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当北京宣布江泽民将接替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时，人们并不出乎意料。毋庸置疑，59岁的江泽民是个政绩卓著的领导。他在苏联学习过电气工程，精通4国语言。江在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任职3年，多有建树，后来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但是，正如他本人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市政，更不要说管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了（上海有1200万人口）。“我没有经验，”他的谦逊很令人欣赏，“我是个博而不精的人。”
上海的经济改革反应缓慢，中央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正是选择江泽民做上海市市长的原因。大概3年前，在邓小平的鼓励下，上海有了与外商做生意和吸引外资的极大自由，不用再首先征得北京的同意就能出口商品。中央授予上海可以与外国建立合资公司，筹集国际资金，为建设工程招标等特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创汇额已经占全国1/4，工业产量占全国1/8的上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兼具华尔街和鲁尔工业区的双重作用。
但是以前被普遍认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上海在贯彻改革方面，已经落在北京、广州，甚至重庆和深圳的后面。深圳建成的合资企业比上海多（深圳150家，上海90家），面积只有上海1/3的广州拥有的私营企业比它多（广州10万家，上海9万家）。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上海将面临失去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的传统地位的危险。“这里明显缺乏创造性和动力，”一位市里的中级干部说，“我们或许比较安稳，但是改革的步子太慢了。”
如果城市的建筑会说话，上海的建筑会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当北京和广州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宾馆和办公楼自豪时，上海还是一张黑白照片，凝滞在20世纪30年代。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前，矗立在邦德路两边的英国商行和银行依然如故，只不过现在看起来污浊陈旧，好像另一个时代的背景。
上海没有跟上邓小平的号召，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花费在日常生活上。这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面临严重的住房紧张问题。100多万家庭住在狭窄的一居室里，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有一户姓陈的人家，5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屋里刚好能摆下几张床。他们和邻居共用一个厨房和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我们总是互相碍事，”陈爸爸抱怨说。陈家的经济能力较宽裕，可以买得起大一点的房子（3个孩子年龄在19岁至26岁之间，都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可买。
街道上交通堵塞，黄浦江是个散发出恶臭的下水道。甚至上海的郊县在尝到发展的甜头后，也要讨价还价了。郊区的农民使用了化学肥料后，不再乐意收集城里人的粪便做肥料了。
上海能发展成大都市，是历史的偶然。这是个大海港，由此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商人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在上海建立各自的租界，经营了100多年，直到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殖民地时代，上海几乎没有中央计划，英法美3个租界的下水道系统各行其是，上海不得不费力地把它们连接起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强调农业发展，忽视城市发展，上海的发展自然缓慢了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过去建立的工业反而限制了它今天的发展。中国的其他城市可以造新工厂，上海则不一样，它已经有几百家老工厂，对它们很难实行改造革新。工人们几十年来习惯了旧的生产体制，因而不愿学习更有效率的新生产方法。“上海是个难啃的骨头，”市里一位领导说，“它庞大，傲慢，又陈旧。”
用这几个形容词形容上海6000人的官僚机构是很恰当的。政府机构有时好像在阻挠改革，而不是在促进改革。其他城市已经成功地分散了市政机构的权力，上海依然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一位西方人这样形容臃肿的市政府：“上海有聪明的脑袋，稳健的双脚，但是肚子太臃肿了。”厂长们抱怨市里要他们上缴的税收增加了，却不给他们权力推行改革，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市里下达的任务。“权利和义务应该结合在一起，”一家灯具厂厂长牟德庆（音）说。然而行政机关似乎不喜欢邓小平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就业率是极其重要的，不应该掌握在厂长个人的手里，”上海一个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说。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邓的改革会削弱政府行政干部的权力。“如果让厂长决定工资、奖金，我们就会失去权力，”这位经济专家说出了心里话。
江泽民市长意识到不首先处理城市的问题，上海就难以实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江说首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他的前任，担任5年市长的汪道涵向中央反映过上海的困难，使江泽民更容易实现他提出的目标。1984年年底，赵紫阳视察上海时，批评上海的经济发展太慢。汪市长回答这是由于上海几乎把所有的税收都交给北京，只留下14％。赵紫阳允许上海1985年留下23.5％的税收，1986年则增加到25％。
江泽民很清楚仅仅依靠制造业，上海将难以发掘它的经济潜能。中国各地都建设了工厂，上海不能再指望从遥远的省份获得生产原料。1984年年底，高级经济学家和规划制定专家为上海起草了发展的蓝图，重视高科技产业、银行业和远洋航运。2月，北京批准了一项地区性规划，把上海置于中国东部城市商品销售服务网的中心位置。一些上海人认为这个决定反映了中央相信上海能完成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江泽民看起来对成功充满了信心。“遇到困难时，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应该勇往直前，毫不退却，”他挥动着手说。历史证明江泽民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在过去的100年里，上海对经济刺激反应灵敏。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繁华使它赢得“东方巴黎”的美誉，现在它的风华虽然几乎**然无存，但是在上海重要的购物街，繁华的南京路上，仍然能看见驱动它前进的精神。这里的商店以汇集全国各地的商品而驰名中国，购物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服装、鞋子和其他地方产品货源充足，还有索尼盒式录音机、卡西欧计算器。任何一个像上海这样繁荣昌盛的城市都有十足的把握预言邓小平的改革必定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