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彻底摧毁法国舰队后，拿破仑写道：“似乎冥冥中注定，如果我们将支配大陆，那么我们的对手将统治海洋。”这种事实，部分缘于：皇家海军俨然是18世纪规模最大的海上力量。1795年，英国舰队拥有123艘风帆战列舰(ships of the line)，而法国作为第二大海军能够召集56艘风帆战列舰(开战前夕拥有73艘风帆战列舰)。然而，仅仅是规模无法解释英国海军捍卫制海权上的成功——法国与其他海上强权结盟，例如西班牙(76艘战列舰)、荷兰(28艘战列舰)。由于皇家海军的使命包括保卫领海，监视欧洲海域敌方舰队，护卫航线以及两栖登陆舰，他们有可能让皇家海军不堪重负。

因此，实力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英国海员——海军任务的繁重，更确保了即便最稚嫩的新兵也能在海上获得锤炼。从1793年起，皇家海军便封锁了法国海岸，这令英国船员获得了在各种天气、海域操船航行的丰富经验。英国舰只，与体形更加具有流线型的法国、西班牙对手相比，可能略显笨拙；但水手们于最困难情形下操船的技巧，弥补了航速上的劣势。战斗中，英国水手能够驾驶船只抵近对手以发挥其卓越的炮术(因为他们在海上射击方面也具备更多经验)。皇家海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的作用常常被忽略。七年战争期间，海军部批准了一种平底登陆舰的设计，它此后一直是登陆的基本舰只。拿破仑战争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当数1809年1月英国将领约翰·摩尔(John Moore)[1]爵士的部队撤离西班牙港口拉科鲁尼亚(La Coru?a)。海军支援亦是盟军在半岛战争最终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威灵顿公爵麾下、龟缩于里斯本附近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后部队(军民共计420,000人)能得以幸存，依靠的是皇家海军从北美运来的谷物，从北非运来的牲畜以及从孟加拉运来的硝石。1808—1813年，皇家海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步枪、手枪、弹药、火炮——不仅供给正规军，还包括西班牙游击队。威灵顿公爵认可海军扮演的角色，他评论说：“我们拥有的海上优势带给了我军持续补给的能力，而敌人却做不到这点。”

英国面临的主要麻烦有两重：皇家海军持续的人手不足及长期海战带来的损耗。后一问题的浮现源于英国海军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虽然看似平淡)——对法国海岸的顽强封锁，而这会导致损耗出现。经过特拉法尔加海战后，136艘战列舰中仅有83艘适合继续服役。“我渴求和平，”海军部长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在1805年1月哀叹道，“以便让我们的船只入坞。它们像大选中的驿马一样疲惫不堪。”政府的回应是密集的造舰计划，不过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战利品——缴获的船只始终占到了海军总数的至少四分之一。不到四年，英国海军拥有了113艘适于出海的战列舰，此外还有596艘巡洋舰(自1793年以来数量增加了三倍)——这得归功于海军拼尽了全力支撑战争：截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是人类历史上首度出现一个国家部署了世界过半战舰的情形(美国海军于1945年才超越这项成就)。

海军人力短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服役(自保以外)情有可原的排斥，对严格军纪的天然厌恶以及商船、私掠船的更高薪酬。战争时期，由于舰船可能航海数月甚至数年，导致离家在外(甚至远离任何陆地)必然旷日持久。此外，大约三分之二的水手为志愿兵，其中包括来自欧洲国家海军的逃兵和脱离奴隶制的黑人[2]。俘虏敌舰后，志愿兵被承诺可获奖金(虽然多数为军官所得)。尽管新兵中没有囚犯的位置，但对欠债人而言，加入海军却是躲过牢狱之灾的一种方式——海军部会偿还其欠款，前提是不超过20英镑。然而志愿兵一直供不应求，于是，1793年推出了“强制征兵”(Impress Service)——在英国港口“以各种手段说服”人们参军。此法当然有违正义，但它的确保障了皇家海军人力充足(如果说不是始终满员的话)。来自战列舰的海军“团伙”会从停泊的商船抓捕水手；在岸上，一名军官将设立自己的“总部”(通常位于客栈内)——一方面为志愿兵提供住宿，一方面用于关押可怜的强征兵。驻扎在港内的小型交通船(tender)将新兵运往朴次茅斯(Ports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诺尔(Nore)等海军基地。与此同时，水手团伙被派去说服、利诱、强迫人们为国王服役(每招募一人均可“提成”)。强迫入伍之人一般具备航海技术——他们常常本来就是海员，因为海员的奖金高于“旱鸭子”。实际上，水手团伙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的到来还是让港口鸡犬不宁，地方法官对公共秩序忧心忡忡，竭尽所能地试图挫败征兵团伙——甚至达到了将军官投入大狱的程度。1803年，“强制征兵”计划的一名中尉威廉·亨利·狄龙(William Henry Dillon)如此评价他在赫尔令人良心自责的工作：

“在履行我那可恶职责的过程中，我很快体会到了暴民们的憎恨。一次，我遭到一场‘砖雨’的袭击；另一次，当我伏案读书时，一阵枪林弹雨射向了我的房间。”

这种敌视，似乎矛盾地与对战争本身的支持并存。但正因为这样，方可理解人民不愿离开家园、抛弃工作或失去社区重要成员而去作战。有时，地方法官的确将强制征兵的到来视为解决贫民和轻微罪犯的良机，但难处在于说服“征兵团”接受他们。

确实有理由认定，在海上战舰这样封闭的世界里，这群乌合之众只能被迫从事如此繁重的操船工作，战斗中也只能依靠鞭笞方能保持坚定。然而，将18世纪海军舰只描绘为某种“漂浮集中营”无疑是夸大其词了。实际上，英国海军是英国社会的倒影：它仰仗一种等级制度进行管理，其手段混合了镇压、让步、道德控制和对“下级服从上级”的默许。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社会具备一种“无序的凝聚力”(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而海军历史专家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3]提出，该术语亦可贴切地用于形容海军本身。按照现代舰队的标准，英国海军生活混乱不堪，但让众人听命的原因不在于残酷的军纪，而在于上下齐心的强烈共同使命感及对前路凶险的清醒认识。在如此环境下，一名冷酷的军官显得虚弱而又低效，因为他只能通过暴力来获得服从。

无论如何，强推严刑峻法都是困难的：依据《战争条例》(Articles of War)，一名船长能够判决的最高鞭刑为12鞭。更高刑罚则需旷日持久并且结果未定的军事法庭裁决——而且上述法庭并不倾向于判罪。有20种罪行(包括开小差、攻击长官)会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与岸上英国平民的待遇相比，已算温和；因为有超过200种罪行能将后者送上绞架。海军的军事法庭倾向于只将两种罪行判处死刑——谋杀与**(可能触及了宗教上的顾忌)，不过也可能选择轻判(例如鞭笞数百下)。然而，一般来说，舰长更仰仗于部下的信念——服从是幸存的最佳保障，而非执着于蛮力。倘若船员们沦为了皮鞭下不会思考的野兽，那么船只也无法运作：海战需要大量的个人主动性。在处罚手段方面的模范指挥官，可能当数1801年的英国护卫舰“革命”号舰长特威斯登(Twisden)：

他的战舰可谓秩序与纪律的典型，操船极为精湛，不论是为战舰还是为船员，他都有充分理由自豪……特威斯登舰长并不像据我所知某些远逊于他的军官那样频频重罚；但他的军纪井然，从不会心血**，反复无常。

如果说法国陆军军官以其攻击性、勇气和主动性著称，那么在海上与之齐名的则是英军。对本方舰船、人员的信心，孕育了皇家海军指挥上的果断和热血，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指挥官个人的自主性。特拉法尔加海战前夕，纳尔逊发给麾下军官的指令清晰地说明，在战斗的硝烟与混乱中，由于旗舰信号难免含糊，他依靠自己的舰长们去抓住战机：“当一位舰长面临敌人时，他不会做出谬以千里的选择。”

法国与西班牙海军

和皇家海军如出一辙，法国、西班牙海军也面临结构性问题，却更加难以克服。前者饱受人力、补给匮乏之苦。法国欠缺弥补海上损失所需的物资；并且由于英国的封锁，来自黑海与波罗的海的木料、索具、船帆供给宣告枯竭。王国储存了巨额木料、绳索和其他补给；然而，1793年英国攻占土伦后焚毁了整个地中海舰队的仓储，摧毁了海军军械库，并夺走了13艘风帆战列舰。到了1795年，法国造船工人已没有足够木料用于建造大型舰只。1805年，尽管英国自身也困难重重，但其海军规模仍达到了法国、西班牙总和的两倍。与此同时，尽管法国人口众多，海员数量却依旧稀少，这不仅因为它仍以农耕经济为主，还因为海军舰员的摇篮——远洋渔业和贸易航运相对不足。至1789年，据估计，法国总共拥有不超过60,000名受训水手。因此，旧政权与革命政府均长期遭受人员短缺的困扰。招募是按计划进行的，但已不堪重负：法国拥有数十艘战舰，却没有足够人员去操控它们。沿海城镇、村庄的全体男子都被归类登记在册。每隔三到五年，每批人都会强制海上服役一年。理论上，这能够为海军提供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然而实际上，这种招募方式导致民怨沸腾，收效甚微(人们竭力逃避服役)。革命政府保留了这一体系，因此也无力解决潜藏的弊端。在1793—1794年间的恐怖时期，全体水手及船工均有被征召的义务——但此类做法也就只能为海军提供熟练船员而已。英国对法国海上封锁的效果如此显著，以至于当前者能够在深海训练船员、乘风破浪之时，一支从布雷斯特(Brest)出击的法国舰队竟有三分之二的船员为首次出海。在此情形下，战斗中有经验的人员的损失可谓灾难(1794年“光荣6月1日海战”和1798年阿布基尔海战损失了10%)。

除了缺少技术与实践以外，法国、西班牙船员还十分欠缺海上射击的经验，与英国对手在技术上也存在差异。英国人的火炮已经采用燧发机，而法国和西班牙海军还在使用火绳。因此，适宜的开火时间难以预知，在波涛起伏的海上，大炮瞄准成为天方夜谭。最重要的是，法国炮手具有一个指挥官刚开始便认识到的坏习惯——他们不是瞄准敌方的船体，而是瞄准索具，希望借此瘫痪敌舰。这种本能可能源于法国海军更富经验的船员通常来自私掠船。法国私掠船在追逐敌船时，通常会炮击对方桅杆、索具以便令其减速。一些法国舰长试图纠正这种习惯(浪费数百发炮弹却收效甚微)。有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当一发法国炮弹准确命中敌方舰体时，英国船员大为震惊，一名站在船侧破口处的水手开玩笑说：“我的天，在这里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们绝无可能发射第二发炮弹命中同一个洞。”英国人始终瞄准船体，因为这样能够杀死对方炮手并打击其士气。他们放过桅杆与索具是为了当该舰被俘获时，能够作为战利品迅速起航。此外，通过瞄准低处，英国火炮更容易命中，而非呼啸着越过敌人的桅杆、索具。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法国大革命常常因破坏了军纪并摧毁了继承自波旁王朝的有经验的军官团而饱受指责。这所言非虚，法国大革命初期伴随着大量兵变和叛乱，到了1791年，许多皇家海军士气消沉的军官离开了。同年10月，法国大西洋舰队基地布雷斯特47%的军官擅离职守。到了战争爆发的1792年，170名舰长仅余42人。适逢法兰西共和国计划与海上强权大不列颠一较高下，而法国军官团的瓦解严重削弱了海军。革命政府的应对是在1791年4月授予任何拥有五年航海经验的船员军官资格——即主要提拔来自商船船队的军官。海军史专家后来声称，接纳平民水手是对法国海军专业素养的打击。不过，长远来看，不应过分夸大这种损害。高级职业军官或许的确因开小差而大量减少，但旧海军的530名上尉中，356人依然在岗，并且于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的十年间获得了快速晋升。1805年战役期间法国海军的主角们——维尔纳夫(Villeneuve)、洛斯利(Rosily)、德克雷(Decrés)、米西赛(Missiessy)， 1789年时均为海军上尉。不过，进入军官团队的商船海员确实缺乏操控重型海军舰只的经验；倘若予以训练，他们原本是可以掌握的，但他们从未获得这种机会。因为自1793年起，法国海岸便遭到英国皇家海军封锁。

1790年8月，国民议会为海军引入了一套刑法，试图在维持军舰必要纪律的同时，减轻某些严刑峻法。惩处须正式依据过错而裁定，取消了船长的某些专制权力。水手违反的部分军纪，将由同袍组成的陪审团来审议；其他的则由军事法庭论处。即便如此，一些最严酷的刑罚依旧保留下来了，包括鞭笞(陆军已于1789年废除)、“夹道之刑”以及“卡勒”(cale，受刑人被绑在桁端，头朝下反复浸入水中)。轻微过失的惩罚甚至还包括捆绑于桅杆或上脚铐。一些法国水手显然期望彻底改革海军司法审判，他们的不满化作了1790年9月布雷斯特的一场兵变。水兵们怨愤的对象是那些苛刻的刑罚，尤其是那些带来耻辱的处分：例如，脚链脚铐的样式与布雷斯特监狱船囚徒的如出一辙。议会对兵变的回应是修改了法典，剔除了某些严酷刑罚。尽管如此，地方当局和岸上政治社团的干预继续腐蚀着水兵们的服从性。

恐怖统治时期，众人齐心协力重振军纪。军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部队中严重违反纪律的士兵都被处决了。例如，1794年1月，在集结的舰队面前，四名叛徒被送上了竖立于布雷斯特锚地浮桥的断头台。政府的海军专家让邦·圣安德烈(Jeanbon SaintAndré)推行了一部新刑法，对抗命不从保留了最严重的处罚，包括戴镣铐、鞭笞、禁闭、斩首。革命政府还试图以爱国热情来激励水手们。

纪律与动机固然重要，但还是离不开物质支持。海军所需稀缺资源的供应，只有在恐怖统治持续的前提下方能持续，因为经济管控是与之密不可分的。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法国经济开始努力适配大陆战争的需要。1793—1794年间，若要法国捉襟见肘的经济同时满足陆海军双方的需求，则只能依靠高压统治(即恐吓民众)。然而，热月党人(Thermidorians， 1794年7月推翻雅各宾党统治并结束恐怖时期的共和派)无意继续推行革命专制的那些严酷做法。他们或许不经意间扼杀了共和国正在成形的革命海军。

战争压力引出了法国另一个主要困局——它可能是尽管法国坐拥大量资源却无力与英国一较长短的主因。地理因素决定了法国与英国不同，它是一个大陆-海洋“双栖”国家。政治上始终存在鱼与熊掌兼得的野心，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战争对人力、金钱、物资无底洞般的需求，可通过剥削西欧、南欧征服的土地而获得；但它们对海军的助益十分有限，因为上述征服领土并非海军补给的上佳来源(它们来自波罗的海与黑海)。无论如何，上述扩张(尤其在拿破仑治下)令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大陆战争，而欧洲强权在英国支持下则试图让法国威风扫地。

西班牙舰队饱受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困扰。举例来说，它尽管拥有漫长海岸线，却长期面临人力短缺。根据一项设立于1737年的制度，任何一名水手或船工，即便从事的是远洋捕捞、贸易这样的民间活动，也须登记在册(matricula del mar)，以便战时能够响应征召；作为回报，他们被免除了陆军的服役。到了法国战争时，登记人数似乎达到了上限——65,000人，而这不足以运作西班牙海军(政府自身的估计是需要110,000人)。何况并非所有登记人员都可被招募，因为西班牙也需要渔夫、商船水手和船工。雪上加霜的是，战争爆发后登记数量下跌，名单上的人员大量开了小差：至1808年，注册人数萎缩至41,000人。

缺口由训练不足的人员(如果还有时间训练的话)填补，其中一些人毫无航海经验——来自卡斯蒂利亚(Castille)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贫苦牧羊人与失地农夫。英国炮手装填、发射、清洗、再装填一门32磅炮，需要90秒；而他们的西班牙同行则需要5分钟。“孔代·德·蕾格拉”(Conde de Regla)号[4]舰长抱怨说，500名船员中不超过60人具备远洋航海经验，其余的则是近海渔夫及未经训练或对船只索具、日常事务一窍不通的水手——并且没有时间去教导他们。局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夕到了极度危殆的地步，因为黄热病在西班牙港口肆虐，让人员更加捉襟见肘。

此外，海军的储备也面临短缺：虽然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的森林能够提供船体所需的大多数橡木，西班牙在获得树脂、焦油、沥青、绳索、钢铁方面却面临严重困难——上述物资不得不从俄国、瑞典进口。西班牙在1796—1808年间与法国结盟，这些补给遭到英国封锁的阻隔，仅1802—1803年间存在短暂的和平。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严峻：当帝国畅通时，西班牙人建造了优良的船只。殖民地港口哈瓦那打造了世界上最强悍的一些战列舰，采用耐久的热带木材(如桃花心木和柚木)而非欧洲橡木、山毛榉。英国人在特拉法尔加俘获的“桑蒂西玛·特立尼达号”[5](Santisima Trinidad，稍后因风暴沉没)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战舰。然而，虽然具备种种优点，西班牙舰队规模既不够庞大，又缺乏足够人力操作以满足它复杂的任务需求——包括保卫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的海外帝国，护卫贸易航线，并在欧洲水域作战。

战斗

海战将每个人的神经紧绷到了极限。危险近在咫尺：18世纪的三层甲板战列舰一侧舷炮齐发，可向敌舰投射半吨炮弹。(参见图9)在海战的“短兵相接”中，这极具毁灭性。狭小的火炮甲板层内，炮弹、木片、霰弹纷飞。在弹丸能量耗尽前，可能于甲板间形成跳弹：它无须直接命中方能夺走人命，近距离的冲击足矣。加农炮的轰击震耳欲聋：在某些近战中，虽然在头上包裹布片以保护耳朵，还是有人终身失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幽暗的火炮甲板上，据一位英国作家所说，它就像“楼下所有租客都失控发了疯”。从炮口经炮管(近战时还有敌方船体)透过的光线十分微弱。内部充满了开火后(有时还来自燃烧的木材和帆布)的毒烟。枪口瞬间冒出的闪光共同构筑了这幅炼狱景象。船外，气氛同样诡异。“无数张‘铁嘴’倾泻着火力，接着是回旋的烟圈，慢慢膨胀成‘山丘’，锋利的火舌此起彼伏，升腾的烟火形成一道可怕的美丽帘幕。”在杀戮偃旗息鼓前，死伤者横亘于炮车残骸间，被困于“断壁残垣”中；在甲板上，他们被倒下的桅杆砸中，或被破碎的索具船帆缠绕。医务室成了痛苦的屠宰场——肢体被截断，血流甲板。“在加农炮的轰鸣中，伤员的哭号混合着不断循环的低吼‘呼啦呼啦’!如瀑布般的合唱扫过冷酷大海微笑的涟漪。硫黄与火焰，痛苦、死亡与恐怖，在它的胸口狂欢着。”

图9　这幅19世纪的石版画捕捉到了这艘战舰令人敬畏的力量

[1]　约翰·摩尔(1761—1809)中将在拉科鲁尼亚战役中成功挫败了法国元帅苏尔特歼灭英军的企图，但本人在战斗中阵亡。

[2]　1807年3月25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将贩奴在大英帝国境内定为非法。

[3]　尼古拉斯·罗杰(1949— )，出身于英国海军军官家庭，为著名皇家海军史专家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

[4]　1786年建造于哈瓦那的大型战列舰，排水量达2100吨，拥有112门大炮。

[5]　舰名可意译为“三位一体”，西班牙一级战列舰，排水量达4950吨，拥有140门火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