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领导人将决定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1986年秋季，北京宽敞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为期6天的会议，中国领导人的交接班仪式开始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和经济改革的命运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后，131位高级干部同意从高位上退居二线，他们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次大规模的退位是将近10年来党内最大的人事重组，为将要带领中国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升起铺平了道路。

这场变动是目前悄然发生在中国的改革的一部分。工厂、农村和政府机关中，有抱负和改革意识的年轻人正稳步成长起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热切地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勇往直前。在接下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将决定着邓小平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发达国家的蓝图能否实现。

刚刚进入最高层的技术专家型干部有57岁的李鹏，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下任总理的候选人。李鹏是已故周总理的养子，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工程师，能讲俄语，当过中国能源部部长。

未来中国的政策将由这样的高级干部制定，年轻的专业人员将负责执行这些政策。37岁的唐艺盖（音）就是其中一位。唐高大强壮，说话速度很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时他是红卫兵。“那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今天想来都很懊悔，”他回忆说，“那是个动乱的年代。”

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过后，唐一头埋进书本，从知识中寻求解脱。他被经济学家的著作深深吸引，从卡尔·马克思到弥尔顿·弗里德曼都读过。1976年从新疆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唐成为“**”结束后中国第一位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到政府部门工作。他说：“我来自中国的边远地区，我想为祖国的发展尽一臂之力。”

36岁的潘伟明（音）历尽曲折，终于成为上海市宣传部副局长。“**”期间，他在中国中部的井冈山区种植稻米，经营一家小规模的杀虫剂厂。28岁时，他去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在校期间，他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潘毕业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宣传部工作，职位晋升得很快。“我和农民生活了8年，”他说，“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是多么贫穷落后，这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使我下决心改变中国的面貌。”

“文革”留下的创伤使一些年轻人不敢发表见解，担心他们可能成为将来某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王力平（化名）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做了8年车工。王不想让人们注意自己，不过他希望去美国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然后边教书边做咨询工作。但是，王意识到他所学的很多知识依然不能付诸实践：“在中国的大部分工厂里，我们学的关于任务设计、工作结构的知识都用不上。”

王的同学马彪（化名）1966年至1968年在农场工作，1970年大学毕业。去工厂干了10年后，目前他在一所小规模的西式管理学校学习。和王一样，马彪也怀疑所学的知识能否在实际工作中用到。他说：“书本上的办法不管用，它没有告诉你在权力的压制下如何管理，也没有告诉你如何对待工厂的党委书记，因为书记仍然持有很大权力。”

随着事业的发展，马和他的同代人将不得不处理这类困难和担忧。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