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的午睡中正做着水深火热的梦，忽被电话的手揪住耳朵扯起来。“我有个事不知你肯不肯帮忙。”马秋芬的声音，比往常庄重。我立即清醒了许多。我最怕谁求我办事了，求到我的事往往和当兵有关，我又不掌权，求我就等于我求人。而让我弯腰求人还不如打我一顿好受。我不禁紧张着说：“沈阳市作协主席求我帮忙，我敢不帮？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这事儿只要你不拒绝，肯定力也有余。”我惊慌着问她什么事。她说：“我又出本小说集，想让你给写个序！”我顿时啊了一声，连忙申诉：“怎能轮到我写序呢？我述没混到给人写序的份儿上。人家不笑掉大牙说这小子自己小说还没写咋样，倒充大个儿给别人写起序来了，知不知道天高地厚？”她“嘿”一声道：“我就预料到你非拐弯抹角不肯做，你们就是这套号的，嘴上嘻嘻哈哈说自己不行，心里却狂得可以！”我继续抵赖：“配写序的人很多，怎么偏找我这不配写的？”“咱们不是鲁迅文学院校友吗？咱们不是省作协青委会同事吗？咱们不都在沈阳而我又急着下稿吗？我总得找个既能认真写又能快点交稿的呀！”我再无可抵赖。认下了这个不自量力的事，阿Q那样一想，占了马秋芬的便宜呢，不叫她这个电话，说不上还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几小时。
于是我就认真拜读了《雪梦》、《还阳草》、《二十九代人杰》、《狼爷·狗奶·杂串儿》、《那刘哥》、《张望鼓楼》几个中篇。边读边暗暗惊奇，怪不得评论家彭定安同志称马秋芬的作品为“关东文化一枝花”，原来她早已不是先前的她了。马秋芬紧跟着文学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刻苦地急行军，每篇作品都弥透着前进的脚步声，并且都带有浓厚的文化色泽。她写出了东北地域文化意味，写出了自己独特的带有阳刚之气的女性风格，写出了一个好作家应有的创新意识，写得潇洒活泼，写得新鲜奇特，写得雅俗共赏，有较强的可读性……再联想她的积极接受新事物，如在辽宁青年作家群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等，便可理解她这些新作何以时有魔幻、夸张、变形、新写实主义等新流行手法出现，也可理解辽宁第二届优秀青年作家称号何以授给她。
马秋芬不是黑龙江人，下乡插队也没到那里，那片领地不是属于她的，她却忽然闯了进去，巧取豪夺回这么多小说，成果是令人吃惊的。对这批作品的特点细一想，概括出这样一个感觉不知对不对，即：女性的阳刚，逃避的收获。女性的阳刚就是，由原来女作家婉约纤柔的笔调一变而为热情中充溢着绿爽的阳刚之气。而逃避的收获呢？
我认为东北文化不是光指黑土地的农、猎民的粗犷、豪放、野性，甚至鲁烈的习性。东北的普通市民生活和风习也在其中，尤其当代，这还应是极重要的部分。可是却往往反映前者的作品见多，而忽视了后者。马秋芬是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除了下过两年乡，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她影响较大的作品却属前者。她避开了都市的嘈杂和喧闹，避开大都市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而跑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去写较单纯的农猎民或边民生活却取得了成功的收获，所以我说是逃避的收获（当然也可以说是有意追求，另辟蹊径的结果）。
马秋芬逃避开都市了（逃避也要付出许多血汗，这自不必说了）。她在省作协理事会的发言就有这样的话：“……我曾三次游历过黑龙江。每次出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叫做采访，玩，散心旅游，猎奇，逃避都市，寻觅原始蛮荒，其实也都可以。”这其中就说了逃避的意思。逃避也好，追求也好，总之她跑到那片神奇的土地t去了，并且巧取豪夺一批带有逃避和寻觅双重痕迹的小说来。小说中的熊、鹿、狍子、狼、野猪、人参、鹿茸、还阳草、猴头、木耳、野兽果、淘金沟、玛瑙矿、无边的塔头甸子、深远肃杀的林涛、宽阔神秘的黑水、严酷奇特的大雪、少数民族猎男农女的凄美故事，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新鲜气息。她所到的地方，对于厌倦都市生活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太新鲜太丰富了，“仿佛每迈一步都会踩出一个坑，从坑里咕嘟嘟地往外冒东西”。她贪婪地把咕嘟嘟冒出来的东西拣运回城市，用城市人的审美眼光一加工，便成了新奇的艺术作品（也与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文学观发生变化有关），这些作品自然也就改变了她过去婉约纤柔的气质，而贯注着一股铿锵、悲凉并带有粗矿和宽容悲色的阳刚之气。
每看中国当代女作家，尤其是东北女作家的作品，我总好用萧红这把尺子去量比，所以又把马秋芬这组女性的阳刚之作放在萧红这把尺下了。萧红是把大尺子，量到谁时有显短的地方也就难免了。
萧红写东北人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马秋芬也写这些，马秋芬笔下的女性都是坚强的，有生的韧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又都是不幸的。《雪梦》的女主人昕辉，四个孩子三个爸，三个爸又是两个民族，同民族那俩丈夫又是亲兄弟，最后还得同第三个丈夫假离婚，暗同居，费了千般周折和力气，最后仍得留在严酷环境中默默生存下去；《还阳草》中女主人公彩子，被骗奸后不得已嫁给外村一个生疏的男人，当她婚后与这男人有了爱情时，把被骗奸的事告诉了男人，不想男人不容，心胸狭窄地施行报复，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女人的爱情也消逝了，以致最后离走；《二十九代人杰》中的女人谷满，带着两个亲生的私生女，自己却压根儿没有丈夫，最后嫁给落魄的跑腿子男人，她有了丈夫却再也生育不出孩子；《狼爷·狗奶·杂串儿》中的狗子，嫁给很丑的男人——狼老大，说什么也生育不出儿女来，直至被狼咬死，死后埋在坟中的尸体也被丈夫扒出，让狼吃光了事。这几个女人都有被奸污或侮辱的经历，但又都在艰难中顽强地生活下去。作者对她们既有强烈的同情心又有歌颂。而那些男性，大多是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那刘哥》中的刘哥，《二十九代人杰》中的杨白灯，《还阳草》中的春林子、宝仓子，《张望鼓楼》中的金木土，都写得活脱脱的，都是活脱脱的不争气的角色，但他们又随遇而安地生存。萧红笔下也有无可奈何的角色。如（〈马伯乐〉冲的马伯乐就是吧。
萧红是逃开生养自己的乡野后，在大城市写自己的乡野。马秋芬是躲开自己的大城市，到乡野走一阵之后再回到城市写别人的乡野，所以作品有气质的不同。不同在，萧红字字句句都透溢着自己的乡亲乡情，而马秋芬的却能看出是别人的乡野乡情。还不同在，她们从小接受的文化营养不一样，因而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一样。萧红语言是雅的，描写多么粗俗的生活也使用极文雅的语言，并且语法句法太特别。马秋芬则是雅俗共赏的，流畅的文雅之中又夹带了诸如“狗起秧子”、“屑泡屎撒泡尿”之类的东北民言俗语。两人虽然都有非女性的雄迈胸境，但萧红的是外在看去平淡雅致，内里却野性越轨，马秋芬的则外在泼野阳刚，内里火热温情。萧红是散文化带了点儿诗化的，马秋芬是小说化兼点儿散文化的。
萧红大多体现悲哀和孤寂，马秋芬多奇崛和跌宕，虽都形成了女性的细致和非女性的雄迈兼而有之的风格，但马秋芬的语言有野风扑面的气势感，萧红的则在扑面的风中还夹有沙石，让人时有沙粒击面的刺激感。萧红大多白描，马秋芬变形、魔幻，甚至说书人的夸张也用。
光作为小说作家，马秋芬比萧红的见长处在于，写人物的活脱，和对于方言健语的使用而产生的生动效果。当然换一个角度，如作为散文家或文学家，萧红的大手笔处就较之明显。马秋芬的小说是易变的。当然萧红也变，《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及后来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就变得更潇洒、自如、流畅，不过她英年早逝，而马秋芬毕竟比萧红有充裕的时间来得及变，她的性格是宽容、随和的，她的变化也是兼收并蓄的，有的篇章语句有文白间杂处，手法也有文野间杂处，显出风格还不如萧红炉火纯青。这已属吹毛求疵了。她语言韵律的明快，语汇意象的丰富已很难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