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战争带来的恐怖，在西班牙艺术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阴郁悚然的版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雕刻于1810—1820年间的《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凝结了西班牙游击战中残忍痛苦的瞬间：妇女正遭到凌辱，绞架上悬挂着平民绵软的尸体，一位神父被绞杀，一名士兵将被斧头劈开头颅。这里已不存在善恶的分际：在某些版画中，根本无法从施暴者与受害者中区分谁是西班牙游击队员，谁是法国士兵。暴力不分皂白，不作区别，而这正是恐怖之处：任何时间，任何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参见图7)
图7 戈雅1810年的版画捕捉了拿破仑战争期间令人震惊的大规模人员伤亡。人们并不知道受害者的国籍，其中有些是士兵，还有些是平民。这些都强烈暗示了战争的恐怖特性及其滥杀滥伤的本性
法国战争几乎颠覆了18世纪关于战争存在“规则”的观念。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1758年的作品《万国公法》(The Law of Nations)是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尝试——它企图勾勒出战争与和平期间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包括“正义战争”的定义及如何对待平民与财产，书中写道：“欧洲国家几乎始终以极大克制和宽容来进行战争。”上述理念得到了18世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包装——后者认为人人都具备关于理性、某些权利的基本共识并且遵循相似的自然法则。然而，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全面战争并非如此，它以其野蛮残暴戳破了上述幻想。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中也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矛盾之处。表层之下，暗流涌动：不遵守有限战争准则的那些人会如何？那些采取与18世纪法学家设想的那种“按部就班”模式不同的叛乱者、游击队、土匪或非欧洲“野蛮人”又如何？那些被对手认定违背了战争法则或发动不义战争的国家怎么处理？瓦特尔本人给出了答案：它们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怪兽”。
士兵的战争
苦难与死亡的最终代价是由火线上的士兵、水手、平民承担的。在欧洲各处，一名士兵和军队最初的交集是募兵，或者是更常见的征兵。服役的重担落在了穷苦阶层肩上，因为有钱人可以雇人替自己参军。唯有法国依据1793年《全民动员令》和1798年《茹尔当法》周期性地禁止替代服役。但拿破仑认为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作为纳税人和官员对自己更有用，便恢复了这种做法。法国征召兵将服役至和平来临，这意味着多年艰苦的征战生涯。
在英国，平民并未普遍参军：虽然政府试验过短期服役、终身服役，但官员们认为征兵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平民生活。不过，严格来说，其原因在于参军不受欢迎——英国社会中，工匠们期望能够自由劳动，倘若他们技术精湛，便能回报颇丰。1787年，副官长(Adjutant-General)[2]曾抱怨说：“士兵低下的地位导致任何一个符合条件、头脑清醒的男子都不可能愿意参军。”
征兵对任何公民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体验，在俄国尤其如此，那里的2000万农奴是从军主力。挑选征召兵的职责最终落到了村庄长老身上。他们虽然也是农奴，却无疑会选择那些他们心目中的“麻烦制造者”与“怪人”。俄国征召兵必须连续服役25年，实质上相当于终身服役：由于疾病和战斗带来的损耗，仅有10%的人能够存活如此之久。在一个不到5%人口识字的社会，士兵不会写家书。即便有机会，他也很少与家人重逢，因为那些返乡之人，伤痕累累，甚至身有残疾，已被淡忘，被视作“外人”。对俄国家庭而言，征召兵意味着已经死去：他被剃光发须，不再被当作村民。出征前夕，其家人彻夜不眠。当那一刻到来时，亲友会陪伴征召兵走到村庄边界，一路唱着葬歌。他们随后抽身而去，仿佛他已不在人世。倘若一名征召兵留下了无人抚养的孩子，他们会被送入军方孤儿院，并在那儿被培养为军士：由于条件恶劣，其中三分之一活不到成年。
平民们竭力逃避兵役，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常见的方法是开小差。有些潜在的法国新兵试图通过避免注册登记的方式回避；但对那些已经被征召之人，最佳逃亡机会在前往兵站的途中，毕竟他们对当地很熟悉。拿破仑的继子、意大利王国摄政欧仁·德·博阿尔内估计，三分之一的逃兵刚被征召便开了小差。欧洲各地的逃兵率因多种因素而不尽相同：在山区、林区和边境地带开小差相对容易。在沙皇俄国，由于长路漫漫并且逃兵的目标过于明显，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然而一旦俄国人打到了欧洲，其士兵逃亡的机会便非常多。当俄军接到回国命令时，逃兵的数目确实有所上升——因为征召兵们明白，一旦返回故土，机会便从指间溜走了。
语言也很重要：拿破仑一方，非法语军队比法语军队更容易开小差。每年的逃兵率都有所变化：在法兰西帝国，它们因政权镇压能力的高低而起伏。在法国本土，当政府虚弱，逃兵率则升高，尤其是在18世纪90年代末督政府深陷危机之时，1813年后拿破仑统治摇摇欲坠以及对法国人征兵率再次高涨时。然而，其他时间中，逃兵率在某些地方甚至仅有2%。法国逃兵有时会拉帮结派地洗劫孤立的农庄和旅人——这可能只是单纯的土匪，但有时也会为保皇党操控并反抗政府官员与革命秩序的支持者。在欧洲的每个地方，逃兵在获得自家父老乡亲支持(帮助他们躲过警察，给予他们食物及藏身之处)时，都能拥有更高的逃脱率与生存率。
整个社区还存在通过叛乱反抗征兵的情况。1793年在爱尔兰建立民兵组织的行为，激起了当地农民起义；而1796、1797年的特别征兵，分别在英格兰、苏格兰导致了民变。如果说上述征兵仅仅为了保家卫国便造成了暴力抗争，那么对线列步兵的征召诱发了全方位叛乱便不足为奇了。在法国统治地区，暴动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战区困苦的生活，入侵导致的社会解体，革命者对教会的攻击等，但征兵往往是最后的导火索。1793年，征兵激起了旺代、诺曼底、布列塔尼的反革命叛乱，上述地区原本就对大革命心怀敌意。1798年9月，法国政府在比利时强推《茹尔当法》后，该国已经因其他改革而民怨沸腾，旋即便爆发了“农民战争”；到了年末，这场农村起义才被残酷镇压下去。反抗尤其因地区而异，例如比利时便不习惯于征兵。蒂罗尔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时，被排除在征兵以外；被拿破仑盟友巴伐利亚吞并后，后者引入了征兵。1809年，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一位旅馆老板和马贩)领导了叛乱，并成功夺取了首府因斯布鲁克(Innsbrück)。霍弗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但后来巴伐利亚在法军支持下反攻，扑灭了起义。霍弗被俘后遭到了枪决。
上述欧洲的公开叛乱表明，民众已经对政治秩序深恶痛绝。但对多数欧洲人而言，尚有更加巧妙的逃兵役方法。那些受欢迎或拥有一技之长的社区成员得到了本地人的集体声援。在英国，人们为那些自己不愿失去的、不愿服兵役的亲友捐款，以便雇用替代役者。在法国，地方当局通过宽松解释“不适合兵役”来庇护自己人。不过拿破仑政权很快看穿了这一切并让地方官和军官的“征兵委员会”对此负责。结婚是另一种脱身的方法：在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王国，由于法国制度中已婚男子被列入征兵的最后一级人选，小伙子们迎娶了祖母级的女人。更激进的方法是自残——男人们砍掉自己的食指(如此便无法扣动扳机)，抑或拔光牙齿——这样一来就不能咬开射击所需的弹药。
剩下的符合法国兵役条件且无力逃避之人则显露出种种负面情绪：与家庭、故土切断联系所致的孤独感，迈向异国他乡的困惑，对军营的厌倦，以及可能面临死亡的焦虑。同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同甘共苦，在营火或煮锅旁彼此陪伴，交换故事，吟唱歌曲，分享笑话——这并非理想状态的军旅生活，但借助上述方式，士兵们面临未知而危险的未来时，好歹能够互相扶持。同样，征召兵的训练也并非仅仅为了作战，它也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让士兵们忙于操典、射击训练和站岗放哨。指挥官们明白，军旅中最腐蚀士气的因素之一便是百无聊赖。通过上述方法，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军中每一分子都养成了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纪律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能确保战斗效率，还缘于它能在士兵初入伍的震撼后赋予他们生活秩序和方向。这可能是野蛮的。俄国士兵经常被体罚，因为多数军官相信服从是获胜的关键。任何一名躲避炮弹的士兵都会遭到鞭笞——因为据说躲避炮弹只会鼓舞敌军。怯懦畏战的士兵会立即被枪决。普鲁士人最严厉的惩罚之一为“夹道之刑”(running the gauntlet，强迫士兵从两排挥舞鞭子的战士之间穿过)。法国人虽然在1789年取消了鞭笞(不符合公民士兵的价值观)，但在其他各方面都保留了严酷的军法。军事审判可谓雷厉风行：“布莱”(boulet)指的是戴上铁球脚链禁闭；许多过失都会在军事法庭上招来死刑——从轻微的劫掠到战场上畏敌。在英国军队里，惩罚包括短期禁闭、鞭笞、“夹道之刑”“骑木马”(跨坐于三角形盒子的尖端)以及枪决或绞刑。
不过，各主要交战国内，都存在着督促整改军纪的声音——它应当首要地仰仗荣誉感、团队精神、爱国主义、领导能力以及军官士兵的彼此尊重。在法国军队中，20年革命征战已令上述价值观深入人心。作为公民军人，法国征召兵的地位不同于“贱民”：共和国内，他们被作为“祖国卫士”而得到称颂。拿破仑以“军团荣誉勋章”(Légion d’Honneur)[3]表彰英勇优秀之人，而不论其出身。1814年曾发生这样的事：有位法军上尉用军刀刀面击打某个部下；但这名愤怒的骑兵制止了军官，向他出示了军团荣誉勋章，并令上级不得不羞愧地赔礼道歉。两人握手言和，后来还共同分享口粮与一瓶白兰地。俄国战争大臣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4]告诫军官们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士兵：“俄国战士拥有全部至高军事美德：勇敢、热情、服从、奉献，从不刚愎自用；因此，必然存在不以粗鲁方式训练他们并维持军纪的手段。”在英军中，面对某些罪过，短期禁闭和小额罚款开始取代鞭笞。即便在铁血的普鲁士军队，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von Gneisenau)[5]也宣称“后背的自由”——即减少鞭笞的运用。
战役打响时，团队精神和纪律无疑能够共同增强军队凝聚力和效率。然而，即便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不得不和某些因素苦苦斗争。极端条件下的长途行军，可能会令军纪败坏。1805年对奥地利的闪电战中，“大军”13天内挺进了300英里——但在此之前，大部分军队(他们原本是准备入侵英国的)已借由急行军方式穿越了法国。步兵让-罗克·夸涅(Jean-Roch Coignet，后来成为上尉)记述说，行军夜以继日，每天睡眠不足一小时，以至于精疲力竭的士兵们不得不捆住武器以防止掉落。夸涅最终也疲惫得跌入了沟渠。但在行军之后，法国人依旧可发动一系列雷霆般的攻击，可谓惊人的成就。但七年后的结果便大不相同了：在漫长的俄国行军中，路途如此遥远，夏日酷暑难耐而寻觅粮草又如此困难，士兵们崩溃地开了小差。拿破仑远征军中的巴伐利亚军团指挥官报告说：“行军的苦难造成了普遍的士气低落、沮丧、不满、违抗军令和以下犯上，没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军队士兵成群地逃亡：部队抵达维捷布斯克(Vitebsk)时，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兵力，而这还不到前往莫斯科征途的一半。
另一个敌人是疾病：法国战争中，死于疾病之人，多过军事行动中死去的人。半岛战争时期，英国人因病损失了24,930人；相形之下，死于法军火力的为8889人。在欧洲任何一个军队密集扎营的地方，这一情形屡见不鲜。2001年对维尔纽斯(Vilnius)“万人冢”的考古发掘表明，1812年从莫斯科撤退的法军中，近三分之一染上了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6]。性病也很恐怖：欧洲军人暴力粗野的名声，这意味着尽管军人与当地妇女坠入情网时有发生，但多数人为了疏解虎狼之欲还是会向娼妓求欢。结果便如某位法国骑兵所说，医院里花柳病人人满为患。
何时、何人生俘了对方士兵，决定了其不同的命运。在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岁月里，法国人手中的联盟战俘被“关押”在城镇中，根据军衔享受对应待遇，在每天定期报到并以荣誉发誓不会逃跑的情况下，还被允许在城镇周边自由活动。战俘与当地妇女的通婚并不罕见，许多人甚至重操旧业做起了买卖。恐怖时期条件有所恶化(包括了监禁)，但随后再度放宽——这部分是出于务实的理由，因为许多法国市镇缺乏妥善关押囚徒的资源。英国人将战俘扣留于乡间城堡中(包括著名的爱丁堡城堡)。战俘的监禁条件可能会很恶劣。1799年一位被奥地利人俘虏了9个月的法国征召兵回忆：40人被关押在一个房间，缺乏新鲜空气，食物粗劣，一堆烂草为床，俘虏们因寄生虫而疾病缠身、虚弱不堪。他们在获准观看一场宗教游行时遭到了当地农民吐唾沫、殴打的“款待”。这个士兵因俘虏互换而获释。这类交换常因政治理由进行：其商谈往往被用作试探对方和谈意愿的手段。
战争的可怖在战场上一览无余。尽管法国战争期间的军队于武器方面的革新并不多(英国人试验了火箭，但算不上大获成功)，其“撒手锏”的破坏力依然足够。双方在奥斯特里茨的伤亡达24,000人，耶拿-奥尔施泰特60,000人，埃劳56,000人，滑铁卢46,000人。最血腥的是在博罗季诺，共有80,000人死亡(仅法军一方便有35,000人负伤，其中13,000人伤重不治)。上述均为单日战役，其屠杀规模堪比一战：英军在索姆河的第一天共伤亡58,000人。
法国战争期间，虽然一支滑膛枪装填至开火的步骤不少于12个，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依然可每三分钟发射四次。根据法国医疗队列出的清单，疾风暴雨般的齐射给人体造成了全方位的伤害(从头盖骨到脚趾尖)。沉重的马刀能够透过军帽将人头劈成两半。火炮的威力是如此恐怖，以至于经过战火历练的外科医生目睹之后也肝胆俱裂：一名炮手被炮弹击碎胸腔、瞬间殒命；一位军官遭炮击斩首，而他无头的躯体依旧端坐马上。
士兵回忆录中也留下了描述战役之惨烈的文字：1809年在阿斯珀恩-埃斯灵，夸涅被横扫其附近队列的一枚炮弹砸断了腿。“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右手。低头看去，只见流血的伤口上挂着尸块，仿佛我的手已粉碎。实际上，这是我可怜战友的残骸之一。”每个战场都充斥着这样的死亡光景，结果它便深深印刻在了亲历者的脑海中。埃劳战役后，一位法国士兵如此描绘这片寒冷的战场：“鲜血染红了白雪，将蹒跚的人与马染成黄色。骑兵冲锋、刺刀相接之处以及炮兵阵地堆满了人马尸骸。满目皆是尸体抑或摇摇欲坠的伤兵，耳中仅能听闻哀号。”面对数量惊人的伤兵，军医们竭尽全力予以救治；但最严重的伤患则只能截肢。一名娴熟的军医能在数分钟内锯下肢体：据说法国医生多米尼克·拉雷(Dominique Larrey)[7]在骇人听闻的博罗季诺进行了200次截肢手术。拉雷事实上也是个杰出的改革者：他创立了“急速救护队”(flying ambulances)——以特殊设计的马车帮助行动不便的伤员从战场后撤至急救站。后来，他设计出了第一套检伤分类(triage)系统[8]，根据伤员伤势的严重程度、量身制订治疗方案。1796年，他告知部下首先治疗重伤员，而不论其军衔和国籍。他的声誉如此崇高，以至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认出拉雷工作中的救护车时，他一边脱帽一边对一位军官说：“我在向不属于我们时代的勇气与奉献致敬。”
平民的战争
战争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平民。很少有人会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那般疯狂：他误闯了博罗季诺战争屠宰场。不过，当战事发生于城镇附近，人们更可能是陷入了交叉火力而进退不得。当反法联军1813年于莱比锡包围了法军时，他们炮轰了周边村庄。一位萨克森牧师回忆了蛰伏地窖民众的恐慌。有些人在教堂避难，然而炮弹就在门窗外爆炸，塔楼也着了火。不过，有些平民加入了军队：东正教教士以站在俄军火线鼓舞士气闻名。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平民在后方以不同方式援军——其中多为妇女。在法军中，她们是跟随丈夫或情人出征并为军人售卖食物补给的“从军女”(cantiniéres或vivandiéres)。她们常常身着破旧制服，行军时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中颇受爱戴。法国军士布戈涅(Bourgogne)回忆从莫斯科撤退时“我们的从军女迪布瓦(Dubois)夫人”(她嫁给了团军医)有多么坚忍。她在零下气温的树林中生产。第二天，团长给了她自己的坐骑，于是她用羊皮包裹着新生儿一同行军。英军亦有自己的“团女”(士兵之妻)。一名苏格兰战士谈到自己配偶时说：“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与我相濡以沫，对所受苦难无怨无悔。”这对特别的夫妻在战场上成婚，新婚之夜的帐篷里还住着其他11名士兵。[9]
偶尔，妇女也会参战：泰蕾兹·菲格尔(Thérése Figueur)[10]从1793年起作为一名龙骑兵为法军效力，直至1812年在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被游击队领袖梅里诺(Merino)俘获。余下的战争岁月里，她被关押在不列颠。据估计，类似这样的法国女战士有30至80人。法国军舰上也有妇女身影(通常作为厨娘)：特拉法尔加战役时，皇家海军复仇号[11]船员曾救起一名25岁的法国姑娘，她是从燃烧爆炸的阿喀琉斯号跳海逃生的。但更常见的是，平民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妇女常常遭到性侵——由于这种罪行太普遍，以至于拿破仑在1798年登陆埃及时特意告诫部下：“**丑恶，放之四海皆然。”但并非所有战士均心有戚戚。侵略军“就地取材”，四处打劫，一个被占领区的家庭面临的不仅是穷困，还有暴力。1795年在莱茵兰，一位法国军官坦承：“这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谋杀、强奸、劫掠。我目睹了一名安特恩海姆(Anternheim)教师在家中被杀(他有六个年幼的子女)，此外还有阿尔比希(Albig)的牧师及其他不幸的死难者。他们唯一的‘过失’是不够迅速地交出手上那一点点钱财。”最可怕的是被武力攻取的城市市民的遭遇。士兵们被迫在火炮砸开的城防豁口决一死战(参见图8)。一旦攻克城市，军官们便失去了对部下的掌控力：1812年，英军在蒙受巨大伤亡后夺取了西班牙城市巴达霍斯(Badajoz)。之后，士兵们失控了，一位震惊的中尉报告说：“士兵们侵犯那些已受重伤的妇女，扯下她们脖子、指头、耳朵上的饰品，最终还会扒光她们的衣物。许多人因此受到鞭笞之刑，但无人被绞死——本该有数百人被绞死的。”入侵军的逼近导致难民潮便更是不足为奇了。1813年，一位居住于德意志莱比锡的记者记述道：“哭泣的母亲们带着被褥，背着婴儿，拖着三三两两近乎**的孩子；父亲们四处寻找着妻子儿女；小孩在人群中与父母失散。马群冲开了载着病患的推车，到处皆是哀号声。”
图8 险峻的攀登、不断坠落的尸体和近距离的战斗说明了围攻战的恐怖和艰难
[1] 戈雅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伟大的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曾担任西班牙波旁王室宫廷画师；半岛战争期间在马德里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疯狂，创作了《战争的灾难》系列版画(共82幅)。戈雅的艺术手法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很大。
[2] 副官长是英国陆军自17世纪后期开始设置的高级参谋职位，通常在陆军总司令麾下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工作。1787年时英国的陆军副官长为威廉·福西特爵士(William Fawcett， 1727—1804)。
[3] 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共分六等，至今仍为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
[4] 全名为米哈伊尔·博格达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波罗的海德意志后裔，俄国陆军元帅，曾任芬兰总督、战争大臣和第六次、第七次反法同盟俄皇家陆军总司令。
[5] 全名为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普鲁士总参谋部奠基人之一。
[6] 斑疹伤寒可分为多种，本书提及的应为流行性斑疹伤寒，由体虱传播的立克次氏体引发，多流行于冬季或寒冷地区，死亡率在10%～40%。
[7] 全名为多米尼克·让·拉雷(Domimique Jean Larrey，1766—1842)，法国著名外科医生，战地医疗的重要改革家，他被誉为第一名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外科医生。
[8] 这套系统通常把伤病员分为三类：无处置即难存活者、无处置亦可存活者、处置得当即可存活者，并对应相应的治疗方案和优先度。
[9] 这里提到的“从军女”绝非军妓。她们承担了军中大量不可或缺的后勤工作，有的甚至还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颇受将士们敬重。
[10] 全名为玛丽-泰蕾兹·菲格尔(Marie-Thérése Figueur，1774—1861)，她堪称法国版花木兰，1793—1815年在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服役长达22年，作为龙骑兵参加过乌尔姆、耶拿、奥斯特利茨等重大战役，战功赫赫。1814年被放归法国，1815年退伍后曾开办餐馆谋生。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为表彰其功绩曾赐予特别年金。与花木兰不同，菲格尔一开始便明确以女性身份参军。
[11] 1805年服役的一艘英国三级战列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