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东坡到达惠州。

苏东坡贬谪惠州，是“乌台诗案”之后他遭到的第二次大风浪。

过去十年里，苏东坡自登州被召回，八个月内擢升三次，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宰相仅一步之遥。

这是苏东坡一生仕途的最高峰。

自那以后，情势急转直下，苏东坡开始一再被贬谪，渐行渐远，再也没能回到他期待为之倾尽心血的朝廷。

元祐初年，司马光当政，反对变法的旧臣相继被召还朝。

但这是一支除反对变法外政治主张并不一致的队伍。

内部纷争不断，此即“洛蜀朔三党之争”。

“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显著。而源头就是苏东坡与理学家程颐的交恶。

起因是件小事。

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同时有庆礼，事毕众官欲往吊。

白事和红事相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程颐认为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苏东坡当众戏谑与不屑。

苏东坡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令程颐面目难堪、无地自容。

此事件是程颐奇耻大辱。

以程颐为首的蜀党对苏东坡恨之入骨，必拔除之而后快。

“洛蜀党争”于是开始。

元祐八年（1093），苏东坡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东坡立即获外放。

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

绍圣元年（1094），新党东山再起，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疯狂报复迫害，苏东坡首当其冲。

章惇，苏东坡曾经的亲密友人，如今，在政治狂潮之中反目成仇。

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弹劾苏东坡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苏东坡因此在定州任上落职贬知英州。

赴英途中，章惇等人不断在哲宗面前攻击苏东坡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不足以惩罚，欲将其置于死地。

哲宗于是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他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自被贬惠州，苏东坡开始进入他一生政治的风烛残年。

苏东坡被贬谪，是明显的横遭构陷。

不单“吏民惊怪坐何事”（《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苏东坡当然更不以自己为非。

他对皇帝说：“臣性资偏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到惠州谢表》）

这分明是为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鸣不平。

苏东坡初贬谪惠州时，哲宗刚十八岁。

过去几年，苏东坡侍读哲宗，他们之间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生之情。

苏东坡“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

宣仁太后对苏东坡十分倚重。

苏东坡“尝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宣仁太后曾对他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

当其时，“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

哲宗的眼泪，对苏东坡来讲是很难泯灭的信任。

因此，尽管离开了京都，苏东坡始终忧心忡忡。

他担忧小皇帝政治稚弱，有勇无谋，是非不明。

在离开朝廷出知定州途中，他恳切上书，劝哲宗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

他告诫年轻的皇帝：“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六）

他担心小皇帝急功冒进，贻误国事。

然而苏东坡一厢情愿。

哲宗的政治思想和方向已经与苏东坡相去甚远。

苏东坡被黜时，章惇、吕惠卿虽已复官，但元祐大臣尚有强大的实力。

新旧党斗争激烈，胜负未定。

因此，当苏东坡离开定州太守官邸挥鞭南下，他还很乐观。

苏东坡不相信他将无法回来。

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柳宗元长期滞留南荒，最终落得“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的结局。

启程那天，天色晴好。

苏东坡想出门遇晴，正是如韩愈遇赦、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一般的“衡山之祥”。

逐客何曾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临城道中作并引》）

他相信太行山也同衡山一样了解忠臣的冤屈。

然而待苏东坡到达惠州，听闻元祐诸臣纷纷遭贬，逐渐感到北归无日。

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其七）

不过，苏东坡认为“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是正常现象，人应当“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

他对贾谊急于求成，因一时得不到汉文帝的重用便郁闷而死深表惋惜，慨叹“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贾谊论》）

苏东坡已五十九岁，他隐隐以不能“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和陶咏三良》）为恨，但此时仍未放弃回京的希望。

东坡起初在惠州的谪居生活，处境相当艰难。

首先是水土不服。

当时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苏东坡年事已高，对蛮风瘴雨很不适应，甚至担心随时毙命。

并且苏东坡痔疾缠身，日常起居诸多痛苦。

其次是生活困窘，甚至需靠人施舍救济，“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一）

贫病交加，苏东坡有时不禁呻吟终日。

此外，苏东坡还面临宵小们的监视和逼迫。

苏东坡的正式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史，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实际他居处没有自由。

行止范围狭窄，大概行动时间也受严格限制。

此时的苏东坡已步入老年，三重困顿之下，他变得谨慎。

苏东坡日常“杜门念咎，不愿相知过有粉饰，以重其罪”，甚少离开惠州城区；

他几乎已不吟诗：“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答周循州》）

偶尔写诗或与亲友论诗，也往往备至叮咛切勿示人。

某次他写了《与曹子方五首》，反复交代“今录三首奉呈，览毕便毁之，切祝！切祝”！

直到重逢表兄程之才，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才有了依靠。

程是苏东坡故去姐姐的丈夫，当时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巡视广州后到了惠州。

苏程两人曾因家庭结怨中断来往42年，至此次程之才游惠州，方捐弃前嫌，重修旧好。

苏东坡因此获得了某些超越普通谪官逐臣的待遇：

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同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

在惠州三年，苏东坡无官无职，赋闲度日，以非官非民的身份，游走于官府和民众之间。

苏轼寓惠不长，但接触人事很广。

虽然谪居，禁锢岭外，居无定所，处境艰难。

但苏东坡如菊，“黄花与我期，草中实后凋。香余自露甘，色映青松高。”

不甘桎梏，也不徒呼超然，苏东坡生命不息，一颗热烈的心即不死，他依然关注百姓疾苦。

他默默在惠州城里穿行，发现惠州民生粗糙。

连接惠州东西两城的浮桥随水涨落，常有行人坠水，“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东新桥》）

西丰湖长桥屡修屡坏。

于是苏东坡慨然捐献自己珍贵的犀带，并向弟媳募捐黄金与钱，以资助道士邓守安、和尚希固建筑东新桥和西新桥。

施工时，他混迹于民工中，监督着工程的进展与质量。

竣工时，他为“父老喜齐集，革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欢欣鼓舞，临筵高歌。

他缓步惠州山野田间，惊觉惠州农业文明落后。

惠州人还在使用笨拙的农具。

并不知利用博罗寺下湍急的溪水作舂米、磨面的天然动力。

于是苏东坡以自己躬耕的经验，教惠州人改革农具，使用“秧马”，又向所属县令建议兴修水利。

他甚至还设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建造军营，解决军民混居、军队扰民的宿患。

当溪水摇绿，小麦吐芒，丰收在望，苏东坡内心充满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