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具有很多方面的才干，他在与美国新闻记者相处中表现得十分自如。作为庆祝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当局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访活动。活动的亮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的会见。对美国记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以这种方式相聚。邓小平无拘无束而巧妙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并与每一位记者碰杯。一个记者称赞邓小平的回答简洁明快，邓风趣地说：“因为我没有在议会的工作经历，不知道怎么才能长篇大论。”

电视记者们为搜集素材，利用此行难得的一点自由时间，不辞辛苦地深入田间地头拍摄农民在田间劳作的镜头；闯进了一个关闭很久的公园，拍年轻人恋爱；进入美发厅拍摄中国妇女如何做头发。美国广播公司摄影记者认真地记录了一只北京填鸭从烤炉到餐桌的全过程。记者团成员、《时代》杂志香港总部主任马什·克拉克在报道中写道：“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如同参加一个大型的中式宴会，处处都是新闻。”

他们的报道使在美国国内的编辑们更加想在“宴会桌”旁设一个“专座”。至少有25家新闻机构申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大约15家可能会得到批准。这一数字大约是在京的非共产党新闻机构的两倍。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将首批进驻北京，时间大约在3月1日。美国一些主要报纸、新闻杂志及广播电视网将随后进驻北京。

美驻京联络处主任莱昂纳多·伍德科克警告那些急欲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美国媒体称：“将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实际上，由于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办公用房和公寓，大多数新闻机构只好为长期租用北京5000套酒店房间而进行争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理查德.Ｓ.萨兰特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记者搭帐篷。”在北京设立新闻分支机构的费用昂贵（文字新闻为年均10万美金，电视新闻则更高），主要是因为需要进口大量的器材设备。“老北京”告诉新伙计，不但要把自己的汽车带来，甚至还要带零配件和油料。无论如何，在北京经营一个办事处的费用绝不比在东京、巴黎和伦敦低。

大多数美国新闻办事处都是由一个人独当一面，许多职员的工作都由记者亲自来干，如合众社记者罗伯特·克雷比和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们在香港和东京都是大牌记者。想到作为记者能留在北京，并从那里报道中国的发展，真是一件美事。

尽管中国放宽了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的限制，但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仍然受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严格控制，如果要采访重要官员或离开北京去外地必须做出说明。因此，早些时候的一个夜晚，中国外交部官员屈尊来到过去难得一来的酒店，敲开了外国记者的房门，告知将解除对美国记者的新闻限制。这着实令客居北京的美国记者吃了一惊。这绝不仅是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新闻惯例。1月29日，当邓小平抵达华盛顿开始为期一周的访美行程时，他的随行记者将不会少于30人。那将可能是中国急切地想宣传自己“对外交往”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也许也是基于对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去北京“朝觐”的特殊关系。当时尼克松的随行记者为8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