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美国，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班牙的征服者，他们困惑于自己如何在如此广阔的地区控制如此众多的人口。“古往今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情况——人数如此之少的小型群体，击败了人数如此之多的大型群体？”秘鲁的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问道。他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记述的征服者，他记述的便是西班牙对印加帝国的侵略。这本书一部分是夸夸其谈，另一部分则是莫名其妙的讶异之言。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讲，当时的西班牙就是欧洲的穷乡僻壤，而欧洲，按照当时的世界标准，则是落后和生产力较低的代名词。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西班牙帝国规模宏大的征服。现在我们口中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在16世纪早期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就环境多样性和人口密度而言，当时没有哪个帝国(中国可能是个例外)能与这两者匹敌，然而，西班牙却似乎吞下了它们。科尔特斯似乎完全有理由如此断言：“西班牙征服者敢于面对最大的危险，为他们的荣誉而战，并且屡战屡胜。”证实这一句话唯一的例子便是，西班牙征服了加那利群岛上为数不多的石器时代居民，并将其作为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与上一次相比，这一进程的迅速似乎更为引人注目。加那利群岛的居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才逐渐屈服于侵略者，西班牙最终在1496年才征服了群岛中最后一个独立的岛屿——拉帕尔马岛。据这些岛在独立末期的编年史记载，即使是这样缓慢的速度，对这些岛屿的征服也耗尽了西班牙的资源。然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更遥远的地方，面对着更多的敌人，在更不利的环境下，西班牙征服者却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当然，相比于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取得的成功，后来者则取得了更大规模的成功。19世纪的英法帝国体量更大、版图更广，但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西班牙在征服美洲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线膛枪、加农炮、蒸汽运输、经度测量仪、电报、奎宁丸、像热带衣物一样轻便的衣装，这些都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处于鼎盛期，有着空前绝后的海陆版图。当时，其他的欧洲帝国正忙于海上运输或沿海事务，亚洲的强盛帝国则有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波斯的萨非王朝、中国的明清帝国、西伯利亚的沙俄、中亚的乌兹别克汗国和东南亚泰国人的王朝，但是这些帝国的大本营都是陆地，海洋势力可以说是极弱或是没有。西班牙帝国是海陆兼备型国家：既拥有宽广的大洋，也掌控广阔的领土。

西班牙的崛起并不局限于某个半球。在同一时期，西班牙在欧洲、非洲、亚洲的战场上也战果颇丰，从1480年开始的100年中，西班牙征服了格拉纳达、南纳瓦拉、葡萄牙、梅利利亚、丹吉尔、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菲律宾，同时在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也建立了海上霸权。直到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在海陆作战中的常胜局面才开始逆转。西班牙帝国的内部和平、人们对王权和贵族的服从，有助于解释这种长期持续的胜利，其他大多数的西欧国家却因纷争而四分五裂。西班牙在旧大陆称霸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在新大陆不同。在欧洲时，西班牙部署了大批专业的陆军和海军；在新大陆时，西班牙本国没有或者很少给予征服者帮助，是征服者独立的小分队扩大了疆域。

此外，对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的确是一次新的体验。在美洲活动的西班牙征服者面临着恶劣或棘手的环境，这里有着更高的大山、更密的森林、更广的沙漠、更强的降雨，这里的疾病也比他们已知的任何疾病都致命，还有成千上万的、他们认为可怕的野蛮人居住于此，保卫这些与西班牙敌对的土地。在许多地区，这些人以类似食人和活人献祭的方式来恐吓这些初来乍到的人。这些征服者离家千里，他们的行动通常得不到同胞的帮助。的确，由于征服是一种私人行动，征服者之间经常存在竞争，有时还会发生冲突。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成功的呢？西班牙征服者又是如何解读自己的成功的呢？

内在力量

在16世纪的新西班牙和秘鲁，殖民者回顾了对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情况，广义地说，他们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种征服。一些幸存的记述者，尤其是一些神父认为西班牙的胜利是上天注定的，是为了让当地人皈依，也许也是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哈斯佩尔·德·马基纳记述了1533年他们在卡哈马卡俘获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事件，并在其中解释道：“我们借着上帝降下的奇迹占领了这里。因为仅凭我们的力量是不足以俘获他并且做到这一切的，但是上帝让我们奇迹般地战胜了他和他的军队。”征服中的困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奖赏让他们的解释充满了神圣的色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迹，并以神使的出现为证：圣母玛利亚和西班牙的守护神圣地亚哥(圣詹姆斯)的身影出现在了战场上。这种征服是上帝的旨意，而西班牙征服者就是使者，他们为新大陆的异教野蛮人带去真正的信仰和对其有益的文明。因此，在西班牙人的眼里，他们能在军事上战胜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样的强大帝国简直是个奇迹。

在这种神圣化的解释中，上帝扮演了更伟大的角色，征服者自己却扮演了更卑微的角色——Non nobis， Domine， sed nomini tuo sit Gloria(不是因为我们，主，……是因为汝名的荣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与之矛盾的说法，可能同样为一些征服者所认同。这种进一步的解释把征服的成功归因于某种所谓的西班牙优越性，通常是指他们具有非凡的英勇或高昂的士气。贝尔纳多·德·瓦尔加斯·马丘卡在1599年发表的有关征服者如何作战的长篇大论中，将这种所谓的高昂士气称为“内在力量”。皮萨罗拿下了秘鲁，这要归功于“持久的内部力量”。如果科尔特斯“仅拥有外部力量，却缺乏内在力量，那么他终将失去这个帝国。但现在，这个帝国是如此强大又富有，这是他凭借精神力量取胜的缘故”。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曾说过：是什么让他拥有了一个如此出色又富饶的王国？是其内在的坚毅。尽管他也曾凭借外在力量在茂密的丛林中突围，克服了无数的苦难，但最终这些经历都化作了他的精神力量，让他在面临许多士兵因饥饿而死的逆境时，从未丧失信心。

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利己性质的解释。征服者必须向国王上书请功，请求获得报酬和特权，同时还要阐述自己取得的成果。许多幸存的、有关征服过程的叙述都是由这类文稿组成的，或源自这类文稿。当然，这类记述对上书者的成就都有所夸张，由埃尔南·桑切斯·德·巴达霍斯起草的备忘录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备忘录讲述了他在1536年征服印加帝国期间围攻库斯科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自称单枪匹马地攻占了一座高塔，破门而入，杀死了地面上所有的守军，还在雨点般密集的投石攻击下用绳索攀上了城墙杀死守军。这种描述根本不具有可信度，只是记忆的美化，再加上叙述者的意图，使得类似的说法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也使之成了该流派文化的核心内容。即使我们有所让步，承认征服者都英勇非凡、力量过人，他们天生的勇气也很难弥补他们所面临的人数差距，或是他们所遭受的艰难困苦。

西班牙征服者士气高昂的观点更有吸引力。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早期的殖民作家创作出了这样一种形象，即美洲原住民，被其神明所预言的厄运吓倒，所以在灭亡之兆的影响下放弃了抵抗，或者坚信他们的敌人是神。这有助于说服为自身士气低迷所害的阿兹特克人的后代，也许还有其他美洲原住民的后代。甚至研究大西洋近代史的、伟大的当代历史学家J. H. 埃利奥特在年轻时也曾断言，西班牙的征服是由于军事优势和“征服者对自己的文明具有更强的自信心”而实现的。

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一些神话传说。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把西班牙征服者误认为神使，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说法是出自原住民的记载。海边和岛屿上的居民，而非内陆或是身处高原的帝国人民，他们中间流传着神明归位的传说，或是“神明现身海面”的神话。尽管在中美洲，后者确实倾向于用神圣的称呼来纪念英雄和来访的达官显贵。原住民对西班牙征服者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当地传统的，也是对人类来访者的合适举止。

同样，阿兹特克帝国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关于它在陷落之前的预兆也完全是一场骗局。所有这些所谓的预兆都源自三部外来作品(有时对其照搬照抄，有时将其略加修改)：普鲁塔克的《传记集》(Lives)、卢坎的《法沙利亚》(Pharsalia)和约瑟夫斯的《犹太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Jews)。这些文本都是古典课程的一部分，在早期的墨西哥殖民地圣克鲁斯·特拉特洛尔科的方济会学院，老师为学生传道授业。16世纪40年代，这些有关预兆的故事首次出现在学院中，讲述的都是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命运。对纳瓦贵族的年轻后裔来说，特诺奇蒂特兰就是他们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他们自然会从自己研究过的文学作品中提取意象，以哀叹它的陷落，而他们的老师则把这些对过去的追忆当成了真实的回忆。

此外，没有证据表明阿兹特克人极易被迷信所惑。每隔五十二年，他们就会重新点燃滋养宇宙的神圣之火，并坚信如果没有它，世界就会走向毁灭。但在每个社会中，仪式的生命力往往都强于其所代表的信仰。在物质世界中，农业、建筑、战争统筹，阿兹特克人都取得了成功，这表明了其能力在于理性与明智，而不在于被神话禁锢的思想。无论如何，点火仪式的最后一次完成时间是1507年，此时距离征服者的到来只有区区10年。因此，即使当地人倾向于相信世界末日的来临，也会认为活在当下，事不关己。

另一方面，西班牙远征军士气不稳的证据比比皆是。在目击者瞠目结舌地讲述活人献祭的场面时，他们情绪几近崩溃，这可能促使了征服者断断续续地采取屠杀和恐怖战术。对于特诺奇蒂特兰这座城市，最有名的描述便出自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al Díaz)，他将其比作通俗骑士小说中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堡，恶魔般的魔法，所援引的城堡也是一个阴森荒凉又漆黑可怕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原住民对西班牙人的恐惧多于西班牙人对原住民的恐惧。原住民在防御战中士气高涨。尽管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都认为，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简单又快速，但事实恰恰相反。即使是在以常理判断，守城方无论如何都难以获胜的时候，他们的抵抗依然十分激烈。印加人在国家的心脏地带陷落后，依然在山谷中悲情抵抗，直到1572年，他们都一直在那里坚守着国家的独立。

然而，历史学家更愿相信且夸大西班牙人自吹自擂的优越性。在大多数历史文献的描述中，西班牙征服者不仅士气高昂、实力强劲，在技术、政治手腕、防御战术方面也占据优势。

从技术层面上讲，正如前一章所述，西班牙征服者拥有“枪炮和铁甲”的骄傲资本，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些武器是否真的能带来优势。只有弹药储备充足时，枪炮才能发挥作用，弩也同样需要大量的弩箭。重装甲在高温低氧的作战中是一种累赘——事实上，西班牙征服者迅速抛弃了铁甲和沉重的皮衣，取而代之的是阿兹特克人和其他中美洲人的棉质盔甲。那些征服者全副武装的形象大多是战后所创作的，反映的是后来欧洲士兵的作战服装(见图1-9)。

战马也被认为是西班牙人的秘密武器，并且在他们重新引入马匹之前，该物种在美洲已经灭绝了一万多年。马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深受西班牙人的喜爱，这似乎也激发了原住民的想象力。但是，在山地战和巷战中，它们几乎一无是处，在中美洲和安第斯的大多数地方，巷战才是决定性的战役。在危地马拉时，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对使用战马颇有微词，“由于道路粗糙，马匹无法保持领先”“沼泽地和茂密的森林使得骑兵无法作战”，这都是他的常用语。早期的战役中，马蹄铁便成了珍稀品，因为没有马蹄铁，战马就从助力变成了阻碍。1524年，阿尔瓦拉多在危地马拉时写道：“按照现在的市价，一打马蹄铁价值190比索，我们只得用黄金来换取它们。”

在开阔的平原上，马匹有着摧枯拉朽般的力量。在西班牙人对征服战争的描述中，全是他们诱敌深入、在开阔的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他们成功后的所向披靡，但这也恰恰证实了马匹作战的局限性。此外，原住民士兵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避免正面作战，他们会以砍断马腿或拽扯马尾的方式让马匹摔倒，挖隐蔽的尖桩坑来埋伏骑兵，还很快就学会了骑马。

在西班牙征服者掌握的技术中，真正重要的是航海技术，造船术把他们送上了新大陆，若双方立场互换，没有一名土著航海者能达成这种成就。西班牙人还能审时度势，制造出适用于河流和湖泊作战的船只，这种优势虽然在某些地方很重要——比如在墨西哥中部时，攻城者必须先渡过湖泊才能接近阿兹特克帝国的大本营特诺奇蒂特兰，但显然应用有限。

西班牙征服者比原住民更具有政治优越性，一个客观公正的人不太可能会认同这一观点。相反，尽管征服者在政治上无能，西班牙还是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墨西哥的科尔特斯，还是秘鲁的皮萨罗及其手下，都不曾对敌方的政治制度有所理解。科尔特斯曾认为，面对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他可以通过俘获和操纵阿兹特克皇帝来控制这个国家——这也是自15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惯常做法，在阿兹特克帝国之前的是加那利群岛，再之前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然而结果令科尔特斯大失所望，因为阿兹特克人把被俘的皇帝视作弃子。皮萨罗也未能理解墨西哥征服战的实质，所以尝试了同样的策略——部分是因为这是西班牙的惯例，部分是想效仿科尔特斯。这种方法在秘鲁效果更好，但纯属偶然。在这两个地区，西班牙征服者都成功地招揽了一些原住民群落，但这并不是凭借他们自身的能力，而是依靠了原住民谈判中介来结盟——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说相关的语言。在大部分的交易中，除了玛雅语言区(那里有一些会说外语的西班牙人)，侵略者在征服的早期不得不依靠口译员——这些人通常是俘虏，学西班牙语很快。

最后，的确是旧大陆的人把土著人不熟悉的疾病带到了新大陆。在殖民时期早期，有成千上万，也许是上百万的、没有抗体的原住民死于这些疾病，尤其是天花。他们唯一能够获得免疫力的方法就是在感染后存活下来，但大多数当地患者并没有熬过去。在整个殖民世纪，随着欧洲侵略的不断推进，这种模式也在各地不断重复。在这一方面，欧洲侵略者确实享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优越感，即他们天生就对自己所带来的疾病具有免疫力。然而，入侵后的结果并不能单独归结于疾病的影响，我们必须强调，瘟疫的肆虐并不一定瓦解了当地人的反抗。在评价疾病对征服的影响时，有四点需要谨慎考虑。

第一点，疾病暴发的时间与征服并不完全同步。当然，在秘鲁，天花是先于西班牙征服者出现的，这可能增强了当地人的免疫力。然而，在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尽管人们遭受了被围困时的常见折磨——可能包括斑疹伤寒症，也可能是饥饿，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是天花最初暴发的时间。在某些地方，人口灾难直到征服者离开后才开始发生，疾病是于不知不觉间在当地蔓延的。第二点，尽管致命的疾病肆虐，但在墨西哥和秘鲁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守军参战。由此可见，疾病不一定会削弱人们的抵抗力；有时，威胁越致命，守军的决心反而越坚定。1520—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显然就是如此，17世纪北美五大湖地区的易洛魁人面对法国侵略者时也是如此，即使他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法国侵略者与天花的传播有关。第三点，也是决定性的一点，征服几乎总是更多地依赖于支持征服者的当地人组成的大军，西班牙人自己却出力较少。原住民盟友和抵抗者至少有着同样的易感染体质，容易被西班牙人携带的疾病感染，当然，抵抗者相对远离感染源。就其本身的效力而言，疾病既对征服有利，也对征服不利。第四点，虽然西班牙征服者对欧洲的疾病有免疫力，但他们发现美洲的环境极其恶劣。例如，他们难以适应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心脏地带的海拔，在穿过必要的低地时也容易染上疟疾。

对于征服中发生的事情，如果征服者和历史学家都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那原住民自己怎么看呢？

武力征服

早期的殖民记述受到了西班牙神父和官员的影响，并由他们编撰，所以我们很难从中辨别出当地人的真实声音。大多数的原住民精英成了殖民政权的合作者，接受甚至编造了殖民政权的神话。例如，16世纪中后期，人们常常把墨西哥城市特诺奇蒂特兰·特拉特洛尔科的陷落当作真正的阿兹特克挽歌，但可疑的是，它们似乎与当时西班牙征服者所熟悉的欧洲和伊斯兰传统诗歌有些相似。历史学家只从表面上理解了那些故事：所谓的阿兹特克人失败之兆，或是那些原住民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是神，他们显然受害于自己的轻信，也受害于殖民时期早期原住民在反映征服者的文化、传统、信仰时的倾向性。通过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滤镜，将征服前的那些国家重塑为类似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国家，此类回忆录的数量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成倍增加。

在殖民时期的尤卡坦半岛，一些玛雅贵族在回忆征服时代时，是完全认同西班牙人的，甚至自称“高贵的征服者”。他们没有哀叹这场侵略，而是自豪于自己把基督教带给了愚昧的同胞。在秘鲁，有一位印加领袖在比尔卡班巴的森林中建立了独立的原住民国家，他也认同这种征服是天意所向，还把它写得好像是前任领袖降下的神圣的惩罚。与此同时，在西班牙，一位印加王子成了受人尊敬的文人，并称赞印加帝国的帝国主义等同于罗马帝国的帝国主义。在16世纪六七十年代，秘鲁总督让当地群落的领袖聆听并赞扬一些时长较长的历史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是，把西班牙人记述中的征服看作是解放印加帝国暴政下的人民。这些演讲过去尽管有着各式各样的版本，但既源自西班牙人，也源自原住民。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资料记载了原住民的观点，不能说这些记载从未受到西班牙人的影响，但它们所受的影响较小。在征服之后，当地领袖及其群落不得不像征服者那样，向西班牙国王请求奖励和特权，但在传达请愿书时，他们的优先次序有时与西班牙征服者的截然不同。另外，他们声称的征服显然不是真实的版本，但仍然揭示了当地人的一些观点。例如，在西班牙入侵危地马拉半个世纪后，居于阿蒂特兰的苏杜旭族玛雅人的统治者在上书菲利普二世国王时写道：

在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先生和其他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际，在他们入侵这片大地之时，没有一个城镇接受和平劝降，让它们降伏的是武力；当他们到达我们的城镇——圣地亚哥阿蒂特兰时，人们友好地接待了佩德罗先生等人。当然了，他们没有人会拿起自己的武器。

十几份出自西班牙人之手的记载详细地反驳了这一说法，即苏杜旭族人声称他们曾张开双臂欢迎阿尔瓦拉多。与声称内容相反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面对西班牙人、纳瓦人、卡齐格尔族人的大规模入侵部队，苏杜旭族人曾进行了短暂而英勇的抵抗。卡齐格尔族人作为他们曾经的敌人和邻居，评论道：“苏杜旭族人死于卡斯提尔人之手。那么，为什么要否认这一崇高的事实呢？答案在于1571年苏杜旭族上书的性质——这是一份请愿书，请求减少对西班牙地方官员的上贡，该族人声称自己一开始就忠心耿耿，显然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苏杜旭族的统治者故意撒谎，因为那些最初抵抗侵略者的记忆可能已经消失在当地的传统生活中了。换句话说，当地人对征服的一种解释是它从未发生过：西班牙人来到了这片土地，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基督教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依然继续。

同时，苏杜旭族人总结了发生于16世纪20年代的残酷的侵略战争，他们的总结也以另一种方式揭示了这一点。对于危地马拉历史的所有描述，无论是纳瓦人、玛雅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那里的人们只会臣服于“武力征服”(正如苏杜旭族人所坚称的那样，该地区的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当地人对此有另一种解释：“侵略者来了，我们和他们战斗，战争让我们疲惫不堪。”正如卡齐格尔族人对阿尔瓦拉多入侵的描述：“卡斯提尔人对我们的杀害再次开始，他们也再次遭到人们的抵抗。双方战斗了很久，然后都再次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并不是说这些哀叹掩盖了原住民的微观爱国主义(当地人的身份认同高度地区化)的关键作用。卡齐格尔族人在描述这场战争时，还在吹嘘自己在打败邻近的基切族玛雅人和苏杜旭族玛雅人时，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他们的夸张甚至比“卡斯提尔人”还要过分。在墨西哥，微观爱国主义是至关重要的。韦霍钦戈和特拉斯卡拉的领袖在被征服前与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争夺霸权，并在被征服期间与西班牙征服者结盟。来自这两个城镇的记载，一致且不无说服力地认为，这场征服是一些当地群落与其他群落战斗的结果。在他们自己看来，特拉斯卡拉人和韦霍钦戈人才是墨西哥真正的征服者。

特拉斯卡拉人有一组画作，人们在今天称之为《特拉斯卡拉史》(Lienzo de Tlaxcala)，这组画作十分有趣，因为它们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征服的编年史(见图8)。一连串生动的战斗图画展现出了这样一个场景：特拉斯卡拉战士在先锋部队中冲锋在前，真刀真枪，西班牙征服者则小心翼翼地殿后。征服者就像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饰演的“斗牛铃声公爵”一样，“从后面带队”，因为“他觉得没那么精彩”。

和征服者自述的英勇战斗一样，原住民的这种观点具有利己性，或许也更具有合理性。如果大部分战斗都是由当地人上阵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征服者的伤亡相对较少——至少是重伤人数较少，因为在以往的战斗中，西班牙征服者的伤亡人数往往较多。同样地，这也有助于解释其俘虏人数较少的现象。在中美洲的战争传统中，特别是在墨西哥中部，俘虏人数比伤亡人数更加重要，因为这种战斗的目的在于获得人牲。

此外，《特拉斯卡拉史》很好地描绘了西班牙征服者招募当地人的方式。在结盟谈判的所有场景中，中心角色都是科尔特斯的那位原住民翻译，西班牙人称她为玛丽娜女士。她的母语是纳瓦特语，这也是墨西哥中部的通用语。向墨西哥进军的途中，征服者把她从被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在所有的类似场合中，她是唯一能听懂在场所有人语言的人，这让她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权。她可以为了私利促成双方结盟，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纵事情的走向。她来历不详，但显然属于受阿兹特克霸权统治的部族之一，并对其部族上贡的硬性指标感到不满。在特诺奇蒂特兰陷落九个月后，她为科尔特斯生下了一个孩子，并因此被称为他的情妇，但原住民的记述中没有提及此事。在《特拉斯卡拉史》中，玛丽娜女士才是整个征服过程中的天才，负责战斗的指挥，而科尔特斯只是一个辅助者。西班牙征服者的其他同盟群落似乎也将其视为侵略者的真正领袖或共同领袖。

从当今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特拉斯卡拉史》和类似的记载解读为一些关于当地部族间自相残杀的描述，并将之视为美洲原住民的内战，然而亲历者并不这样看。当时，美洲原住民对当地部族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美洲人的身份认同与安第斯人的也不一致。只有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殖民后，在与更广阔的世界互通之后，区域性的种族身份认知才得以出现，更不用说美洲半球性的原住民身份认知了。在西班牙入侵之前、期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原住民的身份认同高度地区化。在美洲人之间，这种团结感无以超越。几个存在竞争关系的群落瓜分了美洲半球，并相互角逐。所谓的征服，一开始是为了征服美洲人，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为了征服他们的子孙后代——这只是他们漫长的、相互敌对的历史中的又一个插曲。

在墨西哥的中部地带，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分裂倾向，即执政精英的不团结及对引发群落间战争的霸权部族的憎恨。阿兹特克人居住在一个动**的城邦联盟中，这些城邦大多位于特斯科科湖周围的岛屿或湖畔上，也位于海拔超过7000英尺的中央山谷中，在这种海拔和环境下人们是无法种植棉花的，而阿兹特克人需要棉花来缝制衣物和盔甲。领袖礼制生活中所需的精英专用品，其原材料也是无法在该地区种植和产出的，比如制作球类的原料——橡胶，球类运动是贵族运动里的基础项目，也是一种神圣的宗教崇拜；比如可可，可以用来酿出那种令人陶醉的、充满可可碱的礼制酒；比如其宗教仪式中需要的焚香；比如头饰上的异国羽毛。在特诺奇蒂特兰这样的湖滨城市，他们甚至无法在现有的土地上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如人们赖以生存的主食豆类和玉米。因此，这些城市也曾自我谴责过其掠夺式的生存方式。特诺奇蒂特兰的精英把自己的城市描绘为鹰巢，周围是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错综复杂的贡品运送网遍布于阿兹特克的文化区，最终到达特诺奇蒂特兰，这让其他大多数城市烦恼不已。对人牲的极大需求也加重了朝贡城邦的负担。早期的殖民记载声称，1487年，在特诺奇蒂特兰的主庙举行祭祀时，要挖出2万～8万颗活人的心脏作为祭品。这个数字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可能连2万人都没有，但这场可怕的血腥暴行却深深地留在了几代人的记忆里。如果我们认为，许多反对阿兹特克人的群落团结起来，是为了得到西班牙征服者所带来的奖赏，这是不恰当的。据推测，他们是想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重新规定进贡的指标，但没有预料到会产生那样的后果。

在尤卡坦半岛，关于精英不团结的体现有两大出处：其一，一些原住民征服者为后人撰写的请愿书和记述；其二，殖民时代前，当地的传统记载，即《奇兰·巴兰》(Books of Chilam Balam)[又称《美洲豹的预言》(Jaguar Prophet)]。几个贵族家族——其中最著名的是修、佩什和康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争夺该地区的霸权。在他们的战争中，那些最痛苦、最血腥、破坏力最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都发生在西班牙征服者抵达之前。因此，基于长期以来的积怨和记恨，他们作出了支持或反对西班牙征服者的选择。

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帝国由几个王国组成。在西班牙人入侵时，这几个王国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历史学家习惯称之为独立的“省”。这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动**，在这种局面中，玛雅的统治者在与西班牙征服者结盟的同时，也很快背弃了彼此间的联盟。他们主要的战斗持续了漫长的二十年，到1547年，西班牙人控制的地区仍然只有半岛的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缓慢地向东部和南部扩张其势力范围，但始终不能控制整个半岛。因此，原住民的不团结使得“征服尤卡坦半岛”具有漫长、血腥、地理上不完整的性质，但这也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玛雅王朝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侵略者，也许有一天能击退他们。

在玛雅帝国南部的危地马拉高地，情况虽略有不同，但同样具有启发性。那里的帝国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心存不满的地方领袖接受了侵略者的劝降(就像他们在墨西哥中部那样)，或是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为西班牙征服者所用(就像在安第斯那样)，或是有一些分散的、实力相近的小王国，迫使西班牙征服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军事突袭、与当地人结盟(就像在尤卡坦半岛那样)。相反，高地上有两个较大的王国，周围簇拥着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北可延至低地，南可延至太平洋海岸。这两个王国是基切族玛雅(K’iche’或Quiché)和卡齐格尔族(Kaqchikel或Cakchiquel)玛雅。基切族人曾统治过卡齐格尔族人，但卡齐格尔族人在西班牙人到来的五十年前就开始反叛了。自叛乱以来，双方的对抗一直十分激烈，即使祖国都面临着由西班牙人领导的无情的攻击，他们也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联盟。

人们可能会认为，小王国比大帝国更容易陷落。因此，被侵略国的体量越大，西班牙征服者所面临的麻烦就越大。事实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大国有其复杂性——内部力量不团结，阿兹特克帝国在抵抗了两年后就垮台，危地马拉高地的诸多王国在五年的浴血奋战后才被控制，而尤卡坦半岛北部的十几个小国家在入侵开始的二十年后才被“平定”。这几场战争分别发生于1519—1521年、1524—1529年、1527—1547年，这几个时间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西班牙在1521年后成功的基础，不仅在于西班牙征服者彻底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俘获或杀害了其皇室成员，还在于西班牙征服者、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中部地带的其他纳瓦城邦中的精英，能够快速地完成帝国的更新换代——西班牙与纳瓦的联合军队“重新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建立了新西班牙王国。通过这种方式，到了16世纪20年代后期，西班牙与纳瓦的联合军队突破了阿兹特克帝国的旧疆界，进入玛雅帝国。如果侵略军中没有成千上万的纳瓦人和其他中美洲战士，由阿尔瓦拉多和蒙特霍斯领导的对危地马拉和尤卡坦半岛的进攻一定会彻底失败。

在秘鲁，印加帝国因内斗而四分五裂。印加帝国所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帝国主义。在安第斯地区，热带雨林和海洋之间的巨大山脉，使得这片较小的区域内有着惊人的生态多样性。在山的两侧，或在相邻的山谷中，丰沛的雨水和毒辣的太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海拔逐渐上升时，较短距离内的湿度、温度、常见生物群差异较大，在附近也可获得海产和低地地区的农产品。因此，在印加帝国崛起之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所有的安第斯大国都利用了这种生态多样性，它们将不同区域的农产结合起来，让人们能够富足地生活。

印加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创新，只不过规模比他们的祖先大得多。他们的军队跨越了数千英里和大约30度的纬度，为领土增加了南北向、上下坡、东西向的生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早期很常见。除了将农产品运往帝国各地，他们还把所有的劳动人口都迁移到了开阔地带，以便扩大生产。例如，当印加人在15世纪晚期击败了竞争对手——沿海的奇穆人时，该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夷为平地，所有国民都被驱逐出境。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几年里，据说瓦伊纳卡帕克皇帝已经把成千上万的劳工从帝国各地迁移到科恰班巴种植古柯，来为印加精英的宗教仪式增添神秘感。据称，他还动用了更多的人力来建造他的夏宫。恐怖策略和生态效率有着一样的目的。据说，在征服卡纳里时，瓦伊纳卡帕克下令在叶海亚·科查湖淹死了两万名敌方战士。

因此，有些地区已经准备就绪，渴望与印加霸权一争高下，但更微妙的怨恨也在起作用。比如，最能深刻体现这点的记载之一，即编撰于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的关于切卡的传统记载。切卡人居住在瓦罗奇里山谷中，占据了殖民时期早期的战略要道——从西班牙征服者所建的首都利马到前印加帝国的要塞库斯科。切卡人通过疆界来严格定义自己的特权。他们几乎总是与邻部发生冲突，要么把邻部当作敌人来害怕，要么把邻部当作“野人”来鄙视。他们在当地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们与印加人的联盟。然而，就在西班牙征服者到来前不久，印加人背叛了约定，拒绝在切卡的重要圣地表演一年一度的舞蹈。这就是安第斯的政治生活形式，体现在西班牙征服者无法理解的一些宗教仪式上。出于对这种侮辱的极度反感，切卡人加入了推翻旧日盟友的联盟。

西班牙统治下的领土扩张也依赖于其原住民盟友。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征服者带领军队进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其军队大部分由纳瓦特尔的士兵组成，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们为西班牙征服了今天的新墨西哥州。因此，对于我们所谓的征服，理解其过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西班牙征服者视作征程中的意外受益者，但这场征程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历史的不断重演和当地战争的特性，使得新旧霸权不时更替。

在推翻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战争中，西班牙征服者是盟军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对受其统治的新大陆而言，他们也只是外来的入侵者和局外人。然而，为什么在美洲原住民都有所目睹的变化中，从中获益的是西班牙人，而不是其他当地的群落？为什么特拉斯卡拉霸权没有取代阿兹特克霸权？为什么印加帝国不简单地分裂为几个由原住民统治的国家？为什么在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统治下的半个美洲及美洲其他地方，大多都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或许，这种以原住民为中心的，或具有本土主义性质的解释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我们所谓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在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征服”。

偏离的解释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说法。在传统认知层面上，欧洲人在美洲建立霸权的故事血腥又可怕，这些故事主导了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向。正如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说过的那样，战争创造了“精彩的历史，和平只会带来枯燥和乏味”。因为有很多资料都是将士们写来请功的，所以他们详细描述了战争，描绘出了一幅激烈冲突的画面。征服之后，西班牙本土的一些批判帝国主义的批评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来谴责同胞的残忍和野蛮，因此人们确信征服是一种恐怖的暴行。例如，当我们想到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科尔特斯对乔卢拉市民的大屠杀(至少3000人罹难)，或是皮萨罗俘获印加皇帝时发生的卡哈马卡事件。卡哈马卡事件实际上是皮萨罗在一次无端攻击中杀死了他3000名手无寸铁的侍从。但这些引人注目的情节，是发生在人们豁出一切、背水一战之时，发生在人们遍体鳞伤、四面楚歌之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只能以恐怖手段来安定军心或者震慑敌人。墨西哥征服战的传统故事中都有着三场战役的影子：双方结盟前，特拉斯卡拉人与西班牙征服者的战力较量；特诺奇蒂特兰的血斗；在墨西哥，河谷以北的米却肯人在最初的和解后与西班牙征服者决裂，引发了西班牙征服者的无情报复。然而，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这些冲突的显著特征——它们数量很少。

与特拉斯卡拉人的较量是考验西班牙征服者作为潜在盟友的适应性，而不是原住民真正的敌对行动。另外两个暴行则是真实存在的，但阿兹特克人和米却肯人只是该地区数百个群落中的两个，除了这两者，其余的人都是自愿臣服的，他们通常会与西班牙征服者和平共处。有些地方在后来才归附于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的帝国，降伏那里的过程都无须交战：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或大使与那里的人进行了谈判，谈判内容是遵守西班牙君主制。虽然，西班牙帝国绝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帝国，但对大多数忍受过它的人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并且其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其大部分领土上，它的建立是非常和平的。至少，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征服”的解释，把征服所缺乏的理据考虑在内。

近来关于帝国的历史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就是恢复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现实主义，这让我们了解了帝国是如何运作的。一个群落如果没有内奸和资敌者的帮助，通常是很难征服另一个群落的。工业化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极为有效的通信资源和威力巨大的武器，在此之前，征服者是无法长期征服一个心怀反抗的国家的。在殖民统治下的原住民很少会甚至永远不会被剥夺所有权利和主动性，而是在其所属帝国的框架下继续塑造自己的历史。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德国，这些由其征服者所建立的伟大帝国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英国人所说的“间接统治”，即将权力留给或移交给原住民中的精英。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军队和警察都是从当地人中招募的，对于西班牙这样的早期帝国，我们不该指望它会和其他的帝国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有的话，西班牙帝国一定会更加依赖于原住民的中介群体，因为西班牙帝国领土广阔，用以维持国家统治的资源不足，西班牙人的人力也总是短缺，再加上“有距离的暴政”和通信困难，这些都让西班牙难以控制其殖民地。

现在已经有证据证实了这种想法。但这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原住民授予了西班牙征服者统治他们的权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继续忍受着西班牙的统治，对其剥削行为进行合作，但这是非常不稳定的。对西班牙征服者的热情体现了他们文化中的陌生人效应，也就是说，他们重视陌生人，并倾向于赋予他尊荣。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在社会发展到某些阶段时，都会赋予陌生人特权，甚至所有的君主制都起源于将陌生人尊为国王。无论如何，有很多社会，特别是位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都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人类学家玛丽·赫尔姆斯收集了很多实例，真实地表明了商品神圣化的程度与它们所走过的路程距离成正比，以及与它们和神圣的地平线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圣名或某种程度的尊重。在记载西方历史的文献中，朝圣者会获得人们的尊敬，远途归来的旅行者也会因智慧而声名远扬。

这些熟悉的例子体现了美洲原住民传统中普遍存在着对陌生人的偏爱。不难想象，这是理解西班牙征服者被误认作神的关键之处。他们在许多地方受到尊敬，但这种尊敬并不是奉他们为神明，而是把他们视作天赐之人，这些人来自远方，所以充满了神秘感。在这方面，传教士对西班牙帝国的扩张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人们很容易顺从一个神圣的人——他的神圣是因为他来自远方。

无论如何，在某些社会和政治环境中，陌生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天赐之人，他们不受任何现存派系、权力中心或敌对血统的束缚，在各种争端中都是理想的仲裁者。仲裁权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在大多数社会中，是主权的一种功能性体现，而且往往是其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在中美洲和安第斯的许多地方，西班牙教徒和传教士在解决当地关于土地、王权、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争端中发挥了作用。每一次仲裁都让西班牙征服者在当地有了更高的社会价值，让他们更牢固地成为传统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或补充。对某些人来说，异国人具有性吸引力，现实的考虑也促使人们选择陌生人作为婚姻伴侣，尤其是对精英阶层的成员而言，这恰恰是因为与内部人结婚往往会损害其中一人的政治独立性，而与陌生人结婚则会给陌生人带来声望，却不会让自己陷入尴尬的从属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欧洲的皇室，通常也会从其领地之外寻找婚姻伴侣。如此多的美洲土著王朝对西班牙征服者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并不奇怪。原住民选择与陌生人建立婚姻关系(或一些不太正式的同居关系)时，后果也随之而来——陌生人通常会在其所处的社会中获得权威、侍从、贡品、礼节性尊重、荣誉头衔甚至实权。在殖民时期早期，西班牙征服者所保持的经济剥削的特征形式，几乎都是通过与同盟中地位较高的原住民女性结婚而自动获得的。西班牙的统治权虽然在一些地方是通过暴力获得的，但在另一些地方却是陌生人效应的结果。

对于西班牙人以外的其他征服者，这一借助陌生人效应来获得实权的模式是否有助于解释他们在美洲的征服？最具启发性的例子几乎总是缺乏记载。逃跑的奴隶会建立起自己的“褐红人”王国，有时建立在他们原群落的地盘上，但大多是建立在当地部族的地盘上。让奴隶的权利凌驾于原住民之上，这一过程更能赋予西班牙征服者权力。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的殖民者有时也会在有“陌生人效应”的地方活动。通常，这几个民族的侵略者会模仿西班牙人的先例。他们会利用原住民对他们的欢迎，以和平谈判来获得定居权，比如曼哈顿的荷兰人和宾夕法尼亚的英国人。那些最初移民到马萨诸塞的人，以及在弗吉尼亚建立了第一个持久的英国殖民地的游手好闲之人，他们如果没有原住民的招待，在努力做成这些事的初期就会饿死。美洲各地的侵略者利用原住民之间已有的竞争和分歧，招募合作者并与之结盟，就像西班牙征服者曾在美洲所做的那样。其他殖民者尽管不像西班牙征服者那样善于政治联姻，但也明白与原住民女性结盟，有时可以增强彼此间的良性关系，或者至少是可利用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讽刺——西班牙征服者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就在美洲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陌生人的身份，而从长远来看，则是因为他们当地人的身份。这种陌生人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征服者常常是当地部族战争的受益者，也有助于解释西班牙人通过谈判和定居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招募当地盟友的背景，从而理解征服中的暴力事件。然而，这些暴力事件的成因无法被概括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性解释。用赫雷斯的话来说，“人数如此之少的小型群体，却击败了人数如此之多的大型群体”，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了寻求一个完整或尽可能接近完整的理解，我们必须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并且还需要承认的是，虽然我们在前面几页中剖析的那些传统解释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但它们中有许多可以作为解释的一部分。只是在美洲的不同地方，这些解释之间的平衡及其文化背景、环境条件可能会有所改变。

首先，即使考虑到疾病的影响，征服者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当地人的人口数量，比如阿兹特克人，其他纳瓦人、玛雅人、安第斯人的定居社会。这种数量上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人的微观爱国主义所抵消。原住民身份的高度地区化导致了原住民的不团结，这使得西班牙人招募了大量的原住民战士，获得了原住民翻译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是玛丽娜女士)，还能在征服战役和殖民地建设中与当地精英建立合作关系。

仅凭西班牙人的能力，他们就可以成功，虽然武器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决定性的优势，但也给战斗中的征服者带来了部分助力。相比其他武器，钢剑既能杀死更多的原住民战士，还能拯救征服者的生命。

其次是枪炮、战马、战犬或战獒。尽管西班牙征服者非常珍视战马，但也并非所有的西班牙征服者都能够骑马作战，而且他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征用战马。

尽管西班牙征服者从传染病、原住民盟友、钢剑中获益，但在征服史上仍有侵略者战死的时刻——如果不是恰逢西班牙的入侵行动，他们早就死了。西班牙侵略者一无所有，所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声望，还可以让他们还清自己的债务、洗刷自己的耻辱，也许还能减免自己背叛老主顾而带来的惩罚。原住民的领袖则与其相反，他们要保卫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家人的安危、子孙后代的未来地位、整个群落的福祉。因此，原住民有动机去寻求一个机会，一个向侵略者妥协与和解的机会，否则这个侵略者通常会并且乐于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获得定居权为止。只是原住民的领袖不会知道，这样的妥协导致了西班牙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