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华易逝，岁月倥偬，转眼老臣已是风烛残年。每每午夜梦回，当年我等追随陛下南征北战、平定四海之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金戈铁马声声入耳，不禁感慨万千、涕泪横流。”远征军老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而今斗胆往事重提，所为并非功名利禄，只望陛下圣鉴，微臣一片碧血丹心，日月可照。”为了那份无法兑现的恩宠，迪亚斯和他的远征军同胞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上书皇室，以期胸中郁结可达圣听。然而造化弄人，在新大陆度过了70年峥嵘岁月的迪亚斯，直到1585年离开人世时，也没能等来那份遥遥无期的皇室封赏。在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岁月里，那些真正缔造了这个传奇时代的远征军战士，注定将成为历史的注脚，被世人遗忘在幽暗的角落。
作为征服传统美洲帝国的“伟大指挥官”，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名字被载入史册，永世流传。在西班牙近代史中，科尔特斯与皮萨罗被并称为皇帝查理五世的“左膀右臂”；他们三人则被誉为“殖民时代的三座丰碑”。抛开史论不谈，仅凭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立下的汗马功劳，科尔特斯和皮萨罗“时代先驱”的称号也是实至名归。
紧随二人之后，第三位名垂青史的人物又会是谁？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远征军内部早已存在谁又是继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之后最伟大的征服者的争论。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就在他1576年写给国王的信中，自诩为西班牙远征史中的第三号人物(他甚至自负地认为，若论功行赏，自己应该独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在《印第安部落武装和印第安简史》一书中，瓦尔加斯·马丘卡描写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所用的篇幅，超过了皮萨罗，地位仅次于科尔特斯——而对其他远征军指挥官则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在此我们要对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略表歉意。除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外，本书选取了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父亲)以及埃尔南多·德·索托三人，组成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远征军指挥官。早在本书付梓之前，网上呼声最高的人选都是诸如胡安·庞塞·德·莱昂、阿尔瓦·努涅兹·卡贝扎·德·瓦卡、弗朗西斯科·瓦斯克斯·德·科罗纳多以及埃尔南多·德·索托之流，而非像科尔特斯、皮萨罗、阿尔瓦拉多和蒙特乔那样公认的远征军巨擘。究其原因，或多或少是出于前者在早期远征中对日后美国领土的开发作出的杰出贡献(毕竟英语国家的网民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在以上四位网络候选人中，我们仅选取了埃尔南多·德·索托一人。他传奇的殖民地经历，使其成为一位饱受争议但又颇具代表性的远征军人物。
15世纪80年代初，埃尔南·科尔特斯出生于西班牙西部小镇麦德林。小镇所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贫穷落后，常年气候干燥。科尔特斯是小贵族马丁·科尔特斯的私生子，青年时期进入萨拉曼卡的一所大学攻读法律。科尔特斯很快就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离开学校后，他来到东部城市瓦伦西亚，并辗转加入了西班牙军队，梦想着在意大利前线一展身手。此后的岁月里，科尔特斯一直怀揣着在地中海战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即便多年后身处美洲大陆对抗阿兹特克帝国的前线，他仍对发生在意大利、非洲大陆和圣地的战事念念不忘。然而，命运和年轻的科尔特斯开了个玩笑，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会作为一名远征军拓荒者，远渡重洋，来到遥远而陌生的美洲大陆，带领一群十恶不赦的流氓、匪徒转战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周围星罗棋布的加勒比海岛之上，亲眼见证西班牙人对中美洲地区长达数十年的野蛮殖民征服。
1529年，科尔特斯返回西班牙。他与国王在中部小城托雷多短暂会晤——在那里，科尔特斯遇到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后者当时正在游说国王，希望获得一张入侵秘鲁的皇室许可证。科尔特斯的母亲来自皮萨罗家族，因此他算得上是皮萨罗兄弟的远房表亲。皮萨罗四兄弟——弗朗西斯科、冈萨罗、埃尔南多，以及胡安在日后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的远征中并肩作战。皮萨罗兄弟出生于小镇特鲁希略——同样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对意战争的老兵，也是一位小贵族。弗朗西斯科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当地农夫的女儿，他也因此终身未获合法身份；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胸无点墨、嗜赌成性，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莽汉，而非治国安邦的栋梁(科尔特斯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不同，他给国王的信旁征博引、文采斐然)。
皮萨罗曾在意大利作短暂停留。像科尔特斯一样，他也曾梦想在那里开创属于自己的辉煌。机缘巧合的是，皮萨罗同样选择了“印第安”而不是意大利作为自己发展毕生事业的地方——他随舅舅一起来到了加勒比地区。科尔特斯在古巴获得殖民地保长的职位，皮萨罗在巴拿马殖民地也得到了同样的官职。尽管童年时期弗朗西斯科兄弟间的关系不为外人所知，但可以确定的是，1529年之后，他们都跟随弗朗西斯科的脚步——包括唯一拥有合法身份的皮萨罗兄弟之一，最年长的埃尔南多在内——义无反顾地来到新大陆。是年，野心勃勃的弗朗西斯科用一张入侵秘鲁的皇室许可证为他此前二十五年的远征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古语有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1510年，当皮萨罗兄弟在南美大陆逐梦荒野时，同样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巴达霍斯小镇)的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兄弟五人，也跟随舅舅来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很快，他们舅甥六人就加入了危地马拉远征军的队伍。佩德罗参加了进攻古巴的战役，并加入了1518年探索尤卡坦海岸及墨西哥的远征行动。在阿兹特克攻城战中，佩德罗·阿尔瓦拉多曾是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帅科尔特斯的二号人物，倘若科尔特斯阵亡，他会立刻接管战场指挥权。1520年，当科尔特斯因故离开战场时，阿尔瓦拉多就曾全权负责指挥特诺奇蒂特兰城中的西班牙和特拉斯卡拉联军。后者冲动的性格险些给联军带来灭顶之灾，他的火暴脾气也从此广为人知。阿尔瓦拉多在阿兹特克人庆祝宗教节日时贸然发动进攻，破坏了停战协定，使人数处于劣势的联军陷入重围，一手导演了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悲伤之夜”惨案，成百上千名西班牙和特拉斯卡拉联军士兵在溃逃中丧命。
阿尔瓦拉多的满头金发和火暴脾气为他赢得了“托纳蒂乌”的诨号(纳瓦特尔语“太阳”的意思，见图6)。1524—1526年，阿尔瓦拉多对危地马拉高地发动的残暴入侵，更使他声名狼藉。负伤后，心灰意冷的阿尔瓦拉多留下弟弟乔治继续进攻。16世纪20年代末，乔治带领数万名纳瓦族战士击溃玛雅人的抵抗，在危地马拉建立了殖民地；但最后获得执政官头衔的，却是他的哥哥阿尔瓦拉多。就像科尔特斯和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名远征军将士一样，阿尔瓦拉多笃信：只有一次接一次的征服，才能证明他对国王的一片赤诚。1534年，当发现印加帝国的消息传来时，阿尔瓦拉多立刻在危地马拉招兵买马，踏上了前往秘鲁的征程。他在得知自己的同胞已然捷足先登时，便又将目光转向了洪都拉斯。在那里，阿尔瓦拉多被任命为执政官，掌管着一块死气沉沉的殖民地；直到1540年因遭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排挤而离开。翌年，不甘寂寞的阿尔瓦拉多又率兵平息米克斯顿叛乱，这次对发生在努埃瓦·加利西亚(位于墨西哥北部)的原住民叛乱的征讨，也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远征。
图6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之死。和大多数远征军指挥官一样，阿尔瓦拉多也死于非命。这位绰号为“托纳蒂乌”(纳瓦族语意为“太阳”)的西班牙传奇人物在画中与太阳相伴
当皮萨罗和阿尔瓦拉多兄弟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时，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父子、叔侄两代人也加入了美洲大陆的殖民大军(见图7)。来自西部城市萨拉曼卡的蒙特乔家族，在阿德兰塔多老蒙特乔带领下，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尤卡坦半岛远征的洗礼。16世纪初，35岁的蒙特乔跟随科尔特斯经过古巴，辗转来到墨西哥；其后他回到西班牙，向国王游说阿德兰塔多的封号。1526年，在获得阿德兰塔多封号后，他花了十年时间试图在塔瓦斯科、尤卡坦和洪都拉斯建立殖民帝国，但终究功亏一篑。然而老蒙特乔却鸠占鹊巢，最终得偿所愿，两次坐上了执政官的宝座：1540年，在洪都拉斯，他要感谢无意恋战的阿尔瓦拉多鼎力相助；1546年的尤卡坦半岛，是子侄奋力拼杀，才铺就了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
图7 蒙特乔神殿外观，蒙特乔父子二人的身姿被雕刻在梅里达中心广场的蒙特乔行宫入口处
与大多数远征军指挥官一样，老蒙特乔一直为战场失利和政坛失意的阴影所困扰——他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向国王申请一张征服尤卡坦的许可证上，以及之后接二连三的军事失败中。等到最终登上执政官的宝座时，留给他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与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同病相怜，蒙特乔年复一年周旋在气焰嚣张的权臣和唯利是图的律师之间，在南美大陆的热带雨林与机警的土著士兵以命相搏，只为换取须臾胜利的欢愉。在动**不安的年代，蒙特乔巧用他山之石，借助家族成员、同袍、竞争对手，甚至部落盟友等一切内外势力，不择手段地获取成功的经历，同样是大部分远征军将领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
年方弱冠的埃尔南多·德·索托离开西班牙，像1514年的蒙特乔那样，远渡重洋来到印第安人的家乡。他在南美大陆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辗转奔波在中美洲的土地上，并最终在尼加拉瓜获得了殖民地保长的职位。彼时，因连年征战而意兴阑珊的蒙特乔与美洲殖民史上最恢宏的篇章——墨西哥远征——擦肩而过，恰好此时传来了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准备进军秘鲁的消息。1532年，德·索托率部加入秘鲁远征军，随即被任命为指挥官，并参与了之后生擒皇帝阿塔瓦尔帕的战斗和攻陷印加重镇卡哈马卡以及都城库斯科的战役。大肆劫掠之后，他于1534年及时抽身而去，从而避免了卷入秘鲁长达数十年的残酷内战而魂断异乡的命运。
德·索托衣锦还乡，当年默默无闻的中美洲拓荒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德高望重、肥马轻裘的秘鲁远征军指挥官。一时风头无两的德·索托借机攀龙附凤，委身权势，随后又获准加入圣地亚哥骑士团，并被授予古巴执政官的头衔和一张佛罗里达阿德兰塔多的许可证。德·索托本可以在哈瓦那安享晚年，然而1539年，他鬼使神差般踏上了臭名昭著的第三次北美大陆远征，同时为自己的人生敲响了丧钟。所幸最终历史并没有忘记他的贡献。
在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交界地区，德·索托命丧神秘的恶疾。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这些在南美大陆为非作歹、丧尽天良的远征军大人物，大多暴尸荒野，难得善终。凶残的皮萨罗兄弟尽数死于非命，仅一人除外。弗朗西斯科被其战友之子(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刺杀(见图4和图5)，胡安死于曼科在库斯科布下的十面埋伏，冈萨罗则被以叛徒之名处决。只有埃尔南多侥幸得以善终。1541年，年近花甲的埃尔南多在他用从秘鲁带回的财富购置的家族庄园中告别人世，死前已然双目失明。1541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在一次被原住民叛军袭击而撤退的途中，被自己的坐骑失蹄踩死。
科尔特斯带着他的新墨西哥王国执政官或总督的梦想，回到西班牙，并受到国王查理五世的热情迎接。然而老谋深算的西班牙国王并不希望看到手握重兵的远征军将领成为位高权重的殖民地总督。于是科尔特斯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头衔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保长特权(他被赐予了瓦哈卡山谷侯爵的头衔)。1547年，在一次失败的北美大陆远征行动之后，科尔特斯死于塞维利亚。不久之后，1550年，他的老搭档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也奉旨回国，以尤卡坦第一任执政官的身份向国王述职，于数年后去世。
衣冠禽兽
以上五位远征军将领的传奇人生，能否代表数量众多的远征军将士？以他们享有的声望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况且参与美洲大陆远征行动的西班牙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默默无闻中告别人世。
在很多方面，以上五位人物与其他“残暴的远征军指挥官”并无二致——就像拉斯·卡萨斯书中描述的那样。在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笔下，凶残的远征军肆意杀害像羊群一样孱弱的原住民。无论是“伟大的暴君”阿尔瓦拉多和皮萨罗，还是“无耻之徒”蒙特乔，或是其他那些“凶狠”“残暴”的西班牙军棍，在面对“温驯的羔羊”时，都会张牙舞爪地露出“如狼似虎的凶残本性”。正如迈克尔·德·卡瓦哈尔在戏剧《断头台上的印第安人》(Complaint of the Indians in the Court of Death)中所写，“他们狼狈为奸”“他们是虎豹豺狼”“这是一伙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我们或许有必要加入第六位著名征服者，或者说一位臭名昭著的反英雄主义指挥官，来作为“衣冠禽兽”的极端代表，他就是洛普·德·阿圭尔。
作为一名巴斯克贵族的儿子，他自幼对远征军在印加帝国的英勇事迹耳濡目染，弱冠之年便来到秘鲁，一心想建功立业。阿圭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我千辛万苦来到秘鲁，”他在后来给国王的信中写道，“手中紧握长矛，心中充满荣耀，满腔热血准备报效祖国。”从16世纪30年代末一直到50年代末的近20年时间里，从尼加拉瓜到玻利维亚的广阔南美大地上，都留下了阿圭尔的足迹；他还参与了16世纪40年代由西班牙人挑起的秘鲁内战。回望历史，阿圭尔用沾满印第安人鲜血的双手向世人证明，自己无愧于“冷血屠夫”的称号。
在这个野蛮嗜血的殖民年代，卑鄙是侵略者的通行证，善良是原住民的墓志铭——在这个年代，人们对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泯灭人性的残暴统治早已司空见惯，对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凶残暴行也已麻木不仁。在这个年代，拉斯·卡萨斯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毫无人性的“殖民暴君”。战争是孕育怪胎的摇篮。在16世纪的南美大陆，洛普·德·阿圭尔就是恶魔的化身。1560年，丧心病狂的阿圭尔将沿亚马孙河顺流而下的远征行动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在占领了玛格丽塔岛上的西班牙殖民地之后，他挥舞屠刀对政府官员和当地居民大开杀戒。阿圭尔宣称：“这伙贪官刁民意图加害于我。”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说道，“他们必须死。”1561年，阿圭尔在巴基西梅托被捕，被以叛国罪处死，尸体被剁碎后送至委内瑞拉殖民地全境示众，以儆效尤。
阿圭尔的所作所为，终因过于下作而难登大雅之堂。毕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无论是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是给国王写亲笔信叫嚣“我将至死反抗你，对我恩将仇报的国王”以美化自己叛国的暴行——都似乎更加印证了他“疯狗”的诨号。最终，他也只能作为众多个性鲜明的远征军人物中的反面典型，被世人唾弃。
阿圭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声名狼藉的征服者。新西班牙王国指挥官努涅奥·德·古兹曼就被拉斯·卡萨斯称为“被上帝唾弃的恶魔”，现代历史学者更是将其描述为“天生杀人狂”(J. H.佩里)、“野心勃勃的暴徒”(艾达·奥特曼)以及“暗黑世界的使者”(唐纳德·奇普曼)。然而，作为南美帝国墨西哥行省的执政官和新西班牙王国最高法庭大法官——古兹曼的仕途远比阿圭尔顺畅通达。彼时的阿圭尔，像他的许多西班牙同胞一样，疯狂屠杀原住民、残害远征军异己、公然反抗国王，最终在暗礁遍布的美洲殖民帝国波诡云谲的政治大潮中折戟沉沙，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即便阿圭尔欺君犯上、大逆不道，但他给国王的最后一封信依旧包含了诸多陈情令的典型特征。其间充斥着华丽刻板的自我标榜，诸如“在新大陆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又如“奉旨勤王”，平息叛乱、镇压新教、匡扶皇室正统的“忠义之举”。尽管阿圭尔公然忤逆国王的举动令世人瞠目结舌，也与此类文书的初衷背道而驰，但信中随处可见的自吹自擂、愤世嫉俗、无病呻吟、愁云惨雾，无一不是征服者文体的显著特征。
让我们先把远征军浮夸的文风和“光辉的”主角放在一边——显而易见的是，出身相似的远征军指挥官怀揣同一个梦想来到美洲大陆。然而面对相同的环境，彼此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有人如鱼得水、平步青云，有人命运多舛、举步维艰。凡此种种，我们从“精彩纷呈”的征服者自传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至此，远征军中凤毛麟角的传奇人物群像，已经跃然纸上。
这群来自西班牙西南部城市、年近而立的小镇青年，自备武器、粗通文墨，通过联络乡党或家族人脉，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经过新大陆远征的磨砺，意气风发，随时准备孤注一掷，再次投身寻找财富和追逐荣誉的征途。
此类远征军，与传统意义上西班牙国王豢养的皇家士兵有所不同。尽管人们经常将远征军与士兵混淆——他们全副武装、纪律严明并且骁勇善战。然而，远征军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军事训练，他们的军事技能全部来自南美大陆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场环境。西班牙人经常在殖民地招募兵员，大多数远征军成员都是久经沙场的殖民地老兵——如此看来，1536年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从加那利群岛带来的那群新兵蛋子更像是一个笑话。在参与卡哈马卡活捉阿塔瓦尔帕皇帝行动的远征军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超过半数的士兵至少在美洲大陆的热带雨林中摸爬滚打长达五年之久。然而这些经历，都无法与正规军事训练相提并论。
缺乏军事训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军衔。彼时，欧洲战场的西班牙军队由出身贵族阶层的各级指挥官统率。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洲大陆的众多远征军指挥官只能共用一个军衔，彼此没有上下级区别。卡哈马卡的战利品分配记录显示，所有远征军将士都被统一分为两类，一类是骑马的，另一类是赤脚的。于是战马就成了区分军衔高低的唯一指标。
由于远征军不属于正规军，所以他们的制服、盔甲和武器装备五花八门，无法统一。由于缺乏统一制服配给，远征军成员的作战服样式多变，形态各异——基本与其主人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相吻合。对所有西班牙士兵来说，有三件物品必不可少，分别是绑腿、套头毛衫和粗布披风。经济条件稍好的士兵会为自己置办一件带毛皮或丝绸衬里的紧身衣或无袖坎肩(见图6)。这种16世纪盛行的装束，领口向下缀有排扣，腰线束身并且底部带有短小的衬裙，式样繁多，并不断推陈出新(此类紧身衣就是现代夹克衫的雏形)。然而，西班牙人在远征途中很快便抛弃了他们原来的装束，原因是西班牙人的服装过于昂贵和招摇，既无法适应南美丛林多变的气候，也不能满足隐蔽作战的要求。很快，笨重的羊毛、亚麻原料就被轻便的棉花取代，中美洲阿兹特克战士穿着的短衫和方形斗篷取代了束手束脚的紧身衣，沉重的行军靴则换成了轻巧的凉鞋。
在17世纪墨西哥流行的绘画和壁画作品中，远征军战士经常身披重甲，头戴战盔。此类作品往往充满天马行空、自以为是的幻想，其中铠甲就是很好的证明。早期的绘画和考古发现显示，西班牙远征军很少全身戴甲，仅配备一块护胸镜。由于重量原因，日常活动中也很少使用护胸镜，只在投入战斗前才将其穿上。自16世纪20年代开始，中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大量采用阿兹特克人名为“伊奇卡胡伊皮”的作战服，这种塞满棉絮的马甲可以有效地保护士兵的躯干不受中美洲土著战士常用的黑曜石武器的伤害，比铸铁铠甲更能适应美洲特有的气候。西班牙人带来的圆形铁盾很快就被土著战士的木质皮盾所取代，后者更方便维护。同样，各种轻便作战帽也比笨重的铸铁头盔更加实用。后期绘画作品中，科尔特斯和其他指挥官佩戴的精致的黑水晶羽冠头盔，直到16世纪40年代才在欧洲流行起来，而美洲大陆的远征军则从未使用过这种头盔。
长剑是每一位远征军战士的标准装备。尽管16世纪托雷多的能工巧匠早已打磨出更加轻巧锋利、威力巨大的双刃扁剑，但在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南美大陆热带雨林中的西班牙远征军战士似乎更加青睐手中的三刃钝头长剑。这种长5～6英尺、需要双手挥舞的长剑，曾令南美丛林中的土著战士魂飞魄散。西班牙史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描写：在激烈的鏖战中，远征军以微小的伤亡代价重创土著士兵。抛开其中夸张的成分，造成这种悬殊战果的原因很可能就隐藏在西班牙铸铁长剑和土著士兵木质黑曜石武器之间的质地和长度差异中。
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辅助兵器，远征军战士所使用的12英尺长枪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这种长枪配有铁质枪头，拆卸方便，并可作为标枪投掷使用。根据史料记载，这种长枪在西班牙人的土著盟军中大受欢迎。尽管如此，长枪在南美大陆发挥的作用，仍远逊于欧洲战场。这是因为，南美土著军队中没有盛行于欧洲各国的骑兵方队。同样来自欧洲的十字弓，操作简单，便于维修。然而，相较于联军中人数众多、射术精湛的土著射手，西班牙弓箭手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远征军战士是否已经开始使用火枪？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南美大陆关于火器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哥伦布第一次穿越大西洋后的数年间，距其发明时间仅十年左右；殖民地时期的史料往往夸大了火器在征服土著部落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远征军装备的火器，工艺简陋、性能低劣，完全无法适应热带地区的作战需求。当时远征军中广为人知的火器是一种长筒火绳枪——西班牙语中叫作“arcabuz”或“escopeta”。这种枪使用干燥的发射药，极易走火；在其漫长的装填过程中，很多暴露位置的枪手都被阿兹特克、玛雅或印加弓箭手射成了刺猬。值得一提的是，后期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手持毛瑟枪的远征军战士形象，则完全是艺术家一厢情愿的假想。事实上，这种先进的枪械直到16世纪5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火绳枪的作用可谓形式大于内容，因而常常只能作为震慑敌人的工具使用。
在震慑敌人方面，加农炮就像是升级版的火绳枪。即使是最小的加农炮，也可以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一边喷火，一边将实心铁球抛出2000码的距离。西班牙人声称，在这种可以召唤雷电的神器面前，无助的土著战士往往呆若木鸡，继而抱头鼠窜。然而就像火绳枪一样，加农炮的战场作用同样极为有限。在1519—1521年的阿兹特克战役中，科尔特斯就曾使用过加农炮。他的部队带着10门黄铜大炮来到墨西哥，但由于炮身过于沉重，无法进入内陆地区。最后科尔特斯成功地将其中四门三英尺长的小炮运抵战场。实战中，士兵需要大费周章地将它们搬上简易马车，而且这些火炮只能在干燥的环境中使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仅有的四门火炮，也在“悲伤之夜”，被仓皇逃窜的西班牙联军尽数遗弃在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周围的泥泞湖沼中。直到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围城战中，卷土重来的科尔特斯才在盟军的全力支持下，经过周密部署，将加农炮运送到位于墨西哥山谷的前线。
究竟是什么，让那些早期功成名就的远征军将士策马扬鞭踏上新的征程？答案就隐藏在远征军成员内心深处对财富和功名的渴望中。从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发行、流传至今的科尔特斯给国王的信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国王和教皇的无限忠诚，或许才是远征军不断征战的原始动力。然而国王本人对远征军的明珠暗投之心洞若观火；而邀功文书中光芒四射的高大形象，无非是远征军指挥官为讨国王欢心、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
即便民间野史普遍将远征军描述为疯狂的“金色瘟疫患者”(语出卡瓦哈尔)，我们依然不应主观夸大西班牙人对黄金的痴迷。远征军对贵金属的疯狂渴求，自有其历史原因和难言之隐：贵金属保值性强，易于运输，是远征军的金主最为青睐的等价交换物。远征军“既不是麻木不仁的雇佣军，也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莽汉，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自发、自愿、自费出征的、拿着枪的商人而已”，曾经的远征军成员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一语道破天机。
哈斯佩尔·德·马基纳，像赫雷斯一样，紧随皮萨罗的脚步来到南美大陆。在信中他告诉父亲，自己选择秘鲁是因为“这里的金银多得像比斯开的铁一样，这里的羊群比索里亚的还要多，这里生活着最淳朴的印第安人和最伟大的君主，锦衣玉食应有尽有”。马奎纳并非职业军人，博学多识的他曾先后担任两位早期远征军执政官的高级侍从，他们分别是尼加拉瓜执政官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马奎纳多方疏通打点，自发筹款来到“印第安人的世界”，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耀门楣，谋得一份公证员的差事或者改行从商。然而，就像大多数16世纪早期命丧异乡的远征军战士一样，马奎纳再也没能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他在一次与安第斯原住民的遭遇战中不幸身亡。与此同时，远隔重洋的父亲刚刚收到他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沉甸甸的金条。
投身远征的西班牙人，并不是见钱眼开的雇佣军，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西班牙人将这一远征团体形象地称为“公司”。财大气粗的金主负责在后方运筹帷幄、募集资金，冲锋陷阵的指挥官则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贪婪地攫取胜利的果实。自始至终，西班牙的美洲远征史也是一部野蛮的商业扩张史，上演了一出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荒诞传奇。远征军就是拿枪的商人。殖民地的保长头衔，是对远征军将士最好的奖赏；随之而来的对原住民和朝贡的支配权，足以使获此殊荣的远征军将士过上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面对僧多粥少的窘境，那些为了远征行动倾尽所有、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远征军将士，无不对保长头衔趋之若鹜。能够跻身封疆大吏的，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只能等盛宴结束，分得一点残羹剩饭。
大部分远征军士兵出身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中产阶层。1519年，巴拿马城建立后，98名远征军拓荒者参与了出身调查；在完成调查的75人中，仅有两名职业军人，其中六成是来自社会中层的手工业者和工匠。在另一份新格拉纳达王国(今哥伦比亚)远征军成分调查中，中产阶层士兵的比例似乎被刻意夸大了。总体来说，调查数据清晰地表明，远征军的成员主要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城市手工业者与商贩所构成。
同样，1533年参与卡哈马卡远征的西班牙人中，也看不到职业军人的身影，整支队伍都是由作战经验不丰富的手工业者与商贩组成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份登记为各种手工业者——包括裁缝、钉马掌工人、木匠、吹鼓手、桶匠、铁匠、石匠、理发师和一名风笛手兼传令员。1527年，同样的小手工业者还出现在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的第一次尤卡坦远征中，队伍中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包括商人、内科医生、两位传教士以及两名炮兵技师。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与家眷一同踏上征途(尽管依照惯例，在尤卡坦被征服之前，这些西班牙妇女只能和大批商人在出征的港口等待丈夫凯旋的消息)。
对参与巴拿马、墨西哥、秘鲁，以及哥伦比亚远征行动的1200多人的年龄和出生地进行的调查显示，每次远征的人员组成大致相同：约30%的远征军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王国，约19%来自与之毗邻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约24%来自新旧卡斯提尔王国中心地区，其余的人则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区域。来自欧洲的远征军成员人数相对较少，以葡萄牙人、热那亚人、佛拉芒人或希腊人为主。远征军年龄跨度甚广，下至弱冠少年，上至花甲老人；参加秘鲁和哥伦比亚远征的远征军平均年龄为27岁，大多数士兵都不到30岁。
远征军的教育背景也参差不齐，从目不识丁的蒙昧之徒到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无所不包。编年史中的记叙略带美化成分；事实上，远征军内部的文化程度确实高低不一，尽管他们的平均文化程度因为农民的缺席而要略高于西班牙本土人口。战争亲历者贝尔纳尔·迪亚斯、科尔特斯，以及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关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纪实战地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经典，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物以稀为贵的尴尬现实。当时大多数远征军士兵的陈情令中，都充斥着简单堆砌的陈词滥调，内容空洞乏味。尽管世人普遍认为，来自文明世界的远征军文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美洲大陆的“蛮荒部落”；但事实上，远征军将士的读写能力要远逊于文明高度发达的美洲土著居民，例如玛雅部落。
事实证明，远征军士兵社会出身和文化程度之间的联系，也没有世人预想的那么紧密。据殖民地史官波哥大人胡安·罗德里格兹·福莱勒记载，新格拉纳达殖民地的部分市政厅工作人员只能依靠烙铁印信签署文件。1532—1534年，远征秘鲁的十位著名指挥官中，包括四位皮萨罗兄弟在内，只有四位粗通文墨，三位阅读能力非常有限(仅能签署姓名)，剩下的三位则是彻头彻尾的文盲(包括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远征军成员中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一定程度上，无法预知的风险与难以兑现的回报，使这份工作成为大部分远征军士兵的梦魇。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险象环生，常常使远征军成员身心俱疲，陷入歇斯底里的境地。在1569年，沿亚马孙河顺流而下的远征行动中，被害妄想症发作的洛普·德·阿圭尔就曾对自己的同胞大开杀戒，并宣布自己是教皇和皇帝的化身。除去陈情令中的无病呻吟外，初出茅庐的哥伦布和科尔特斯均未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倾向；然而在历尽世事艰险后，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皈依上帝”以寻求心灵慰藉。哥伦布的眼疾严重恶化，他声称自己曾与上帝进行过对话，并经历了类似弥赛亚的狂喜；科尔特斯则时常幻想自己是天使下凡，以上帝之名前来拯救蒙昧无知的南美大陆。然而这种癫狂的宗教呓语，却在不经意间给原住民群体带来了一丝震撼和心灵启迪。而另一位远征军指挥官卡贝扎·德·瓦卡，于1528年在得克萨斯海岸遭遇海难并被当地人俘虏——据他自己声称，俘虏他的当地人将其奉为法力无边的圣人。历经八年漫长的漂泊，在数百名信徒的簇拥下，他才最终经陆路回到了新西班牙殖民地。
卧榻之侧
新大陆上的西班牙人并非孤军奋战。尽管传统意义上的远征军只包括前文描述过的那些“光辉形象”，然而，要想深入了解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史，我们就不得不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将目光投向那群为了共同目标与西班牙人并肩作战的异族远征军。他们英勇善战、忠心耿耿、勤劳勇敢，为西班牙美洲帝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天真地希望国王能够兑现属于他们的封赏。因而，远征军中的三个特殊群体不应被历史忽略，按照人数多少，依次为：西班牙女兵(极少数)、黑人远征军(数目可观)、本土远征军(数量庞大，远超西班牙本土远征军和黑人远征军)。
在1519年，科尔特斯首次登陆墨西哥数年后，数千名西班牙远征军将士先后来到这里，其中就包括19名女性远征军，她们的表现无愧于“女战士”的称号。有证据显示，至少五人参加了战斗，其中三位在南美大陆声名远扬。伊内斯·苏亚雷斯追寻丈夫的足迹，曾先后来到委内瑞拉和秘鲁；当得知丈夫阵亡的噩耗后，她加入了指挥官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远征智利的大军。在那里，她沦为统帅的玩物，并于1541年参加了圣地亚哥保卫战，与来犯的可尼人英勇作战。1545年，她被授予殖民地保长的头衔，她的光辉事迹至今仍被智利人民传颂。16世纪50年代，多尼亚·伊莎贝尔·德·盖瓦拉跟随丈夫加入了征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门多萨远征行动。在之后给国王的信中，她细数自己的功绩，希望得到殖民地保长的头衔(与其所有同胞一样)。最后一位，卡塔莉娜·德·埃劳索，在回忆录中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在今天的智利和玻利维亚境内与土著斗智斗勇的战斗岁月。
作为这段历史的细枝末节，她们的存在是对主流文化的一次挑战：她们加入远征的时间普遍较晚；活动区域也远离殖民地中心地带；她们的行为均表现出强烈的男性化趋势，符合人们对远征军士兵男性身份的普遍定义。主流文化中，远征军不必由清一色的男性组成，但必须具有显著的男性化特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16世纪的世俗偏见，在人们眼中，只有英勇无畏的男性才能担负远征行动中残酷的战斗任务。在圣地亚哥保卫战中，伊内斯·苏亚雷斯把扣为人质的七名土著酋长全部斩首，从此声名远扬。这传奇的(甚至是残忍的)一幕，一时被传为佳话，即使男人听了也心有余悸。圣地亚哥城的名称就来自据称当时骑着白马从天而降、拯救众生的圣徒詹姆斯。在后来的民间传说中，主角经过演绎变成了苏亚雷斯，她骑在白马上降临圣地亚哥，以此鼓舞守城的西班牙士兵。
相似的剧情在不同的时空上演着。多尼亚·伊莎贝尔·德·盖瓦拉在给时任西班牙摄政王的多尼亚·胡安娜公主的信中写道，队伍沿拉普拉塔河撤退，妇女毅然担负起男人的职责。她们将伤员扛在肩膀上，“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温柔”，同时“又粗声粗气地鼓励他们振作起来继续战斗”。此时此刻，远征军女战士柔弱的身影仿佛顿时高大了起来。
男人都已精疲力竭，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女人的肩上，她们不仅要洗衣做饭，还要站岗放哨，照顾伤员，为他们清洗身体，并不时巡视篝火，准备弓弩、时刻提防神出鬼没的土著印第安人，必要时还要发射火炮，高声叫喊、传递警报，像军士长那样组织士兵列队迎敌——因为，当男人倒下时，就是女人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机会。
为了不被识**份，卡塔莉娜·德·埃劳索总是夸张地模仿着她的男同胞的一举一动，完美地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这也使埃劳索的麻烦事一件接着一件(不管她走到哪里，或者说是“他”，因为埃劳索总是一副男人装扮)：寻常的纸牌游戏或饭后闲聊总能演变成一场场决斗或街头斗殴——随着手下败将的增多，埃劳索的口头禅“让他去死吧”，总能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尽管没人知道，其他女人有没有识破埃劳索的女扮男装，因为“他”总是用略带轻蔑的戏谑语气与她们交谈，并极力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兵痞嘴脸。值得一提的是，埃劳索的回忆录中很少对土著士兵进行单独描写，就像科尔特斯、迪亚斯、阿尔瓦拉多和拉斯·卡萨斯书中描述的那样，这群负隅顽抗、食古不化的野蛮人只配被英勇的远征军将士赶尽杀绝，死不足惜。
同时，浩浩****的印第安人队伍重新回到家园。远征军冷酷无情地举起屠刀，大开杀戒，鲜血汇成河流在大地上流淌。他们在多拉多河追上了印第安人，一路上尸横遍野、人头滚动，这真是一场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笔者努力试图还原文中几位女性的传奇生平，然而大多数远征军女战士的身影却依然隐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她们卑微的人生轨迹，我们将永远无从探知。
与凤毛麟角的“女战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人不屑提起的、数量庞大的黑人远征军群体。尽管官方记录对他们鲜有提及，但以胡安·瓦林特、胡安·加里多和塞巴斯蒂安·托拉尔为首的黑人远征军拓荒者的事迹，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自15世纪90年代开始，黑人奴隶和杂役开始加入西班牙人的远征队伍。1521年后，各支远征军中的黑人数量，都从开始的区区数十人增加到上百人之多。尽管史书刻意抹杀他们的贡献，但黑人远征军的庞大数量和能征善战，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中一位名叫胡安·加里多的黑人参加了阿兹特克远征，并亲眼见证了这个古老帝国的灭亡。出生于非洲的加里多，被肮脏的奴隶贩子带到了葡萄牙，之后又被卖往西班牙，并因参加对波多黎各和古巴及其周围群岛的远征而重获自由。在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战斗中，他作为后勤部队的一员，随后几乎经历了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墨西哥其他地区的所有远征行动。作为对他忠诚的奖赏，加里多在新墨西哥城中分得了一处宅邸，并从此解甲归田，成家立业，闲暇兼职保安或镇传令员的工作。在给西班牙国王的陈情令中，加里多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将小麦带到墨西哥的人。
另一位出生于非洲的黑人远征军拓荒者名叫塞巴斯蒂安·托拉尔。早在16世纪30年代的尤卡坦远征中，年轻的托拉尔就曾跟随自己的主人——一位西班牙征服者，登上过尤卡坦半岛。1540年，已获得自由的托拉尔加入了西班牙人试图征服半岛玛雅文明的第三次远征行动，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在这块16世纪40年代初期建立的殖民地上，托拉尔受洗成为一名说西班牙语的虔诚基督徒；他成了一名卫兵，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彼时，殖民地当局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所有非洲黑人后裔必须缴纳朝贡，托拉尔向国王写信抗议，未获回复。于是，他启程前往西班牙，并获得了在殖民地佩带武器的御赐许可。之后，托拉尔返回尤卡坦，并于16世纪80年代去世，为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毋庸置疑，加里多和托拉尔都是黑人远征军士兵的杰出代表。著名战地记者玛莎·盖尔豪恩曾说过一句名言：“战争面前，众生平等。”如果我们不能仔细审视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认真体味他们在殖民战争中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就无法对这些征服者的人生际遇感同身受。对黑人远征军士兵来说也是如此，加里多和托拉尔是其中极少数可以逆天改命的时代宠儿。他们和西班牙人一样参与阿兹特克和玛雅远征，参与建立殖民地城镇，并向国王呈送陈情令、寻求皇室认可。他们“黑色的”皮肤依旧饱受争议；尽管地位略高于原住民，在新兴殖民地从事着二流工作的、曾经的黑人远征军士兵，注定永远无法和曾经奴役他们的西班牙人平起平坐。遗憾的是，在远征中历尽艰险、幸免于难的加里多和托拉尔来到殖民地后，不得不继续卑躬屈膝，苟全性命于这个他们亲手创造的黑暗帝国。而相比众多死于战乱的黑人远征军士兵，加里多和托拉尔又是幸运的，至少他们可以奴颜婢膝地安享晚年，并被载入史册。
压轴出场的是价值连城的本土远征军，那些第一次殖民浪潮中的玛雅人、萨巴特克人，以及千千万万与西班牙侵略者并肩作战，而后跻身新兴殖民地特权阶层的土著精英群体。离开成千上万“印第安朋友”的鼎力相助，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帝国就只能永远是荒漠中的海市蜃楼。本土远征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获得自治权和其他特权，在其领地内与西班牙人合作的土著部落；另一类是跟随远征军南征北战、四海为家的土著士兵。
第一类本土远征军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第一波殖民浪潮中——来自尤卡坦半岛。当时统治半岛西北部地区的佩什王朝，面对锲而不舍的西班牙人的第三次入侵，决定采取放弃抵抗、寻求合作的绥靖战略。他们允许远征军和它的纳瓦人盟军驻扎在帝豪镇，该镇1542年发展为新兴殖民城镇梅里达。佩什的王公贵族争相接受基督教洗礼——他们兴高采烈地接受西班牙主子赐予的教名，并与自己的土著姓名拼凑成诸如“唐·弗朗西斯科·德·蒙特乔·佩什”之类不伦不类的名字——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国王赏赐的贵族称号及周边地区的统治权。他们还积极参与对半岛其他地区玛雅文明的远征，逐渐获得了官方认可的远征军身份。纳库克·佩什和麦坎·佩什因参与远征行动而被作为“yax hidalgos concixtador en”载入玛雅史书。这个由西班牙语和玛雅语共同组成的词语，意为“贵族”和“征服者”，即“本人，贵族征服者先驱”。
第二类本土远征军中的杰出代表——那些随远征军南征北战、四海为家的原住民——当数纳瓦族人，或墨西哥中部地区说纳瓦语的土著部落。特拉斯卡拉曾是纳瓦族重镇(现在仍是)，那里的居民特拉斯卡拉人，以顽强抵抗阿兹特克帝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而闻名。尽管随后，他们放弃抵抗，与侵略者同流合污、共同对付阿兹特克帝国；但更为讽刺的是，他们逐步发展为披着联军外衣、为西班牙美洲帝国卖命的贩夫走卒(见图8)。
图8 这幅画卷再现了1522年特拉斯卡拉战士远征墨西哥西部米却肯部落的场景
西班牙与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军事同盟，通过阿尔瓦拉多家族和希科田卡特王朝的通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特拉斯卡拉族公主多尼亚·路易莎嫁给了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并育有两个孩子；乔治·德·阿尔瓦拉多则娶了路易莎公主的妹妹多尼亚·露西亚。阿尔瓦拉多家族携他们的特拉斯卡拉妻子，率领上万名特拉斯卡拉战士及扈从，浩浩****地向危地马拉高地进发。贝尔纳尔·迪亚斯写道，“乔治·德·阿尔瓦拉多的队伍中有200名特拉斯卡拉战士，少量来自墨西哥的乔鲁拉人、瓜卡鲁拉人以及其他省份的战士，他们在之后的日子里与西班牙人并肩作战”。纳瓦族战士主要来自霍奇米尔科、特斯科科，以及其他墨西哥中部城镇；米斯特克人和来自瓦哈卡的萨巴特克人，也加入了远征的队伍。
是什么原因使得纳瓦族人和其他中美洲部落对与侵略者结盟如此向往？首先，中美洲地区居民作为一个整体身份象征，具有其微观局限性。尽管阿兹特克人、特拉斯卡拉人、瓜卡奇兰人、基切人、柯克其圭人，以及皮普人世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然而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远不足以构成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凝聚力的共同身份象征。跨部族的泛印第安联盟，并不具备任何存在并发展的现实基础。16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人对此了如指掌，并加以巧妙利用，从而组成了强大的西班牙·纳瓦联军，为殖民帝国的伟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西班牙人的战略预判，在此后阿兹特克帝国的覆灭，以及对瓦哈卡、尤卡坦和危地马拉的远征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其次，长期遭受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中美洲城邦，从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帝国的对抗中尝到了甜头。他们意识到：与侵略者结盟可以有效保存实力，尽管需要牺牲部分主权作为代价；但同时自身安全得到了保障，并能加入回报丰厚的殖民远征行动。就像一位远征军老兵回忆的那样，“来自墨西哥和特拉斯卡拉地区省份的印第安人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一同开辟、发展危地马拉行省，并在此安家落户”。
1563年，盘踞在墨西哥谷地的纳瓦族统帅霍奇米尔科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称，他们“无意冒犯尊贵的山谷侯爵(科尔特斯本人)和神圣的基督大军”，他们是西班牙人对抗阿兹特克帝国和危地马拉玛雅人的忠实盟友：
我尊敬的国王陛下，我部在英明的保长大人阿德兰塔多·阿尔瓦拉多的带领下，消灭了阿兹特克人，并参加了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远征行动。微臣的部落为远征军贡献了2500名英勇的战士及各种军需物资，因此帝国联军才得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然而，如果没有我部的精诚配合，您英勇的西班牙战士将在这片蛮荒的原始大陆上陷入寡不敌众、寸步难行的绝境，是我们为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
远征军希望获得殖民地保长的职位，在殖民地安营扎寨，并利用保长控制下的原住民劳力和朝贡为之后的远征积蓄力量。纳瓦族城镇瓜卡奇兰是保长乔治·德·阿尔瓦拉多的私人财产，因此，瓜卡奇兰的部落酋长有义务为乔治贡献兵员。作为1527年远征中提供人员支持的回报，乔治承诺，会保护他们并授予他们各种豁免特权。1535年，在给当时墨西哥城西班牙总督的信中，瓜卡奇兰酋长写道：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历次远征中无不争先恐后、浴血奋战，为了帝国的荣誉以身犯险、舍生取义。
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纳瓦族人因其在远征中的卓越贡献得以跻身征服者之列，他们渴望得到封赏，并在自己亲手征服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然而好景不长，在墨西哥北部，尤卡坦地区和危地马拉高地的新兴西班牙·纳瓦族殖民地上，免交朝贡和免服劳役的特权很快就被取消了。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健忘的西班牙人早已把他们忠诚的盟友抛到了九霄云外，纳瓦人在他们眼中又变成了该死的“印第安人”；仿佛一觉醒来，他们就从侵略者的亲密战友变成了新帝国的土著贱民。
16世纪末，面对昔日盟友的背信弃义，万念俱灰的纳瓦人掀起了一股无异于与虎谋皮的请愿狂潮，雪花般的请愿书、陈情信飞向殖民地总督和远在西班牙的国王手中。在一封1547年来自危地马拉的信中，特拉斯卡拉和阿兹特克原住民老兵痛诉道：
除了忍受无尽的劳役、饥渴和瘟疫的折磨，我们每天还要面对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刽子手非人的虐待和疯狂的杀戮，印第安人的鲜血流成了河，尸体堆成了山。尽管我们逆来顺受，毕恭毕敬地献出自己的孩子供他们奴役，献上母鸡、玉米、辣椒、食盐和凉鞋供他们享用，但这群忘恩负义的衣冠禽兽不仅夺走了我们的自由，还无耻地将我们像奴隶一样肆意践踏、无情剥削。
纳瓦人对西班牙人“论功行赏”的许诺深信不疑——那其实是本该属于他们的玛雅战利品，也是对他们配合作战的奖赏，然而他们盼来的却是就地解散，像“奴隶”一样被分配给西班牙远征军将士差遣的命运。他们满心欢喜、准备像西班牙远征军和殖民地保长那样当家做主、扬眉吐气，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落得了和被征服的玛雅印第安人一样的下场。仿佛是为命运多舛的本土远征军谱写的一首挽歌，一位特拉斯卡拉人在请愿书中不无悲戚地写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们可怜的印第安人尚未品尝到自由的甘醇，就被一脚踹翻在地，打入万劫不复、永世为奴的无底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