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从下巴以上，他像个强盗。从脖子到膝盖，他像个刚刚从街坊小馆出来走进伦敦迷雾中的英国人。但他的膝以下，那里他的军裤配上他的卡其布运动鞋，他看起来像中国人。他的装束——浅呢软帽、雨衣还有军装——塑造出一个被截成三截又被拼凑在一起的形象。”

这就是奥威尔重新发现的北京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哈佛燕京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许多事情。中苏关系之间的裂隙和对美国最近在东南亚的战争的回忆加深了中国传统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对外来者的不信任。虽然他为了和平与友好而风餐露宿，但奥威尔感觉他就像在“野蛮安排”的实验的一部分。没有平常的谈天说地，没有通信地址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女性同伴。“在中国缺少世界主义的城市街道上，当我走过时，我有时会看见母亲保护性地抱住她们的孩子。”

从1978年起，奥威尔几次重返中国去寻找那些改造过的街道。与过去相比，主动介绍的多了，对西式服装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馆里，王益民扫了一眼美国香烟、带有防震装置的手表和硬通货。他和他的朋友喝掺有啤酒的橘汁苏打，并讨论哪一个外国参观者愿意同他这样的人相处。

奥威尔能讲汉语，最后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册子；但他对王益民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却始终拿不准。对他的印象深刻是，许多中国人表露出表达言论和欲望的意愿。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梦想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我认为那是人性本质。”奥威尔发现这样的情感与国家创立人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就像那些高举毛的小红宝书的人突然怀抱心理训练的手册。

“出去看外国客人！”充满了观察，它相当于1000幅崭新的新中国的照片。在上海宽阔的人民广场上，他遇见了乘机动脚踏两用车，在街灯柱之间进行障碍滑行的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男孩穿着他自己缝制的蓝色喇叭牛仔裤。他甚至带上了一个用圆珠笔写的LEVIS标签。在东北城市大连，奥威尔逛了“自由市场”，这里到处是叫卖陶器的小贩。他感到纳闷：这些商业活动如何有别于资本主义。他的导游回答说：“为什么它不属于资本主义？原因是它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不允许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别人。你不能雇用另外一个人为你工作，为你挣钱。但假如你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勤劳致富，那就对了。”

昨天的异端邪说成了今天的诡辩论据，昨天的敌人或许会成为明天的主顾。奥威尔注意到：来访的中国官员礼貌地享受着当地人的热情与好客——他们被邀请品尝大块的热乎乎的、还在流血的牛肉；热情的女主人几乎要撑破她们的紧身牛仔裤与衬衫。

在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中国代表团仔细听着，面无表情，而同时一个公共广播系统里的声音宣布表演开始。

美国人游历了中国的农场和工厂；中国人穿行于迪士尼乐园和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场景应该使从长岛到西雅图市场发展管理者感到振奋。奥威尔并不如此乐观。“在中国我所看见的是，我周围每个地方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写道并深思，是否“所有这些靠利益激发的活力最终将与用于在理论上指导中国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相碰撞”。

奥威尔是怀旧的。尽管目标是不现实的，但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仍令他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