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城向四面疯长，摊煎饼一样迅速摊到地平线那边去，灰蒙蒙无边无际。陌生的人流还在从四面涌来，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现代都市，使C城与中国其它城市一道，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展开了人类史上也许史无前例的大建设。人流和物流所至，一片片城区颇让人担心是否将要塌陷。

在我看来，城市规模爆炸至少离不开这些原因：一， 城乡差别较大，源于长期实行的户口限制，社会福利制度未覆盖乡村，计划经济时代里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还有市场经济时代里各种生产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都造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缓慢。人均土地资源的匮乏，也限制了这种发展。

二， 与欧美的城乡差别不同，中国的城乡差别还包含着特有的文明差别，因为中国城市正在跟踪和仿制欧美文明，吃、穿、住、行大多具有西方风格，与乡村民间的传统景观形成强烈的外形反差，更增强了城市对乡村居民们感官的刺激性和**力。

三， 九十年代以后视听传媒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包括电视的“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信息闭塞的状况得以缓解，也使很多乡下人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和文明差别耳闻目睹，有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难免巨大的心理震**，难免急迫的变化要求。这与南亚、非洲等地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虽然也有巨大的城乡差别，却没有较为成功的电视普及，很多乡下人并不太知道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离乡背井也就较为缺乏动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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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既不能像欧美很多富国那样，把城乡差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不能像南亚、非洲等地诸多穷国那样，让大多数乡下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没法阻止千万电视屏幕在乡村居民心中的同时加温，没法阻止城市之梦在这个农业大国形成核爆，只能听任乡村人流朝城市轰隆隆灌注。落差已经足够，流速不可能不加快，流量不可能不增大——数以亿计的人流还悬积在浪潮的那一头。

今日的郊区，一转眼就是明日的市区——黑石渡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C城，昔日的田野、河沟、残林、牛粪以及两间小小的纸盒厂，一转眼就被房地产建设大浪越顶而过，留下钢铁水泥的森林。我们还是叫它黑石渡，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游泳时一样，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支农劳动一样。这里还没有学校、医院、文化中心以及邮电所，土地还未纳入市政管理，行政权力还在某个乡政府或某个村管会那里。但你又不能不说这是城市，因为这里已经大道纵横，人声鼎沸，三星级和四星级的酒店拔地而起，其豪华程度甚至能让欧美很多酒店都望尘莫及。但这里还十分缺乏三星级和四星级的客人，来客多是粗声大嗓，适于田野和工场的音量还未降下来，未能适应酒店的隔音材料和封闭包厢。来客的肩头、胯骨以及手脚也都左冲右撞，左扫右**，太占地方，尚未被挺刮的衣装驯服出上流人的持重，熨斗在衣装上规定的线路，总是被肢体揪拧着和拉扯着。来客也大多探头探脑，有时过于冷淡，有时又过于活跃——足以让一些女房客或者女服务员感觉到脸上被什么目光反复叮咬。

目光、声音、手势体态等等都在实行无形的侵犯，造成某些高雅男女情绪上的伤痕累累，感到在这里无法安坐。其实你在这里呆久了，也会发现那些侵犯并非有意，侵犯者甚至并不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偶尔来摆个排场露个脸，偶尔来开个洋荤尝个鲜，还算是一爽；真要在这里接受西式酒店的**，长时间服从地毯、桌布、鲜花、射灯、壁画、轻音乐、侍者微笑一类洋玩意的局束，嘴不乱言、脚不乱搁、衣不乱脱，这鸟日子还怎么过？从内心冲动来说，他们很讨厌墙上那些圣婴、大卫、凯撒、安琪儿一类眼生的家伙，往往更愿意去那些低档次的酒店，去路边的露天排档，大动作可以在那里尽情舒展，大嗓门可以在那里随意开放——他们如笼鸟归山和池鱼入海，哈哈大笑一定比忍受这种星级刑法要可爱得多。我认识这里的一个老板，曾经开了个优雅洁净的餐馆，地毯一尘不染，漆具光可鉴人，但无论他如何降价让利，生意就是不火。他后来的经验是“清贫浊富”论，所谓清则贫浊则富——用他的话来解释，“浊”当然包括混浊和污浊。地毯一类上档次的东西都收起来，桌上的油污无须抹净，地上的纸屑也不必扫光。几只苍蝇倒是难得的摆设，可以让有些顾客一见就有亲切感：他们就是从有苍蝇的地方来的；一见就有放心感：这些有苍蝇的东西价格一定贵不到哪里去。这家餐馆后来果然人气大旺，顾客们在这里吆吆喝喝说说笑笑外加挖耳朵挠脚趾，交换着一些**的话，满地烟头和瓜籽壳，座无虚席宾至如归。

这些客人的大脑已经进入了城市，鼻子、眼睛、耳朵、手脚等等还留在一些破旧乡镇那里，一身实现了城乡的结合，全球东西两方的浓缩。有这些新城区的居民在，摇滚乐与鸡犬齐鸣，好莱坞与麻将同欢，在麦当劳、肯德鸡、可口可乐、星巴客咖啡的巨大广告下，西装蒙上尘土，皮鞋踩踏泥浆，四处可见臭气频来的垃圾堆，没有人来清除，只能等待自然化解。有些中药渣子则倒在大路中央，据说药渣让千人踩万人踏，病人的病就可以好得快一些。一些死老鼠也抛弃在大路中央，据说死老鼠被汽车碾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其它老鼠才会被震慑，不再来捣乱。

他们大多做着小生意，但铺面太多也就家家生意清淡，只有面向门外的小电视机有一搭没一搭地播出点动静。人们在这里互相购物，有时也互相帮帮忙，比方照看一下别人的铺面或小孩，用这种熟人交情而不是商业服务的办法来互相帮助，共同节约成本。他们来自各方，也交不起多少税，于是社区组织建设既缺乏人情基础也缺乏资金，只能留待将来。抱团的小圈子倒是有的，操着乡音的某位军人或警察有时也驱车前来，在乡音笼罩着的人群里受到尊敬，成为“江西村”或者“益阳村”里的客座成员，甚至成为准黑社会里的临时外援，通个消息或者给几颗子弹。

他们传布各种各样的消息：某个女人自杀了；某个老人中彩了；某个汉子大神附体；某个老板不久前遭劫；某个益阳人前年还阔气得一进餐馆就要擦鞋匠把所有在场人的皮鞋都擦一遍，没想到今年就穷得家里臭气哄哄，夜里电灯都不亮一盏；某个岳阳人去年进城时还穷得只穿一条短裤，没想到今年就大金戒指带上五个，走到哪里都有秘书和司机跟着，家里的钱多得不能数而只能用秤称……他们对这一切传闻都习以为常。最离奇的神话，最惊人的罪案，最动**的人生，在这里也都像每天升起的太阳那样普通。

鲁家儿子在这个地方遭遇抢劫，大概不是一件特别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母亲让他放学后来找一个退休的大学教师补习化学。他在一个街角被三个陌生少年拦住，对方命令他脱下身上的阿迪达斯。

他不服从。一阵小小的口角之后，有个影子从侧面冲上来捅他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