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大约1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钟长的讲话更多关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题：恢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脑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遭到破坏的地位。

胡耀邦说，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恢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时间“像金子一样宝贵”。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领导就好比摇椅政策，没有方向，也不会有结果”。

胡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官方言论的突然逆转。事实上，他更反映了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对领导层来说，问题是如何发展并激励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天才，而又不会使长久以来就被灌输不信任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大众产生抵触情绪。可以预料，最初的行动一定会遭到反对，甘肃工人王士奇（音）就为此恼怒不已，在给《工人日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政府和很多企业最近都发出命令和一个接一个的通知规定，报纸上也出现长长的文章支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10年中饱经苦难。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和学者被10多岁的红卫兵逼死。其他数以百万计的脑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在农村运肥这类工作。最终，这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一度被发配到农村。从那时起就出现的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就是经济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中国10亿人口中据估计有2.5%的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从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帮助设计制造中国氢弹和地球卫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他们的贡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35美元，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资低10%。

经济和物质上的条件知识分子尚可忍受，但是来自中国各阶层对他们广泛的歧视却更让他们难过。北京大学一个毕业生说：“有些领导并不真正喜欢知识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讨厌我们。”一个中学教师说：“在一家工厂里要是你戴着眼镜，又有文凭，那么人们就会讨厌、嫉妒你。”

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狂热的压力下被迫关门，这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恢复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在去年晚些时候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技术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后，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聂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会有现代化，中国经济也不会到2000年的时候翻四番。

恢复知识分子地位这个过程所取得的进展仍是令人痛苦地缓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北京第7化工厂48岁的副厂长朱玉凤（音）因为入党请求不断被拒绝而自杀。这份报纸把她的死归罪于来自“左倾思想”的压力。另一个事例是山西农业协会的科学家郑新文（音）。因为他曾经是右派，他的入党申请就遭到拒绝。

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谦卑。邓小平的改革派也决心提高他们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旧对现状没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变。甚至《人民日报》也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还经常出现“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