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这样说。
“不许你这样说！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不再仅是我们俩了！我们除了为革命，还要为他和他的未来活着！”
“对，为了他和未来，我们要好好地活着，活到共产主义！”他说这回他不是说“疯话”，因为他又将奔赴新的战场，去经历新一次的腥风血雨的战斗！
后来，她独自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为了全身心回国投入残酷的地下工作，她把孩子放在莫斯科。
1931年春，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爱人的身边……俗话说，久别如新婚。何况，他们就是在新婚不久就分别了，一年多后的今天又重新在上海团聚。“难道不是又一次新婚吗？芳妹，我的爱！你终于回来了，你让我想得苦啊！苦如进了污泥的黄浦江……”团聚的那一夜，他“疯”了，也把她弄“疯”了！
“钱瑛同志，组织决定让你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配合贺龙的部队开始那片新的革命战场，以缓解江西革命苏区的压力。”小夫妻似乎还没有热乎够，组织已经下达了新的指令。
“好的。什么时候走？”她问。
“明天就走。有几个同志一起去，这样会安全些。”
明天？我的芳妹，你明天就要走了？他一整夜没有放过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怕永远失去他的“芳妹”……“为了革命，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个新的国家，我支持你——我的爱！我的芳妹！”
他喃喃地，在梦里也一直这样说着。第二天，她走了，他却在外白渡桥上呆呆地站了几个小时，一直到他的“芳妹”乘坐的轮船消失了很久、很久。
他转身的那一刻，上海滩上的乌云突然又厚了几层……反动派对上海地下党和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的破坏越来越猖獗。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他，正在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想法恢复被破坏的总工会工作时，突然有一天他被叛徒出卖而遭敌人逮捕，从此与他的“芳妹”彻底失去了联系……
作为“共党要犯”，他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机关来回地拉来拉去“审讯”，企图从他嘴里“敲”出我党的机密情报。
被捕的一个月里，敌人在他身上用尽毒刑。仅5月16日一天，在国民党公安局侦缉队手里，他就先后被“反上吊”两小时，又被烧红的铁条烙其胸部和腹部，昏死一回，醒来后再来一次……如此整整折腾了近十个小时。然而敌人仅从他口中得到一个“不”字的口供。气急败坏、黔驴技穷的敌人，只得用更恶毒的手段来残害他——他们打断他的手指和脚弯，直到他一直醒不过来才罢休。
“我亲爱的芳！你此刻在哪里？我想念你，想念你是因为你能给我战胜敌人毒刑的力量，以及抚慰我钻心的伤痛……没有你，我将退缩；想着你，我将永远不屈！直至又重新回到你身旁！”
在监牢里，每一次经历敌人的酷刑前，他心里总要先默默地喊几声“我的芳妹，我的爱！”然后什么都不怕了，任凭敌人的火烙与皮鞭，更别说老虎凳和“反上吊”……你有多少刑具，我就喊多少遍“我的芳妹！我的爱！”“我就不再感知什么是疼，只感觉有爱着自己的爱人就什么都不怕，甚至是死！”
“姓谭的，要送你‘上路’了！”敌人叫着他的名字，将他从上海押解到南京，押解到雨花台……
“砰砰！”第一排罪恶的子弹，没有打倒他。
“哒哒哒……”第二排扫射的子弹仍然没有打倒他。
刽子手惊恐地拔出刺刀，连连向他腹部、头部、胸部猛刺一阵，又补上一排子弹……
中国共产党的钢铁战士、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广西中共组织的缔造者、钱瑛同志——“芳妹”的爱人谭寿林于1931年5月23日，牺牲在雨花台，时年35岁。
“我的灵魂是追随着你，追随着我们鲜明的旗帜。”这是爱人的他留给妻子的她的最后遗言。而此时他的妻子尚未从枪林弹雨的洪湖畔回来，等她化装潜回到上海后听说他被敌人残暴地枪杀在雨花台时，她真的想带上自己的游击队伍（不，此时她已经没有了队伍，即便如此，她也想带上双枪，独自赶到敌人的老巢南京），将枪杀他的仇人们杀个片甲不留！然而组织布置她一个紧急任务：江苏省委急需一位妇委秘书，你去吧！注意，当前敌人形势非常严峻，需要特别警惕和加强自身安全。
我不怕。洪湖边密集的子弹没有击中过我，我真想看看街头的敌人子弹是如何击向我的……自从没有了他，她的目光里少了温柔，多了冷峻；她的脸上少了笑容，多了严肃，甚至在后来几十年里让同志们都以为她生来就不会笑、铁一般……
钱瑛真的变成了“铁瑛”——许多革命同志都这样认为，只有那些了解她的人才知道，其实工作之余的她，常常会捧着她和他的结婚照哭上一宿又一宿、一天又一天，但在革命工作和革命同志面前，她不再流一滴眼泪，甚至不说一句“软话”。
敌人见她怕，同志见了她也会有几分胆怯，尽管她身材弱小，说话细声细语，但从其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原则的铁面无私，以及对组织的绝对忠诚。
“不许动！你被捕了！”一天，她正要去参加一个地下党的活动，由于叛徒的出卖，她还未到达现场，就被几支黑洞洞的枪管顶住了腰际——如果换在洪湖，她会拔出手枪，给敌人以最有力的回击，然而现在的她，赤手空拳。无奈，她只能跟着特务进了敌人的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
“叫什么名字？”
“彭友姑。”
“你？姓彭？不姓钱？”敌人奸诈地瞅着她的脸，企图一层层“剥皮”。
她临危不惊，坦然回答：“就是姓彭！”
“没有在洪湖呆过？”
“什么红湖绿湖，我只知道上海有个漕家浜！”
“你！”敌人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使出毒招：让一名叛徒来与她当面对质。
“无耻！”她举起巴掌，使尽全身力气，替自己、更替牺牲的他狠狠地打了那叛徒一耳光，“你有什么脸面跑到我的跟前来说话？你有什么资格像人活在这世上？滚！滚！滚滚——”
叛徒吓坏了。敌人吓坏了。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弱女子竟然会有怒火冲天的力量和惊天动地的气概！
是的，她就是有这般气概和力量。因为你不了解她，了解她的人知道，在她还没有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为了反对家人操办的包办婚姻，她可以当着父亲的面，把自己的腕筋割断……最后畏惧的是家人，成功的是她。从黄埔军校出来，在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她竟然拼命地跳上跳下，企图将胎儿跳掉（没有成功）。这并不是她全部的个性，在同党内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她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那些比她职务高的领导的错误，而且铁面无私地告诉他“一二三……”。
自然而然，她被作为“要犯”押至南京监狱，并被判15年徒刑。没有被枪毙，是因为监狱里的同志一直暗中保护她——她们知道她的丈夫已经牺牲，还有一个生下后就留在万里之外的苏联的孩子……
监狱的难友们都用一切可能来保护她，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念想：大姐在洪湖威震四方，一家人分了三个地方（一个在阴间，一个在监狱，一个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且生死不明），大姐太不容易，一定要让大姐活着出去。
“大姐”也从此成为她名字之外的另一个称呼，甚至连一些比她大一点的将军元帅和党的创建元老后来都这样称呼她。
在监狱，她以大姐的身份，给难友们鼓勇气、树信仰、增力量。
对年轻的同志，她会把爱人留下的自传体小说《俘虏的生还》，一段一段地读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一个革命者也有情、也有意，更有意志和信仰、方向和目标。
她和监狱里的其他几位女共产党员组成“临时支部”，四次成功组织和领导“绝食”活动，并以身作则学外语——因为英文报纸上可以读到苏区和红军的一些消息，那是监狱内的共产党人唯一可以直接获取的点滴的希望之光。
牢狱是难熬的。当皮鞭加老虎凳摧残你的时候，受伤的不仅仅是肉体，更有信仰与理想的考验。女人更容易让敌人找到弱点和致命伤痛，而她依仗着他的死亡之后对敌人的仇恨的力量，一次次挺过了敌人的种种残忍的毒刑与**，甚至让残暴的对手都不得不如此感叹：这个小女人，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忍受力啊！
1937年，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一场新的灾难，恰恰给了她和她的难友们重新获得自由和希望的机会。8月18日那天，当周恩来和叶剑英出现在国民党的“反省院”时，一番**和温暖的话，让她在他牺牲之后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自由了！我又可以为革命工作了！我可以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实际行动了！亲爱的“曼”，你的“芳妹”又可以拿起武器，像在洪湖指挥赤卫队一样，去杀敌人了！
为你——我亲爱的“曼”报仇！
她出狱了，见到了太阳。她被分配到武汉，与坐同一座监狱的革命家陶铸等一起参加地下党湖北省委的工作——那是一场民族抗日的战争。她唯一感到痛苦的是她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去与那些曾杀害她的“曼”的国民党人打交道、搞统战！然而她向组织表示：个人的痛苦必须服从民族伟大斗争的需要，我把个人的仇恨暂时深深地埋在心底。
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真心合作，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并不比杀害她的“曼”的时候手软，甚至变本加厉。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猛烈轰炸江城时，国民党不仅早早地先撤了，还狠毒地将长江上的船只封存了起来。无奈，她在李克农的带领下，雇了一艘小火轮，结果鬼子的轰炸机将船只轰了个粉碎……后来撤离的“新华日报”同志们发现唯独少了她——“我们不能丢了大姐呀！”那一刻，男的女的同志们都哭了，怕她有个三长两短。
“我的命跟洪湖连在一起。”这回，她流出的是感激的热泪。
然而她活了下来，被一只渔船的船夫救上了岸，直到了她熟悉的那块地方——洪湖边。
一面红旗向日擎，几多鲜血染将成！
韩英已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
她的一位叫“张执一”的老战友为她写过这样一首诗。
又一次“想着他的牺牲而必须活下来”的她，新的一次征程是组织上让她到重庆开展那里的地下党工作，于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才有了一个叫《红岩》的经典革命故事看。她是川东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作为抗战“陪都”的重庆，蒋介石的特务遍布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允许任何一个共产党“分子”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从事反对他和国民党的事情。斗争异常严酷和复杂，“甫志高”这样的叛徒，其实只是小说里的描绘，真正的“红岩故事”里，后来当叛徒的有一大串人，重庆地下党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区委书记……领导者都当了叛徒，普通党员就无法不是大面积的被捕与坐牢，造成何止是“许云峰”“江姐”等人的牺牲。真实的“红岩故事”一书是我写的，书名叫《忠诚与背叛》。我知道其实“双枪老太婆”也死在监狱，还有她21岁的儿子，以及那个被敌人摧残最厉害的女共产党李青林等300多位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敌人枪杀于黎明之前——重庆解放的几天前，敌人对包括“江姐”在内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屠杀，死者中有比“小萝卜头”还小许多的不到3岁的小烈士……
敌人从来不对我们革命者仁慈，难道我们就该对他们心软？既然你参加了革命，面对残酷的斗争和凶残的敌人，我们就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这是她常说的话，既用来教育同志，也时常提醒自己。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个女高音从破祠堂里的火堆边升起，飞入夜空，到处飘**。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湖北省委在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一个深山破祠堂里办的党训班快要结束了。我们这一群满怀抗日热情可是什么也不懂的青年，在近两个月的学习中，才懂得一点中国革命的根本道理，懂得一点党的知识，从远道来讲课的叶剑英同志那里，懂得一点抗战形势和战略战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大厅里烧起熊熊篝火，几十个人随便围火坐着，训练班的负责人方毅同志带来一个身材矮小、大约三十岁年纪的大姐，向我们介绍说，她就是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钱瑛同志，要我们都叫她钱大姐，并且说她曾去苏联学习过，又长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来才不过几个月。
钱大姐对我们说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了。但是我却记得，她在我们的鼓掌欢迎下，给我们唱了一支《国际歌》。我们都知道这是革命者的歌。钱大姐虽然不是一个歌手，但是我们听起来，唱得真好，她昂着头，晶亮的眼睛望着前方，那么坚定而富于感情，就象眼见着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龙华的那些烈士们拖着铁链走向刑场时唱的一样，我相信她正想着那些烈士们，或者象她在监狱里随时准备着这么唱一样。
因为听说她去过苏联，大家欢迎她用俄文唱《国际歌》，她唱了几句，然后我们大家都和着唱起《国际歌》来，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声音乘着火光，飞出祠堂，飘进夜空，飞到远方去了：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以后的几天，钱瑛找许多学员谈话，这是她作为组织部长的份内事。她也和我谈过话，问我今后的去向，我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都向往着去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她笑一笑说: “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组织分配吧。”
……
上面这段回忆文章是我国现今活在世上的最长寿的中国当代作家马识途所写。我们的“老马识途”，现年105岁，而且身体仍很健康，百岁时还专门给我题过词。前些年写《忠诚与背叛》时，我曾当面请教其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往事，老人坦然地回答我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假若你当年也被抓捕，会不会也当了叛徒？”他听后开怀大笑，说：“可惜我没那机会呀！”
解放前老马同志是重庆四川地下党重要成员，官至省委宣传部部长。他是钱瑛的部下。马老对这位老领导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曾给我们回忆道：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前，领导叫我动员一些工人到平汉铁路南段打游击去。我想这下我一定可以一块去敌后打游击了，谁知钱大姐要我和一批同志撤退到鄂北襄樊去，不久我被派到枣阳农村去作开辟工作。我工作不几个月，清理和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县委。钱大姐有一天告诉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打游击吗？这下行了，跟我上大洪山去吧。”原来她要去任鄂中特委书记，枣阳县委划归鄂中了。我跟钱大姐去大洪山，参加鄂中特委，准备打游击，十分高兴。但是不到一个月，钱大姐又告诉我，她被调到湘鄂西省委工作，决定调我到恩施鄂西特委去工作。说实在的，不让我去打游击，我有点不高兴，况且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又危险又憋气，更不想去。钱大姐马上看了出来，严肃地批评了我:“一个党员哪能凭个人兴趣办事？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才是好同志。”
我在鄂西担任特委书记工作了大半年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一九四O年夏天，钱大姐那时已在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她不顾长途跋涉和危险，专门从重庆到恩施来检查工作。她和我们一起挤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她和我的爱人小刘睡在一个**，臭虫很多，睡得不好。我是一个失业教员的身份，每天粗茶淡饭，她和我们一起过着清贫日子，我们觉得很是过意不去，她却安之若素。她说:“这总比过去坐牢舒服得多了。”她给我们讲过去坐牢，臭虫多得来不及捏死，用碗水来淹，一捉就是半碗。又说吃的霉米饭，挑出的砂子装了一口袋。借此向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她讲雨花台牺牲的烈士多么英勇，这些对于后来小刘被捕入狱，坚持斗争，英勇牺牲，无疑是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钱大姐在特委会上向我们传达了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政策，并且宣布新来的何彬同志担任特委书记。临回重庆以前，她给我和小刘谈了一次话，她说了两件事：一件是我改作第二把手，绝不是因为我过去工作不好，而是为了重点转向农村工作，要我去南路川鄂湘边一带开展活动，准备武装斗争。她说共产党人从来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名誉地位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钱大姐无论说什么，不管说得多么简单，总有一股异样的力量，使你不能不欣然同意她的主张，绝无思想包袱可背。第二件事是她对小刘说，准备调她担任南方局对湘鄂西一带组织的交通员。她说交通员是上下级的纽带，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小刘也欣然同意了，并且随即跟钱大姐去重庆，第一次担任交通，用很机密的办法带回来一些中央的指示文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了，反共**达到顶点，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彬和小刘连同她刚生下的孩子一起被捕入狱，这是鄂西党最大的损失。我和特委的小王同志把组织疏散后，到南方局去汇报。
那时重庆形势很紧张，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南方局当时设在红岩村，在敌特的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中。钱大姐知道我到了，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瞎闯上红岩村，被敌人拦住抓去。她派老蔡下山来找到我，详细告诉我怎样上山进红岩村。老蔡画了一张路线图给我看，叫我不要迷失了方向，落进敌人陷井里去。老蔡和我约了口号，叫我第二天天黑后上去。大姐还不放心，又叫上过山的小何白天领我到红岩村对面的山上看一看路径。钱大姐对于同志的安全如此关心，如此仔细地安排，使我感动得要掉泪。
第二天天黑时候，我上山去，一路比较顺利，但是，快到大门却把我搞糊涂了，走到竹篱笆的后面去了，我着急地从篱笆退转来，不当心把竹篱笆碰响了，马上听到楼上有警铃响起来，接着听到许多人在楼上跑，我退回来到底找到了大门，顺石梯子走上去，看到楼上的灯光，我真是想哭，到底到了家了。
我进传达室才坐下，有两位警卫同志来问我，我说了口号，他们马上说：“钱大姐在等你呢！”他们叫我从一个秘密小门进去。才一上二楼，就看到钱大姐迎面走来。她和我一握手就责备我:“怎么搞的，教了你还是摸错了，我们以为发生大事了。”的确是这样，我看到走道里有几个警卫同志手里已经拿着手枪戒备了。
我只是负疚地笑了一下，钱大姐再没有说什么，引我进了她的房间，让我坐下来，默默地给我倒一杯水，却不发话。真是难堪的沉默呀！我象回到娘家，坐在亲娘的面前一样，有多少话想说呀，但是我又从何说起呢？当然我首先应该报告的是我们那里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何彬同志和我的爱人小刘，还有不满一月的女儿落进敌人的虎口里去了。但是我才张开嘴叫一声：“大姐！”她就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她用悲痛的眼神望着我，轻轻地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我没有说下去，可是看到她那种伤悼又很柔和的眼神，我却止不住热泪盈眶。这不是因为想起自己的战友和爱人的被捕，而是看到她那象亲娘一般的眼神，我简直想扑到她胸前放声哭一场，但是我强忍住了，赶忙用手巾擦去我的眼泪，我没有权利在她面前流泪，因为我知道她的爱人在十年以前被捕后，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了，我为什么用自己懦弱的眼泪去刺激她呢？她似乎理解了我，只沉静地说：“你今晚上早点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谈。”
第二天，钱大姐先给我看一些文件，再和我谈，她是那么严肃而又认真地和我检查我们出事的原因和善后的处理。何彬同志这个她一直器重的同志被捕了，难道她不难过吗？但是在检查工作时，她还是毫不含糊地批评何彬同志，说他对当前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高，犯了错误（后来何彬同志通过他的父亲辗转送诀别信到南方局，也检讨了自己的不慎）。当我说我们准备汇报后马上回去时，她又严肃地批评了我：“你以为牺牲得还不够吗？”于是她给我解释：“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精神，不仅你们特委的人要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可以当作根子埋在那里，将来时机一来，自然会发芽展枝，开花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