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贫穷、落后，这与宣传的形象截然不同。

直到今天，中国落后的现状与北京的思想家多年来所宣扬的灿烂辉煌神秘形象相距甚远。《时代》周刊杂志驻香港记者理查德·伯恩斯访问了中国的南部省份以后，在他的报道中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一条不知名的小街到处都散布着锈迹斑斑的废弃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着一排用绳子束着的柴禾捆。红砖块、马口铁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几辆紧锁的自行车斜靠在一座三层楼的外面。三只小鸡待在一个木板条笼子里低声咯咯地叫着。孩子们串来串去，还有的在跳绳玩，而他们的父母们则在利用周末时间来洗衣服，用的是从街边水龙头打来的冷水。

眼前脏乱、贫穷的街景与挂历画里中国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帮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在一个伊甸园似的果园里收摘着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厂里，衣装整洁的工人正在劳作，脸上还挂着笑容。这是与越南北部接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南宁市（人口50万）的一条小街，也是中国总体景貌的缩影。

可以肯定，中国确实有富丽堂皇的工厂和欣欣向荣的公社来向游客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发现与中国现状最接近的景象，还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区或小乡村里转一下才能了解。中国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当地宣传介绍说，刚“解放”时，南宁只有4家工厂，是一个“消费城市”，从其他地区进口产品来维持自身。而现在，当局骄傲地指出，南宁的人口增长了4倍，有400家工厂，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城市”。有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医院，几家建筑综合企业，以及几家有几千名工人的布局合理的工厂。

但南宁仍旧非常贫穷，在这条小街上，房内没接自来水，许多街区都是这样。大部分房间点着昏暗的、光秃秃的灯泡，由一条电线悬挂在天花板上。窗扉或千疮百孔，或污迹斑斑。在夏季炎热的几个月里，通风条件非常差。在几家共用的厨房里，唯一的炊具就是一口铜锅，烧的则是煤和泥混合制成的煤饼。一家人住在两间房间，大部分家庭住三小间。主要装饰是脱落的宣传画或者是并排贴在墙上的领袖的画像。

没有一家有自己的厕所，居民大部分都使用街拐角处的公用厕所。居民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事实上，这是12年前才修建的，也就是1966年中国陷入十年动乱之前建造的。

“从那时起，‘四人帮’就使我们停滞不前了。”这是住在南宁的这条小街上的一位居民说的，他来自于某电影制片厂的一家工厂。“我们非常落后，”然后，他又补充说：“10年后你再回来看看，你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们准备从头做起，10年的时间，一切都将是全新的，都将是现代化的。”

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观点，到处也都是号召人们为“四化”多做贡献的宣传标语。不管是厂长、公社社长还是车间里的工人，似乎都满怀现代化理想。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深切的感触：在冷静务实的邓小平的鼓舞下，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场惊人的转折。尽管政策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但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6年前相比却变化甚微。

在1972年乒乓外交令人兴奋的岁月里，外国游客已经开始访问中国并写下了一些常常是非常狂热的报道。现在，同那时一样，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人虽然要节省些，但食物还算够吃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良好的健康状况，如果说穿的衣服不够时髦，但还可以穿得暖。不过很难察觉出真正的生活标准提高。

许多城市破烂不堪，它们共有的特征是：刷有白色涂料的建筑外观污迹斑斑，破碎的砖头，破旧的脱皮的木门，甚至连一些值得骄傲的纪念碑也遭受着无人照看的厄运。在广东，主要剧院是修建于1951年可容纳5000人的孙中山纪念堂，从远处看，这座纪念堂还显得非常壮观，但从里面看，则墙皮脱落，以前以天坛风格装饰的主梁柱和房梁也黯然失色，年久失修。在相对富裕先进一些的广州市，表现出当局对于个性的容忍程度越来越大。以发型为例，样式变得更多了，许多妇女，留了小侍童发型（向下卷的齐肩发型），甚至于还烫了发，不过正统的羊角辫仍然是主流发型，而不是例外的发型；服装样式、颜色更为多彩，红黑方格呢现在尤为流行，但大多数男女还都穿着单调的宽松下垂、满是补丁的蓝黑工作服。

中国连续不断的口号声丝毫没有减弱，虽然内容由抽象的思想意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明确的现实目标（为“四化”多做贡献）。就像广州一家幼儿园里一样，孩子们现在可以唱“我愿做一名飞行员，高飞在美丽的天空……”，但是这些三四岁的孩子们还必须学唱赞歌，说明政治思想的灌输仍然贯穿于始终。最常听的毛主席赞歌《东方红》的嘹亮歌声仍然回响在候机大厅和候车室里，结束时依旧高呼“伟大舵手万岁！”工厂和公社里高音喇叭仍然在大声地广播。在南宁，“今日大舞台”正在演出庆祝广西自治区成立20周年。这场演出仍旧是描绘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历史。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艺术也被允许了。在桂林市一家主要的书店外出现了关于十卷装的《史记》的广告，这是最近才被平反的儒学经典作品之一。在艺术学校和画廊，传统的山水风景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再是革命英雄的素描。在广州的孙中山纪念堂里，中央音乐团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萨拉特的小提琴乐章，这两位作曲家在几年以前还被批判为“没落的资产阶级”。但节目单上同时还是出现了“无产阶级”交响乐，名为“日照香炉升紫烟”。这是一首欢快的幻想主义作品，有些德彪西作品的风格。也许意义最大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逐渐消除了，在介绍情况时，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几年以前，如果问及一位农民提高水稻产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时，他会回答：“掌握毛泽东思想。”而现在他更可能会回答说“多施点化肥”。如果说对那种宗教仪式般的口号还有一些需要的话，那么对于化肥的需求就更为明显了。因为常常有外国的访问团穿过青螺潭公社的田野，这个位于广州北部的公社已经印制了一些传单，上面宣称：粮食产量正“一年年”地提高，但在传单上，也清楚地列出了在1965—1976年之间产量几乎没有任何提高的统计数字。而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25%，该公社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人均产量下降。一位老农民正细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种了一些饲料作物来喂猪和鸡。“我们在‘文革’以前比现在过得还好。”

粮食数量不充足，食品的质量也不高。在广州、桂林和南宁的水果摊上，只摆放着一些柑橘、苹果和柚子。柑橘满是碰伤，皱皱巴巴；苹果个头不大，又给虫子咬了；而干柚子更是大不如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所见到的好。富含蛋白质的豆腐，一度是穷人们的肉，过去是中国各地的食谱上都有的，现在成为城市市场上非常少见的奢侈品。

由于存货长期不足，许多人买东西都到路边人行道或小巷里兴建起来的小自由市场。在进出城市的路边，到处都是卖菜的农民，这些蔬菜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植的。他们靠卖菜来增加点现金收入（一年的收入是150—200美元）。所有人都精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足见其重要。这一现状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者们指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城市贫穷，农村将会更为贫穷。

这在桂林尤为明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街上挤满了城里人，他们在百货商店前面转悠。通常百货商店是城里人下班后的活动中心，一家商店的柜台前，吵吵嚷嚷的人群挤来挤去，就是为了买双刚上市的两美元的帆布鞋。不远处一个昏暗的人行道上，几个农民裹着破毯子来抵御夜间的严寒，他们面前一堆堆花生、柑橘和罗汉果，尽量地卖给过往的行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就把毯子搭在肩上赶回城郊的公社去了。

同时，一家地方“工人文化宫”——实际上就是一个草草建成的电影院里，挤满了人。伴着甜美的音乐，正放映着一组彩色照片，盛赞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科学实验室、漂亮的医院、闪着火花的炼钢炉让人眼花缭乱，还有关于农业生产的照片——活蹦乱跳的鱼虾装满了网、成熟的水果压弯了枝头，使在座的观众不时地发出了大声地“喔……”“哇……”的惊呼声。银幕上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丰足景象同外面街上裹着破毯子的农民差距也太大了，这可以省略，但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