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集权制度可能更适合于动员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群众性运动，如种树和清扫垃圾。而对教育民众了解乱砍滥伐森林的生态危害性、煤粉尘与疾病的关系等方面做得还不够。环境保护意识仍仅局限于少数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对普通民众对污染危害的无知感到沮丧。“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座大烟囱，就会冒烟。他们不把这些当成是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信息教育处副处长杨朝非说。

尽管如此，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是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高校研究机构设计生产出新型清洁煤饼，它将逐步替代目前许多城市里居民家庭直接燃烧原煤。天津市有一项技术含量极低的垃圾处理方法：养猪养鸡直接食用垃圾，利用垃圾。

沙漠治理专家正在寻找保持治理成果的方法。他们采用承包责任制，这也是1978年农业改革成功的主要方法。例如，陕西省榆林地区的农民，承包种一定数量的树阻挡沙丘的再度侵袭，开垦荒地可受奖励。种下的成千上万棵树组成绿色长城防护林带，一直从中国东北部向西沿内蒙古自治区边界绵延至新疆。防护林带计划大获成功，因为参加者人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利益在内。榆林地区控制风沙研究所所长说：“这是人造绿洲。人民清楚知道，如果不固沙，它会卷土重来。”

这样的基层民众的变化常常表示了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世界银行负责中国计划的主管沙伊德·贾弗德·伯基把这描述为“海涌”，“政府对此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因为政府非常关心稳定问题。”

然而，这种对政治稳定的关心的作用是双重性的。北京附近一个农村的农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一家国营化工厂为避免冲毁水坝，执行一项应急计划，把污水处理池中有毒物质排放到他们的农田里，村民来到化工厂门前举行抗议。当村民拒绝解散时，警察驱逐了他们，引起了混乱，造成数十人受伤。

归根到底，在中国恢复土地和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与坏或对与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选择。随着中国人收入增加，自然生活水平也必须提高。但是中国的土地能否承受一家一户的任意建设舒适的住房，而现有的住宅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亿万自行车拥有者将来改骑摩托车，现在摩托车主人买得起汽车，那样该怎么办？如果为减少空气污染而降低燃煤的数量，那么汽轮机用什么开动？最明确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水力和核能，然而水力和核能也有自身的缺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前任局长内伊·赫滕（Htun）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幸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不存在经济学上的规模效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