩盖他们真实的企图呢？哪里会有虚伪而能够长久的事情呢？虚伪之情，也许可以获得一时名利，但终有一天会为人所唾弃。

屈原亲眼看到，楚国朝政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楚国；他更清醒地看到，国家一旦遭殃，个人虚幻的名利又怎么可能长久？真正可以长久的只有真情，只有至情。仅仅凭一己之力，屈原不可能挽救楚国的命运，但他的至爱真情，却沉淀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精神财富。

魂兮归来！屈原的灵魂啊，你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在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光芒中，在泱泱大国多灾多难的振兴道路中，我们始终能看到屈原行走不息的身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一盏与日月齐光的明灯，是我们上下求索的方向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