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行得通吗？它到底能走多远？这些是中国领导人探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代化道路时，它的人民不断提出的疑问。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以往那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而转向相对灵活经济。中国共产党已经调整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使地方工厂和农村拥有更大的主动权；政府也给予艺术家和作家新的言论自由，并且冒着风险选派几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所有这些变化最终看来和中国共产党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艘巨大而沉重的轮船，能够进行如此之大的转变，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耳闻目睹中国的巨变到底能走多远，将来还会有什么改变，《时代》周刊总编亨利·葛朗沃德率领一批编辑到中国对4个地区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这些人包括社论编辑拉弗·葛雷丝、《时代》周刊经理雷·凯夫和首席记者里查得·伯恩斯坦。在北京经过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访问了中国的农业大省四川省。目前，中国许多关于解放经济的实验都是首先在四川省进行尝试的。随后，他们乘飞机越过横断山脉到达西藏的拉萨（平均海拔16000英尺）。最后，他们一行到达3000英里以外中国东南部贸易省广东省。

这些编辑发现中国正在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现代化。与过去做法大相径庭的是，地方农村和工厂的领导人逐渐能够以获取利润为基础自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和生产何种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份额之后，他们现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将他们的某些产品直接出售给其他厂家或者在自由市场上销售。另外，他们还保留一部分获取的收益，以便在需要时使用。这些收益主要用来支付工人的奖金，购买原材料和新设备。随着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不断扩大，特别是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接触，这不仅使中国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而且使中国认识到进一步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模式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着许多弊端。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已经开展了一些宏伟而富有灵活性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在长期被集权控制的社会中造成了对立和裂痕。

《时代》周刊的编辑采访了数十名中国人，包括国务院成员、工厂经理、工人，以及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这些被采访的人都谈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益处和弊端。他们都认为现在只是划时代的过渡时期。下面就是对7名中国人的采访：

万里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前说：“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一直在进行革命，而且我还要继续进行革命。”万里，64岁，是一位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满头银发的老者。直到今年早期，万里还是中国华东省份安徽省的省长。国家的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在安徽省首先进行试验。万里和邓小平一样，两次被打为“反革命”，又两次出山。“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许多苦难。”他说，“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从我们的苦难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勇气进行这些改革。”

老一辈毛泽东主义者过去反对物质刺激，不过现在认为发家致富能使人民更加勤劳。万里说，地方农民不再仅仅按照国家的配额进行生产，而是自我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以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他说：“他们更明白该种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变得富裕起来。”在旧的体制下，工厂是按照规定的配额进行生产，并将几乎所有的利润上缴给国家，但现在大约20%的产品可以投入到自由市场。“我们还计划把权力下放到银行。”万里说，“在过去，工业投资一直是由国家直接提供。根据现在的新政策，企业可以直接从银行得到资金，不过企业必须要支付利息（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的利息大约是一年3%）。”

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之一，万里非常清楚将来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人力资源，有原材料。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有资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很快见到成效，以保证人民的信心。”万里说，“我们是有压力的。我们过去已经犯过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再犯错误，那就不好了。”

“生产队大部分成员一点都不怕我。我只是尽我的职责把每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任何成员做坏事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怕我了。”滕家云笑着说。身体消瘦的滕家云是四川省成都市附近云门口人民公社曹康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年仅29岁，他就成为这个生产队蔬菜种植的权威。去年，450人的生产大队的年收入增加了35%，达到120万元（即81.6万美元）。滕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基本上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下大力气发展副产业，同时还建立了一些作坊（这些包括生产毛毯和硫酸的作坊以及修理农具的车间）。其次，我们让生产队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还采纳了多劳多得的原则。”生产大队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用来统计谁干的“工作多”。滕家云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年收入900元（612美元）。他花了2000元（1354美元）为自己新盖了一间砖瓦房。有一部分钱是向公社信用社借贷的，没有利息。“我在农田里花费的时间很多。”滕说。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尽管这一职务每月的薪水很少（每月22美元），他必须负责调解纠纷，惩罚违法乱纪，还要根据政府计划生育的政策，劝说村民只生一个小孩。因此，滕很清楚去年生产队有几例离婚（1例），有多少妇女做过流产（12位），有多少犯罪案件（6起轻微偷盗案件）。“领导无论什么时候和违反者谈话，通常都可以解决问题。”滕说：“但是如果领导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召开大会，公开批评违反者。如果违反者还不积极悔改的话，那么对他进行处罚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制定了新的制度——多劳多得。”

由于靠近成都市附近的市场（340万人），所以曹康生产队要比其他边远的生产队富裕。滕说：“我们需要政策具有连续性。这一点现在可以得到保证。”

滕是个退伍兵。以前他想当一名工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现在他对农民的前景充满了希望。“我已经购置了许多家当，”他说，“我有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还有一台缝纫机。到今年年底，我将还清生产队的欠款。我明年有什么目标呢？买一台电视机，大约400元（280美元）。以后我的收入还会增加，日子将越过越好。”

1966到1969年中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远胜于其他任何阶层。红卫兵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工作者、作家或教授能够幸免于难，按照术语就是“劳动改造”。今天这些受害者采用不同的说法：“下放农村”。他们中有许多人受迫害而被迫自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受着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头在地下，脚在天上。现在我们的脚终于站在地上了。”

宦乡，70岁，曾担任中国驻欧洲数国的大使，现在只是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之一。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些知识分子被重新安置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他是中国最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要推动者。宦乡说：“我们一共有8000名研究人员。我们的经济研究人员一直和经济部门合作，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们甚至组织了关于人生目的的讨论。经过30年的政治动乱，我们的思想现在比较混乱，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论坛专门讨论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由于政治动乱，许多年轻人的教育被迫中断。宦说：“有些人在‘**’中自学成才——那时他们学习非常艰难。”

宦说：“中国现在有三种人不拥护中国的新路线。第一种，是那些木瓜脑袋——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任何变革。第二种，是那些受自己思想禁锢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变革。第三种，是那些过于狂热的人——这些人容易走极端。”

宦最后说：“中国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将会有一场较量。不过，死守旧观念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试验。我们到底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我们逐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曹禺说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夸张。曹禺，70岁，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剧作家之一。中国对于写什么和发表什么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监督。但是自从1979年西方艺术在中国恢复以后，中国剧作家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创作了。仅在过去两年里就有数十部戏剧开始批评中国的弊端，反映政治动乱给个人带来的灾难。剧作家也开始谨慎地涉及曹禺曾经所说的“禁区”——爱情题材。

曹住在北京西部。他非常和蔼，喜欢邀请客人到他简单而舒适的房间做客。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去年春天他到纽约参加他1940年创作的戏剧《北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新上演）。他用其犀利的洞察力评估了中国的艺术自由。“中国的电影仍然有太多的限制。”曹说。在中国每年能够上演或发行200个新戏剧就相当不错了。曹说：“如果有上层的干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这还取决于每个剧团，由它们决定自己的剧目。”

与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曹在“**”期间也经历过劳动改造。“我们现在将那段时间称之为‘十年浩劫’，”他说，“稍微年轻的一代人可能得以幸免，但是我们却深受其害。过去我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老百姓对统治阶级说的话看得很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忠心与否的一种考验，而且有时一个人说的话就可以成为法律。但是，他们阻止不了我们反省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这种程度，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防止我们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需要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现这么多新戏剧。”

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有1亿多人，与世界上10个最大国家并驾齐驱。杨仪萱被四川省副省长称之为“新近发现的管理人才之一”。她掌管着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这个工厂坐落在成都的北面，红砖砌成，拥有1万名职工。杨仪萱，48岁，总是笑容满面，极具亲和力。她是从基层提拔起来，成为6个副厂长之一。第一纺织印染厂是四川省最成功的试点之一。

“**期间，工厂内各个派系之间斗得非常厉害，工厂为此3次停产，造成损失1亿元，”杨说。杨接着提供了一些工厂发展的数字：“我们去年的产值比前一年增长22.3%，利润增加56%。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利润就比去年增加了117%。”她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工厂自我管理的结果——自我决定生产什么样式的布，选用什么原材料，在什么地方的自由市场销售超额产品。“我们的成本降低了3.1%，”杨说，“我们现在开始多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些高质量产品比我们以前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带来更高的利润。”

整个纺织印染厂还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企业。国家规定它的价格和80%的生产配额。与在自由市场中相比，来自其他厂家的竞争要小得多。但是杨和她的职工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在过去，如果我们提出什么新建议，它必须要经过上级的批准。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她对自己不断增加的责任有何感受呢？“工厂的生产可能会下降，还有工厂遭受损失——这些是我唯一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