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风土人情美好，使苏东坡凄惶的心终于踏实了。
然而他仍然颇不平静。
他感到自己像是“穷猿”，又像“疲马”，“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秧。”
作为忧国爱民的正直官吏，“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
“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矛盾心情始终缠绕不去。
虽已年迈，苏东坡胸中依然涌动着壮志未酬的激愤，那自年少即开始燃烧的火焰，依然未尽。
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
在《和陶咏三良》中，他还如此表白：“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
苏东坡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平静的方法。
那就是创作“和陶诗”。
远在惠州，苏东坡内心一直渴望“北归”。即便游于佛老，他“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入世”思想未衰。
但现实屡屡夺去他的机会。
矛盾纠葛里，苏东坡开始追求不求形骸长存、转求精神永恒的人生准则，企图摆脱外在功利追求，将整个灵魂沉浸于对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领悟之中。
这些感受和领悟，都在他“独与渊明归”的惠州和陶诗中。
惠州苏东坡，政治上已落到谷底，诗情却达巅峰。
他前来惠州时，随行带了《陶渊明集》，于是，惠州三年，他写了15题47首“和陶诗”。
这些诗歌，既有陶渊明冲淡之美，又有苏东坡特有的想象与豪逸。
苏东坡认为自己的“和陶诗”是一种创造。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
苏东坡写陶诗是为了写自己，故他“未尝规规于学陶”，全是“随意而遇”，“手写其口”。
但凡在生活中遇到了和陶渊明相似的情景，诗思就油然而兴。
贬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而樽俎萧然，于是苏东坡和《贫士》。
白鹤峰新居将成，欲迁居其中，又和《移居》。
这些“和陶诗”是他在惠州的思想火花。
如今，苏东坡在如陶渊明一般的“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的院落里饮酒、作诗，沉浸在“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和“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之，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的乐趣中，寻得心灵的安定平和。
此外，苏东坡常常去游历惠州西北面的罗浮山，去追寻葛洪晚年炼丹、著述之地。
苏东坡晚年尤喜学道，因他讲究养生。
到惠州后，他对葛洪十分感兴趣，《和陶读山海经》就是他“读《抱朴子》有所感”而写成的。
他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并声称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
在苏东坡心里，葛洪、陶渊明都是与自己类似的人。
葛洪的《抱朴子》多“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祛邪却病之事”。
苏东坡视之为“奇书”、“良友”，精心研读。
苏东坡虽然热衷于学道，讲求长生之术。
但他并不真的相信。
他在《和陶读山海经》其十、其十二写道：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谁谓黄门妻，至道乃近在。尸解竟不传，化去空余悔。丹成亦安用，御气本无待。
古强本庸妄，蔡诞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谒帝轻举止。学道未有得，自欺谁不尔。稚川亦隘人，疏录此庸子。
初到广州蒲涧寺时，他嘲讽秦始皇到处寻访不死之药的愚蠢：“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明知神仙不可学，长生亦不可得，而学道不辍，或许苏东坡只是聊遣此悲哀生命。
这段时间，苏东坡常常想到生死。
他和陶渊明有不同看法。
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中感于自然物之代谢，感慨“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大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意。
苏东坡对于生命的长短并不看重。
他看重的是活着的价值。
他曾将胡广和李固进行对比，看不上胡广慑于大将军梁冀的威势不敢正言，而欣赏李固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其视胡广，犹粪土也。”
在《和陶咏三良》里，苏东坡谈及殉葬之事。
当年秦穆公死，以177个人殉葬，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和鍼虎在内。
时人哀念此“三良”赋《黄鸟》之诗。
陶渊明的《咏三良》赞赏其忠君。
但苏东坡却认为“三良”的殉葬“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是愚忠，轻如鸿毛。
关于“荆轲刺秦王”，苏东坡也与陶渊明观点迥异。
陶渊明认为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是“君子死知己”，“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而苏东坡认为荆轲只是贪图“虚名”，毫无价值。
可知苏东坡的人生价值观相当现代，而在他的时代可谓惊人。
在与陶渊明的“唱和”里，苏东坡在惠州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他似乎已将惠州当作故乡：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
虽然“白头”、“病容”，苏东坡却依然登山临水。
一天，苏东坡步游嘉祐寺松风亭。
行至亭下，他感到疲倦，忽然很想躺到**休息。
他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思量如何才能到达。
良久。
东坡忽然顿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此一念想甫现，东坡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东坡在惠州久久纠缠于一个矛盾中。
“致君尧舜”的理想尚未实现，自己又以戴罪之身安置惠州。
矛盾中的自己，正如钓钩上的活鱼，无论怎样挣扎，也无法摆脱命运。
既然如此，随遇而安、随处就歇有何不可？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
自此，苏东坡真的平静了。
现在苏东坡常常住在嘉祐寺里，他的书房如今也名“思无邪斋”。
他终于既得佛门之清净，又坚守一份旷达的内心。
春天到来的时候，嘉祐寺的和尚做早课，为了不打扰苏东坡睡觉，往往特意慢慢、轻轻地敲钟：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这一种快乐使苏东坡忘记了他身上背负的一切伤痛。
然而，这快乐使章惇心中不快。
他欲置苏东坡死地，便想尽办法令皇帝重新议罪，责授苏东坡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而此时，在惠州苏东坡新添了一个无法释怀的痛苦，这就是朝云的离世。
朝云是钱塘孤儿，十二岁时，被东坡收为侍女。
朝云美丽而富有灵气。
苏东坡给她写了很多真挚、炽热的赞美诗。
他常把朝云比作超尘脱俗的神女，冰清玉洁的牡丹，“玉骨”“冰姿”的梅。
在苏东坡心里，朝云是美丽而高雅的。
秦观有《南歌子》写朝云：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在秦观眼里，也是在世人眼里，朝云霭霭如春云，溶溶如春光，似下凡的巫山神女。
东坡也有一首《南歌子》写朝云：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春风。
东坡的词，写朝云云鬓乌黑，舞衣晓红。
他想象朝云来自巫山十二峰。
“新绿”、“晓红”、“翠筵”、“彩云”，东坡以此美丽而鲜活的色彩描绘朝云，使我们能够见出朝云在苏东坡心中如朝云般的美好。
朝云禀性聪明伶俐，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擅长琵琶及歌舞。
在黄州时，太守徐君猷设宴，邀苏东坡携朝云前往。
宴会上，朝云三曲《减字木兰花》，且舞且歌，歌喉婉转而舞姿曼妙，令人赞叹。
朝云起初不文，苏东坡亲自教朝云识字，直至朝云“粗有楷法”。
朝云好学，常主动向东坡乞诗以读，“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这使苏东坡得到妙解的快乐。
朝云像一朵云追随着苏东坡。
苏东坡爱结交方外众僧，曾手抄《金刚经》以“种福田”，朝云也随之皈依佛门。
在惠州，东坡因病养生，认真钻研炼丹，朝云于是对道家长生术颇感兴趣。
经卷与药炉成了他们的生活背景。
丹烟缭绕中朝云在苏东坡眼里就像天女维摩。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朝云诗》）
两人还一同创建放生池，行善积德。
朝云临终，“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在东坡心里，朝云是知己。
元祐初年，东坡因旧党宰相司马光欲尽废新法，而与之争论“参用所长”，又被旧党投机分子排斥到杭州当太守，心中闷闷不乐。
某日吃过饭，苏东坡摸着自己的肚子缓步而行，忽然起了童心。
他问一干侍女自己肚里是什么东西？
唯朝云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东坡因此会心捧腹大笑。
在惠州，朝云常常为苏东坡唱词，以慰其愁肠。
她最爱唱的是东坡的《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美丽而哀伤的词。
春天即将消逝，枝上的柳絮无端飘零。然而，任凭此刻春尽，天涯处处，总有新鲜的芳草。被一种情怀牵系而不能释怀的人，就像那路过的行人，听到墙内佳人巧笑，怦然心动，而那撩动人心的人却毫不知情。
“多情却被无情恼。”
每唱这首词，朝云往往流泪，为苏东坡词中“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感伤。
这感伤，既为自己飘零的身世，也为苏轼被放逐的人生。
当时，苏东坡不过大笑，说：“是吾悲秋，而汝又伤春矣。”
而朝云离去之后，苏东坡再也不忍复闻此词。
苏东坡一生仕途浮沉，自杭州起朝云始终追随无怨。
他们一同挨过了黄州“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赠孔毅甫》）的清苦，一同忍受过爱子苏遁夭折的痛苦，一同走过苏东坡晚年的悲凉。
朝云的陪伴，是苏东坡后半生的温暖。
当朝云仙逝时，东坡竟有“狂风卷朝霞”之感、“孤光挂天涯”之痛。
年迈的东坡以隆重的宗教仪式安葬了她。
这时的东坡身心疲惫，常常陷入对往昔的回忆和怀念，其中尤以对朝云的怀念为最多。
他写了《悼朝云》，寄托了自己对朝云深挚的怀念：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这首词，虽不似悼念王弗的情怀丰盛，但伤心却更为沉痛。
他夜夜挑灯礼拜，仿佛如此朝云就会回来。
自朝云去后，东坡未再娶妻，孤独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