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路。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一是蔡元培，一是戴季陶：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救国”的革命派，戴季陶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派。不少中共最初的革命者对戴季陶的崇拜与对陈独秀的可谓不相上下。李汉俊住进渔阳里，就是因为戴季陶住在这里，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都悄然地向“上海渔阳里”汇聚……八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筹备地。
可以说，“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炉。
“汉俊，来，给你介绍一位湖北老乡认识！”一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的詹大悲先生在渔阳里自己的家中给李汉俊介绍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子：“他叫董必武。”
“幸会！幸会！”李汉俊与名为董必武的湖北老乡这一握手，从此这两位老乡成了知己和同志。两年后的中共一大上，他们都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后来的董必武我们知道，他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亲密战友。
在渔阳里与李汉俊的相识，彻底改变了董必武的政治命运。差不多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李汉俊天天向董必武和詹大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把他从日本带回的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给他们看。董必武和詹大悲原本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如今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崇拜马克思学说，信仰共产主义了！若干年后，董必武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说，他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受李汉俊的影响，并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大李汉俊三岁的詹大悲，在认识李汉俊之前，就已经是湖北乃至全国“反袁世凯”的先锋人物。1913年因为再次在武汉策划反袁活动事泄，结果逃亡日本，此时在日本与李汉俊相识。次年，孙中山派詹大悲继续从事反袁活动，结果又一次败露逃亡日本。不多时，他又奉命回国组织反袁活动，不幸在上海被捕。好在袁世凯没多久就死了，詹大悲获释，被推荐为湖北省议会议长，之后调至孙中山的广州革命大本营任宣传员。1923年，国共合作，詹大悲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份《宣言》，其实有许多共产党的理念融在其中。李汉俊和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学说，其实此时对詹大悲的影响非常深刻。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武汉，出任湖北省铁路局局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詹大悲又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其间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无间，为长江两岸人民免受水患之苦曾不遗余力。此时，遇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这一年12月16日，他正在家中与李汉俊等人谈事之际，一队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随即将詹大悲和李汉俊一起押到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公安局。反动派的特务们未经审讯，便将他俩一同推至中山大道的黄孝河边，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就地枪决，两位湖北籍革命烈士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就在詹大悲被捕前半小时，他还对妻子陈希慧说：“现在时局紧张，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的南小路一位朋友家也十分危险，尽快去通知他离开那儿。”正是詹大悲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这句话，在他牺牲的两天后，他妻子冒险找到了日租界的那个地方，及时向董必武的“房东”转告了险情。好在董必武此时已经化装成火夫，搭上轮船，正在去往上海的途中……
现在我们需要把“镜头”闪回到李汉俊与董必武在詹大悲家里认识之后的1918年底后的那些岁月：
这个时候原来在上海的一位重要人物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是陈独秀。
陈独秀到北京后，也是应蔡元培的请求，带走了当时已经在上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具有很大影响的《新青年》。刚回国的李汉俊已经抱定充当“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宣传员”，便开始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创办《星期评论》，加入到了当时中国进步势力的洪流大潮之中。
与李汉俊合作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是当年上海滩激进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早年的戴季陶曾追随孙中山，也是同盟会成员，理论功底很深，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非常有兴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事，所以也有了后来他偏离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戴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出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理论家”。1949年2月，眼看他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时，这位“大理论家”自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便一命呜呼自杀了。另一位沈玄庐曾经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与陈独秀一起编辑出版过《新青年》，他还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地主身份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沈玄庐早在1916年就是浙江省的议长，在北伐中担任浙江学生军总司令。后来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后，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除了参与组建中共外，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者之一。中共宣布成立后，沈玄庐还是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的正式代表。沈后来信仰发生变化，脱离了中共组织，投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怀抱。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主任期间，他亲自逮捕了浙江籍革命者1811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932人被枪毙。沈玄庐也成了革命的大罪人。1928年，他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落得不明不白的下场。
这是后来的事。
我们现在说的是李汉俊回国到上海时，这个时候陈独秀在北京，他在蔡元培庇护下，与同志李大钊携手，身边又有邓中夏、张国焘，包括后来从湖南投奔他而去的年轻的毛泽东等一批才华横溢、**澎湃的热血青年们，此时的陈独秀在北京的声音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恰逢此时，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李汉俊回国之时结束；中国作为胜利的协约国，国人们都在等待将德国在战前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陈独秀自然也在不停地呼吁“公理战胜强权”的洪流大潮之中。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相关国家商议对德和约问题。然而由于巴黎和会始终是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着，这些列强完全不顾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和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使得中国蒙受耻辱。于是，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2日，北京大学在学生领袖邓中夏等领导下，两千余人集会抗议。随之，北京各界纷纷响应集会，到卖国当局和外国驻华使馆及机构进行抗议。陈独秀等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人民“醒悟”，与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作坚决斗争。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111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合，高喊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
这就是伟大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随即，北京的学生运动马上波及全国，声势越来越大，其革命的内容也超出了反帝、反买办政府的范畴，直至反对封建和旧文化的广阔领域。而走在这场运动最前头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和刚回国的陈望道等，湖南的毛泽东、李启汉、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武汉的恽代英，以及鲁迅、胡适等都成为了这场伟大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毫无疑问，身处“五四运动”中心的陈独秀和他的同志李大钊，在当时便成为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旗手”。
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好动的天性”和辛辣的笔。6月11日夜晚，身着白帽西服的他，口袋里揣着“膨满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市民宣言》油印传单。他的这一打扮和形象，已被暗探牢牢盯住。就在陈独秀散发传单时，便立即将他逮捕入狱。
“五四”学潮的旗手入狱，自然再度震惊全国，连孙中山都出面向北洋政府施压放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出狱。为了迎接陈的出狱，《新青年》上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等知识界的领袖们的白话诗。李大钊的诗这样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经历过一场急风暴雨的伟大运动和几十天的牢狱斗争之后，此时陈独秀的形象和人气在中国革命的进步势力中已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他也因此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革命”和“领导革命阶级”的队伍认识也有了更清晰的态度。他在秘密离开北京时，发表了一份《告北京劳动者》的宣言，其中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动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的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而且高呼：“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921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即使在租界的渔阳里小巷内也银装素裹。
“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道。陈是个情绪始终激**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
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便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此时的上海渔阳里弄堂内那间挂着“2号”门牌的房子里，射出一道格外眩目的光芒，它正将黑暗的上海滩夜空刺破……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一时不容易找得到了！”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也兴奋了，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政治鼓动家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仰。
第四个“镜头”本来并不打算写，但因为我几次去过浙江义乌，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印象太深，故专门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家走了一趟。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烙在我脑海——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两天时间，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
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父非常有远见，一定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出去，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教育事业……
1921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就是一个人冻死在柴房里三五个月，也许还不会轻易被人发现。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一边给他的双腿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这样唠叨着。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娘，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陈望道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道。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叶，轻轻地退出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着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心头腾升起一股如大海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党的宣言来批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是的，“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群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是的，全世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
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义乌学者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战斗——
欧洲争霸之战的普法战争中，法军惨败。9月，巴黎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10万普军直逼巴黎，法兰西首都的工人们奋起抗战。然而，第三共和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在血腥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竟然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
1871年2月，法兰西卖国贼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的停炮场，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巴黎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击溃了政府军，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市政府。3月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庄严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由此诞生。
但巴黎公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政府残余。结果，梯也尔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区。一周激战，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最后的147名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墙下全部被反动军队屠杀……血染巴黎街头，其景惨不可睹！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同情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位名叫欧仁·鲍狄埃的革命诗人所写的诗。那一天，他从战友的血水中爬出来后，回到宿舍，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后来被称为《国际歌》的歌词。
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轮换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唉，这书呆子！出门的陈母轻轻地叹了一声，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家务去了。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偶感饥肠辘辘时，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手指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母亲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妈，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哪，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当糖吃的故事，在98年后的2012年11月29日，被出任新一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一大”会址时动情地讲述，于是我们都知道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这俩人便进行逐一校正。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囊中羞涩的陈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没人再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李大钊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的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当时进步知识界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111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哈哈……看来革命不能光是呼口号，还得有经济实力支撑！”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待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很有意思，可能因为时间仓促，第一版印刷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竟然把著作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如今我们在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可以看这个错字的版本，它也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革命者渴求真理的心急态度及工作状况，因为出书的整个流程可能就是一个人完成的，而且是在秘密状态下又缺钱的条件下进行的。
错版的《共产党宣言》很快被纠正。一部一般中国人能读懂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现，给上海乃至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信徒，大家从导师的《宣言》中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