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宣言》带来一个“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响亮口号。石子街头便开始燃烧，两位年仅21岁的青年，成为了第一批倒在城市革命的血泊之中的共产党人……
是谁挥洒了千顷鲜红的血涛，把这世界的腥脏涤净？是谁燃烧了万丈炳灼的心火，把人类的罪恶毁烬！
我为正义而牺牲的朋友哟，我祝你光荣的死，成为猛烈的导火线，使革命的炸弹早日在赤日光中飞进！
上面这首诗的作者叫郭伯和，他的名字我们非常陌生，即使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只有非常仔细地找才可能找到他的一些简单介绍。而我知道，像这样的革命烈士如果不是无意间发现了他的一首诗，并用在此处，也许谁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上海的龙华和南京的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先烈约有3000多人，然而我们熟知的也可能只有几十人而已……而我这部《革命者》的书中，也仅仅所能唤出百多人的名字呵！
郭伯和的这首激愤的诗是为他的一个叫“黄仁”的同学而作。这“黄仁”是我在烈士纪念馆所看到的第一位牺牲在上海滩上的年青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位献身于中国城市革命斗争的大学生。黄仁牺牲时仅20岁，他是在1924年10月，上海商界、学界等团体为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的集会上，被一群国民党右派流氓从七尺高台上推下后又活活打死的……在送往医院之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闻讯后赶到医院，然而也没能挽留住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的生命。
黄仁的追悼大会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之一的陈望道先生主持，青年领袖、共产党的代表性人物、后来也都成了烈士的恽代英、瞿秋白、何秉彝等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与这几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共产党的早期革命青年领袖相比，几乎无人知道郭伯和的名字。但在1924年前后，他郭伯和也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大会主席，主持整个全联大会的会务。郭伯和比他的同学、好友黄仁大4岁，为四川南溪人，其父是前清秀才，家庭也算富贵。但郭伯和从小同情苦难民众，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势力，16岁时，他就在悼念蔡锷将军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痛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1922年，郭伯和怀着救国之心，到上海求学、求真理，这时常听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课，并与进步的同学黄仁、刘华（后也成烈士）、李硕勋（李鹏总理父亲、烈士）等成为好友，发起组织了“平民世界学社”，创办了进步杂志《平民世界》。由于郭伯和的进步思想和对学生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不久他就被推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黄仁被国民党右派流氓势力活活打死的集会，郭伯和就是召集人和大会的主持人。当国民党右派流氓势力袭击时，他也是被挨打并致伤的15人中的一个，并且被野蛮地关进了囚室。当郭伯和被释放后，得知同学、好友黄仁噩耗，立即发动学生起来斗争，并亲自起草通电全国学联的文稿。郭伯和对着黄仁的遗体，悲恸与愤怒地发誓——
我将为你高呼而狂号，
我将为你哀则悲啼，
我将为你完成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我们从此更热烈更奋勉，
我们要大家站在革命的前线，
先我们而死的黄仁同志啊，
请你给我们些刺戟，
我们踏着你的血迹上前！
这就是革命者的声音！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不到三年后的1927年6月26日，担任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党委组织部长的郭伯和，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黄竞西等人在上海虹口区的山阴路恒丰里114号楼上被反动派逮捕，一个多月后被敌人枪杀于上海，时年27岁。
郭伯和的牺牲，时值“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的腥风血雨之中，那一年像他这样死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多达几万人，因此“郭伯和”几乎成为无人记得的一个人名。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黄仁的死。因为他是第一位被反动派法西斯打死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青年党员，所以立即引发了全上海甚至全国性的激愤。在当时广大青年和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五四运动”旗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立即站出来发表了《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的文章，抨击反革命暴行。上海的各种进步报刊也随即就黄仁之死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派流氓分子的罪行。全国学联和上海高校还向全国通电。一时间，“黄仁惨案”震动全社会。正如进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说：“对于黄仁烈士的死，在青年中间唤起了极大悲愤。这一波浪现在正扩大他的圈子，要把革命的呼声，直传到广大青年和全社会最落后的每个角落去……”
“黄仁惨案”事件两个多月后的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人数由最初的51多人到此时的994人，这中间，正如《觉悟》所言，青年学生黄仁的牺牲，唤醒了无数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们投身到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工人与学生最聚集的地方，参加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人数自然也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到了党的四大召开之时，上海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其主要力量也在此地。
革命的暴风骤雨正在这座东方最大的城市里孕育……
这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形成与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潮流不无关系，当然更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座城市里的诞生和崛起有着直接关联。
在这里有必要将一些重要而又有趣的历史镜头拉近到我们面前——
第一个镜头是我从自己家族的“相册”里抽出来的：
我的爷爷告诉我，他的爷爷带着两个兄弟沿苏州河第一次到上海时，是从一个码头上上岸的，后来这个码头便成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栖息地——造船和造船厂。
这个时间点大约在1865年前后。
我爷爷的爷爷说，上海开始没有马路，是先有了码头和船厂后，才慢慢开始有了店铺，有店铺后便出现了店前的一条条马路。那时的马路都是石子铺的，为的是防下雨后泥泞及车马行驶不陷路面。这样的路，也叫“石子路”。
上海最早的店铺大多是些饭店和酒店及客栈，都是为了供那些来往于这个刚刚开埠的小渔港上做纱布和蚕丝买卖的生意人生活所需。而做纱布和蚕丝生意的人，其实很依赖 船工和船老板，所以中国最早的一批可以称之为“工人”的人应该是在上海。我爷爷的爷爷他们，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工人。
船厂和码头上的工人以及“石子路”旁的纺织工人，构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纺织厂和造船厂，后来慢慢都成为了外国人开设的，或是买办资本家开设的。于是，工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反，上海工人的生活却越来越饥寒交迫，牛马不如。
等我爷爷来上海接他爷爷和父亲的班时，上海已经彻底变成了“洋人”和买办统治的社会了。
这个“镜头”距今大约整一百年……
第二个“镜头”的时间正好可以接上第一个“镜头”，那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
……
1898年，一群“广学会”的知识分子凑在一起，饶有兴趣地在议论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翻译的一本《社会主义史》（中译书名《泰西民法志》）。那书主要介绍正在欧洲时兴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鼻祖马克思，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权威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吾中华泱泱大国，昔日鼎盛全球。而今连倭寇都欺之首顶，是可忍，孰不可忍！该当以‘最可怕的新派’来冲一冲腐朽之躯呀！”1894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旨在“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实则通过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来影响中国未来。而这中间，“广学会”也不乏挟带些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派”学说。这样，便有了“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第一次在中国的上海出现。1899年2月至4月，一份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
21世纪的大幕拉开之后，“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渐渐成为上海码头上所探索的众多“救国之道”中的一道闪着特别光芒的刺目之光。甚至当时上海的有些爱国进步报刊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光明奇伟之主义”——“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必将“千红万紫团簇全球”。也正是这个时候，上海滩上的一批追求国家独立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带着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初印象，搭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有的则远赴欧洲及美国等地），踏上了救国和追求真理的求学之路……这中间，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中夏等革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当然还有像鲁迅这样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革命者，甚至有后来成为共产党敌对派的“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初传播者。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学说，第一次从书本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
追求救国和真理的革命者，从此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豪情和战斗**。北方的李大钊最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旗，高声疾呼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并公开宣扬和主张，工人阶级的革命将是世界潮流，一切剥削阶级、军阀与买办、外国侵略势力，都将“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而且所有的劳工和农民们行动起来，去共同创建一个“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崭新世界。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之中的黄浦江的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石子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与一口流利的日语相比，李汉俊的中国“国语”反而比较差，这也难怪，他随哥哥到日本留学时才12岁。16年的日语训练和学校读书，使他表面上足可以像个“日本小伙子”了。但如此一位从小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中国青年，对父亲要他从事的土木工程专业没有多少兴趣，却在大学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格外“上心”，竟然慢慢地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宣传传播家，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