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勋烈士的妻子赵君陶也是上海大学社会系的学生。她与李硕勋相识于上大，1926年结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和教育家。李硕勋的儿子，就是我们熟悉的后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父亲牺牲时，李鹏年仅三岁，但他记得那天（1931年5月21日早上）和母亲等人一起到上海码头上送别父亲的情景……李硕勋烈士在天之灵有一丝欣慰的是他的儿子竟然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任总理。
李硕勋为新中国留下了两份宝贵遗产：一是当了总理的儿子；二是他说过一句非常响亮的话——“我的人生观是革命，我的生命也就是革命。革命者牺牲生命就是本份，决不后悔。”此话与其师瞿秋白的话如出一辙，皆是革命者最赤诚的心底独白。
1923年夏，是个炎热的季节，而正是这个炎热的季节，似乎在孕育一个“新生儿”的诞生。这就是后来成为了“第一所革命熔炉”的上海大学。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三杰”的其中之一，而“三杰”的另外两人也都曾是“上大”最重要的老师：一位是上面已经说到的瞿秋白，另一位是张太雷。而且“常州三杰”还都是中共早期领导者。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岸头……
恽代英当时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青年团宣传部长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主创人。之前他在读书的武汉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后也为烈士）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影响，成为革命领军人物。
“‘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夏、秋白他们一起把那里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极大希望，如此鼓励道。
“他是一个又能说又能写的人。”用这话评价恽代英的是周恩来。对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职业革命家来说，也许再不能找出比这更完美的评价了。而对一个彻底无私的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来说，还有一个无比完美却又异常残酷、许多人无法过关的考验，那便是面对敌人的凶残屠杀，勇敢而毫不畏惧地挺起胸膛，笑着面对死亡……
恽代英做到了，做得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胆寒——
恽代英的被捕过程和他过早地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是非常叫人痛心、惋惜和悲愤的。因为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领袖，当他后来离开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与周恩来一起领导和培养那里的革命军事人才后，又与周恩来并肩一起组织“南昌起义”，且同张太雷、叶挺、苏兆征、叶剑英等成功地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因蒋桂战争爆发未果。
然而当1931年春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时，却因为反对“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而被剥夺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降至沪东区书记。
就在这年5月6日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完完全全地做着一名基层地下党员的任务——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朋路（今通北路）老怡和纱厂门口与那里的地下党员接头。不料此时突遇巡捕搜查。可怜的一代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因为深度近视，那天又为了不被人发现而没戴眼镜，待巡捕走到他跟前时，已经躲避不及。恽代英当时唯有反应迅速地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用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去演讲时有多少人见过他！
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他，任凭敌人重刑拷打，皆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仅以携带传单“企图扇动集会”罪名被判五年。在监狱里，恽代英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家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吟的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予了狱中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
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凭它怎么样虐待，
热血仍旧是在沸腾
……
我们并不怕死，
胜利就在我们眼前！
铁壁和铜墙，
手铐和脚镣
锁得住我们的身，
锁不住我们的心
……
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
恽代英后被押送到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后，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敌人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力量太强大而被感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向上面通风报信。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作好准备提前出狱时，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屈膝投降的顾顺章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活活出卖了！
蒋介石大喜，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时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其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到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允诺带到狱中的恽代英那里。
已经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之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
“就地枪决！”同在一座南京城的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即刻下令道。
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恽代英拉出囚室，没走几步，他们便端起枪，在一块菜地上实施刑罚。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机枪……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得让另一些刽子手拔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伤感。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边流泪，边来到雨花台凭吊亡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即使在革命的队伍里，也属于是“百年不遇”的楷模。他影响和教育了中国革命早期的无数青年革命者。下面的这对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都有名的“烈士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老师叫侯绍裘，学生叫张应春。
侯绍裘与张应春都曾因为恽代英的影响而来到“上大”，后来这对师生作为中共代表同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执委，与同是执委的著名学者柳亚子先生等有着深厚的友谊与感情。
1927年3月，北伐军节节逼近上海、南京等城市，上海很快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新的“临时市政府”。时任中共上海地区负责人的侯绍裘刚参加完“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就职典礼，便奉党中央之命，前往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势力磨刀霍霍的南京进行面对面的反抗斗争。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参与公开同蒋介石反动势力斗争的中共党员有侯绍裘的学生张应春等人。3月29日夜，侯绍裘带领下的“江苏省党部”班子在离开上海、移师南京，一路经过苏州、无锡、常州火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彩旗欢迎。到达南京火车站时，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竟然多达四五万人。
此刻的南京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白热化的斗争时刻。看透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嘴脸的侯绍裘等中共领导和国民党江苏省部进步人士，决定响应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免除蒋介石国民党军委主席等职务的决定，拟在南京成立新的江苏省政府。侯绍裘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省部执委双重身份，主持这一与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分庭抗礼的艰巨斗争工作。
从侯绍裘他们到达南京之后的一周，此地可谓“钟山风雨，分秒惊天动地”：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各自展开了抢先争夺战。
4月9日中午前，反动势力的军团兵临城下之后，蒋介石入城。南京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已经深深地闻及“倒蒋”革命烽火之味的蒋介石，仗着手握重兵的优势，使得革命与反革命两股原本尚算均衡的势力，顷刻间发生天平失衡。当晚，侯绍裘主持召开南京市各革命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和去蒋介石处请愿。
次日，也就是4月11日上午，由江苏省党部组织的“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召开，十万群众参加，其势其威，撼动钟山。侯绍裘代表省党部愤怒谴责蒋介石反动行径。下午，数番各界代表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门前请愿。最后蒋某人假装答应请愿要求。哪知下午五时左右，一群手持棍棒的流氓突然冲入请愿的群众队伍中，疯狂地大施**威，并向赤手空拳的无辜请愿者开枪扫射……现场顿时“血肉横流，惨不忍睹”。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当晚11时，江苏省部、南京市部和南京市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内的主要共产党负责人，紧急聚集到大纱帽巷11号召开党内会议，以应对时下的严重情况。谁知会议开至凌晨2时许，会场被已经投诚到蒋介石怀里的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侦缉队便衣特务团团包围，除时任中共南京市地委常委的刘少猷（真名刘平楷，后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云南省委代书记。1931年7月26日在昆明被敌人捉捕枪杀牺牲）跳墙外，侯绍裘等其余九人全部被捕。
这就是南京历史上黑色的“四一○惨案”。
蒋介石听说中共南京地委的“头头”们被“一网打尽”，据说得意了整整一天。后来他派人给侯绍裘劝降，说要委以“江苏省政府主席”之职，条件是：公开退出中共。
侯绍裘只回答了两个字：妄想！
三四天后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和特务头子陈葆元奉蒋介石之命，亲自指挥侦缉队对侯绍裘等九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负责人进行了最残忍的屠杀——特务们将这九人先装进麻袋，而后一个个活活用刺刀戳死，然后又偷偷趁着夜色用车子将尸体运到南京通济门外的九龙桥处，把九只麻袋里的九位共产党人的遗体投入秦淮河，毁尸灭迹……
牺牲的侯绍裘等九名共产党人的遗体再也没有找到，幸亏当时有路过的百姓无意间看到刽子手们往秦淮河里扔麻袋的一幕，解放后我政府多方调查、追寻才了解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中国共产党人犯下的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
92年过去了，秦淮河水依然悠悠流淌着，仿佛一直在诉说对这九位共产党人的无尽思念。
现在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分别都有他们的名字。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侯绍裘，上海松江人，时任国民党江苏省部中共党团书记，牺牲时31岁；
谢文锦，时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牺牲时33岁；
陈君起，女，时任中共南京地委妇女委员，44岁；
梁永，时任中共南京市总工会委员，牺牲时23岁；
刘重民，时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牺牲时25岁；
文化震，时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牺牲时25岁；
许金元，时任国民党省部委员，牺牲时21岁；
张应春，时任国民党省部执委兼妇女部长，牺牲时26岁；
钟天樾，时任南京市总工会委员，牺牲时22岁。
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我对这9位烈士的档案进行了一番考评发现，除了山东籍的梁永烈士外，其余8位，他们不是上海人，就是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作为革命者，他们或是主要革命生涯在上海，或是革命的“根”和起步都在上海。比如像刘重民、文化震、钟天樾、许金元等，虽然并非是上海人，但当他们开始懂得革命道理和追求真理时，就来到了上海，或进了“上大”，或在上海工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然后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都是“五卅运动”中的骨干。那时革命的中心都在上海，之后辐射到周边，包括南京地区。1927年，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四一○惨案”之前，这些革命者因为工作需要，前后或者在革命最紧急的关头被组织派到了腥风血雨的南京，有的才去十来天时间，就被敌人残忍地刺死在麻袋内扔进了淮河里……
下面我们重点讲一讲谢文锦和陈君起两位牺牲在南京的革命烈士。
现在许多人并不知道谢文锦是何许人也，其实这位温州籍革命家与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上海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都是浙江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1921年，谢文锦就来到上海，与刘少奇等早期革命家同进了由陈独秀、陈望道等共产党人开设的渔阳里六号的第一个青年革命者摇篮——“外国语学社”学习。后谢文锦又受党指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在那里，与他一起学习和给他讲课的人，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老师瞿秋白，同学罗亦农、蒋光慈、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萧劲光等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谢文锦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刘仁静、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见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谢文锦是与罗亦农、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蒋光慈等在同一次党员会议上解决组织问题的。回国后的谢文锦就在上海地下党任职，是1924年中共上海地区执委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另两位是庄文恭和李立三。从这一年参加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开始到1927年夏在南京牺牲的四年时间里，谢文锦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从事工运和学生运动。那个时候革命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大量的革命后生力量，于是谢文锦就通过“老乡”关系，到温州老家撒播革命种子，唤起了一批批热血的温州进步青年到上海来。谢文锦或介绍他们到上海大学学习，或带领他们直接参加工人运动，如蔡雄、林平海、戴国鹏、林去病、王国桢、金石声、陈琢如、戴树棠等，后来这些青年先后成为了烈士，而且多数牺牲在上海的几次武装起义之中。解放后，有一位叫苏渊雷的温州革命者回忆道：“这批温州籍革命烈士之所以为革命献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过谢文锦的政治启发和人格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