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在中国西南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的倒计时中，发射专家组的成员和大约200名外国客人都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到在装有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上。阿拉伯人拨弄着念珠，缅甸、巴基斯坦、蒙古的客人也神情紧张地凝望着。而那些已为这些价值1.2亿美元的发射装置和美国卫星投保的跨国商人也同样神情紧张。接着，重达202吨的火箭终于呼啸着冲向蓝天，控制中心里的人们鼓起掌来，就连在附近铁路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也欢呼起来。担心忧虑一下子被欢庆替代。

当这枚香港人所有由休斯公司制造的通信卫星“亚洲一号”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的时候，休斯公司副总裁史蒂夫·道尔夫曼骄傲地宣称：“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美国驻华大使詹姆士·李雷祝贺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称这一事件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两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

这些让步来之不易。尽管中国运载火箭拥有十分可靠的发射成功率（26次发射有25次获得成功）和便宜得近乎成本的价格（大约一次发射需3000万美元，仅为西方竞争者的40%），但直到1986年，它都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关注。那一年，美国和欧洲的航天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不久爆炸，而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也发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也因为一次发射便宜2000万美元和不需数月等待，澳大利亚政府和一家香港私有财团与中国航天工业部下属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为其发射3颗休斯公司制造的人造卫星。几乎在同时，这桩生意遭到了美国私有火箭发射集团协同欧洲财团阿丽亚娜公司的强烈抵制。它们试图通过不给休斯公司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办法来使长城公司无法进入这一成交额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后来，在中国政府承诺不向中东销售任何中程导弹之后，里根政府于1988年批准颁发了许可证。本来具有一年发射9次能力的中国还同意在6年内，每年最多进行5次国际商业发射，在每次发射准备期间将火箭（注：美国制造的卫星）载荷置于美国专家的监管之下。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特·斯考克罗夫特几周前秘密访华时，中国再次重申了其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的承诺。很快，香港亚洲卫星电信公司得到了美国官员“出口许可证即将发放”的私人担保。1989年底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后，布什解除了对所有3颗卫星的禁令。他宣称这一成交额3亿美元的生意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可以为亚洲提供通信联络。

当美国国会在圣诞假期之前针对卫星出口的授权书加上特别禁令的时候，布什政府的官员也加入到休斯公司拯救亚洲卫星的行列中来。休斯公司的院外活动家史蒂夫·列维说：“我们保证会在总统签署那道命令之前将卫星运出美国。”休斯公司将重达2732磅的人造卫星用获得特别许可的波音747飞机直接由洛杉矶运到了西昌，在那里卫星遵照安全措施被迅速地安置在一间“完全合乎标准的房间”里。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现为休斯公司律师的戴尔·丘吉尔说：“这是一个个人战胜政府的故事。”它能否再次发生将取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而布什就不得不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来处理美国人造卫星出口的问题了。

很明显，双方都处于两难境地。长城公司副总裁说：“80%的商业卫星是由美国制造的，如果美国人拒绝同我们合作，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美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十分有限，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发射他们的卫星，我们就会准备向任何想要导弹的人出售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