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文化革命的信念崩溃于林彪座机失事的1971年秋。这当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乡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武装民兵在紧急集合并且四处布岗，让我们已经猜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报纸上有关林彪的图片和言论突然消失，使我们猜到了大事是什么却不敢把这颗烫嘴的大炸弹说出口。好几个夜晚，我拉上一个朋友翻山越岭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无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兴奋。大队党支书四满焦急万分，因为他习惯了开口就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和副统帅身体健康，还有“三忠于四无限”一类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话，一旦林副统帅那个了，他觉得自己口舌僵硬，无法再说话，一开口肯定反动。他开会之前总是狠抽自己两个耳光，怕这个嘴巴给他闯祸。
这是个多疑的秋天，神话开始动摇的秋天。但是在这件事以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等等，再添上一个林彪，即便是份量最重的一个，虽有短时的震惊，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旧，社会暗层的怀疑浪潮仍可以得到当局的基本控制。接下来三、四年革命如常实际上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许不是林彪出逃而是电视的悄悄出现。
电视早在1958年就成为传说，据说能录制和转播一点戏曲，昂贵得只能让红墙内大人物们偶尔看个新鲜，与老百姓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变化，中央电视台和联结全国的微波干线已经陆续建立，国产的黑白电视机也批量生产，连太平墟1973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行政配给公社机关以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记得那一台电视机曾让乡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后就被抬到地坪当中被人山人海围着观看，于是所有的节目都弥漫着成分复杂的汗臭。虽然信号质量很差常常出现满屏的雪花飘飘，但这个“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两只肥鹅的照片出现并且伴以“再见”二字才罢休。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呵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呵！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电视确实是宣传革命的工具，充塞着社论、报告以及官方口径的新闻。但文字崇拜传统之下电视管制往往只及于文字，声色则因意义的多向性和隐晦性而很难辨认，无法得到严格规限，于是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常常出现“言”“象”相离或者“言”“象”相违，形成了实际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说吧，一部表现西方工人罢工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控诉西方资本制度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淡忘，但屏幕中工人们的皮鞋、手表、卡车以及便携话筒却让人过目难忘，不能不让很多人震惊：他们戴上了手表还罢什么工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无比为何就不能让我们也都弄个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说，一部表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歌颂伟大新中国朋友遍天下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忽略，但屏幕中纽约的摩天大楼却让人炫目，人家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还有女人有什么发型，这一切同样让很多人震惊。解说词无论怎样高分贝地证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伟大胜利，仍然抵消不了他们面对纽约繁华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国怎么就没见到怎样的“水深火热”？他们没有“翻身解放”怎么就能喝牛奶吃甜饼而且不需要天天担牛粪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类解读已经不再只是观众们的暗自思忖，成为了较为公开的议论。当时我已经回到了城市，买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邻居来家看电视，赔上香烟和茶叶以及聊天的时间。这时候中国已经同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了外交关系，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点外国电影产品，只要文字内容大体上不出格，加上进口价格不太贵，也被引入了中国，成了电视以外的另一个远望窗口：电影。最开始的是日本产品为多：《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沙器》等等，同时也有了美国的《车队》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影视产品。我现在罗列这些片名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过来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其台词、情节以及主题内容可能已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某一个镜头，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当时他们最强烈的兴奋点和最深切的感受点。日本或美国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机、酒吧服务、电脑作业、男女热吻、时装新款、浴室陈设、割草机械、迪斯科舞乃至耸肩摊手的欧式习惯动作，无不让人耳目一新，打击着这些观众的最初观感。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的认识，多是从这样的黑白小屏幕开始，从文字禁网中泄漏出来的诸多零散物象开始。
有些图象甚至立即成为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不仅是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真由美成为全中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电视机、日本录音机、日本汽车、日本洗衣机、日本电子琴等等都有了亲和力与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仓健或者真由美那样一股劲头，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促成了文化革命后第一次外国进口商品浪潮。
在这个时候，媒体的高调文字其实已渐空洞，正在被渐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视声象蚕噬和颠覆。官方媒体一直在反击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几篇文章和文艺作品，仍然是从文字着眼，似乎不明白声色并茂的高仓健们和真由美们其实是更大的难题，其爆炸性和摧毁力远非文字可比。这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算不上一个新问题，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理解才成为了新问题。民间的政治生态和伦理生态很快改变。八十年代初文艺界成了中国最为动**不宁的事故多发区，直接导致了1981、1983年、1987年好几次全国性政治紧张。如果联系到文艺界人士与影视较为密切的职业关系，这些紧张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唯文艺界与普通百姓有别，甚至与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有别，可在促进创作的名义下享有观赏“内部参考片”的特权，可内部播放电影资料馆的收藏片或者从外国使馆租借来的“过路片”，当时走红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克莱姆夫妇》、《午夜牛仔》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片子成了每一个文艺界会议的最重要的节目和最受欢迎的款待，让人们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入场券总是成为赠客的厚礼或者黑市倒卖的珍品。不难想象，撇下其它因素不说，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这些“内部参考片”的声光迸放中播种。作为这一过程的反证，九十年代后随着“内部参考片”向全社会逐步开放，文艺界的超前高热便明显告退，在社会思潮中的表现很快黯然失色——更激进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视受众那里出现。在报业、娱乐业、广告业、IT业、证券业等新兴行业的很多弄潮儿看来，文艺界激进元老们已经保守，在真正的市场和真正的自由面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还是追随潮流，都有了昨日黄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