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正是正午时间，按政府规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应该是同样的时间，即便远在3500公里外的西部的喀什地区才刚刚破晓。但在1986年规定了夏时制之后，许多南方省份，如福建和广东，不得不每年调两次表。而对于这些工业省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与香港和台湾保持同步时间。一个广东人说：“这样做（与香港、台湾保持同步时间）除了可以方便约会以外，还有别的用意，如果我想看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就必须有香港准确的地方时间。”

现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以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地方时间。沿海城市拥有大陆最熟练的工人，最具头脑的商业人员。南方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源泉，同时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正在挖掘它的潜力。不仅如此，南方城市也在慢慢变成中国大地上与众不同的“特区”。

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经济滞胀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今年7月的暴风雨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受灾，导致了至少850人死亡，造成了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洪水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要求国外提供救灾物资。同时，政府还被美国国会可能结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困扰。

这对中国南方将是沉重的打击。尽管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勒紧裤腰带的说法目前风行全国，但是两个沿海省份一直保持着繁荣发展的状态。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罗纳德·潘说：“在福建和广东，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十几年前，当香港建筑业大亨乔登吴提出要在珠江三角洲的两岸建起一条收费高速公路时，许多人认为他是疯掉了，这条高速公路将横穿广东省。以前这个省的年人均收入仅为100美元，但在今天，广东省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去年，广东的出口量为10.5亿元。珠江三角洲有20万个新厂，30万员工。吴说：“我做建筑20年，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工厂。”

南方取得的成就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最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政府试图在国内建立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此来发展经济。但南方城市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经济的大潮，一条简单的人为界线是无法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完全隔离开来的。

广东人和福建人一直都有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商家。在19世纪，中国移民就是从这些沿海城市出发到达南洋的，其中有马来西亚的矿场，新加坡的船厂和加利佛尼亚及澳大利亚的金矿。南方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香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的所长爱得华·陈说：“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点。”

而北京以其目前状况看，只能算是经济增长区的边缘地带而已。广东和福建共有8800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而这两个省份去年的经济总产值却是全国经济总产值的1/4。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占据了全国出口量的一大部分，而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让北京政府颇感到棘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方省份经济发展非常快，生活条件也比其他省份要好得多。香港电器联盟的董事长说：“在上海的和平饭店里，乐队仍在演奏着西方早已过时的老歌，而在深圳，人们已经开始模仿着偶像的样子在跳摇滚了。我觉得现在的深圳和香港没有什么不同。”而北方人却往往把这种生活方式看作是拜金主义。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说：“广东在整日忙碌着，除了谈生意还是谈生意。也许你赚到了100万元，但除了钱，你还有什么呢？”他知道广东人一定会反驳他说：“你总是在谈政治，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还是很穷。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大哥大，而你呢，还在为装上一部电话而等待着。”

大陆不仅在地理上与香港和台湾息息相关，而且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有97%以上是广东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2000万人祖上是福建人。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对南方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在1987年，台北放宽了它的不接触政策，允许台湾人与大陆进行有限制的非直接接触。于是，生意随着旅游一起涌进了福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厦门是福建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厦门的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台湾主管说：“许多台湾投资商选择厦门，而不选择深圳，是因为厦门人与台湾人讲的是一种方言，至少我们知道何时何地我们说错了话。”

来自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促使港台与大陆的南方有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在港台，劳动力缺乏；房地产高价，生意风险巨大，这些都是促使它们转移阵地，到大陆来开厂。现在，在广东除了引进外资建成的7000个工厂外，还有1万个工厂为香港、台湾的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或是组装工作。

为了平衡南方经济的腾飞，北京政府计划在上海东部建一个浦东开发区。政府的投资必定是有限的，而南方的市场政策一定会对外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必将使南方的经济更加繁荣。建筑业大亨乔登吴的设计反映出这样的想法，他想在南方和内地之间修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政府阻止内地和沿海城市的联系，那么，中国经济想要达到南方一样的腾飞还要等上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