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于1792年4月轻快地对奥宣战是因为，内部势力(国王、法耶特派、吉伦特派)相信，此乃获取政治权力的方式。虽然他们各怀鬼胎，在关键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共同的：其决策严重失误了。路易十六在冲突后9个月被送上了断头台；拉法耶特投了敌；尽管吉伦特派的确在1792年8月从立宪君主国的废墟上接管了权力，但随后它还要与自己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苦斗。随着法国陷入恐怖时期，吉伦特派于1793年6月被其心如铁石的敌人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更加激进的共和派，他们务实地与巴黎群众联合，并主张以更严厉的手段处理危机)清洗，其领袖在10月被送上了断头台。[1]战争没有以法国轻松速胜告终；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它发展成了席卷全欧的冲突。因为它并非理想意义上法国大革命与欧洲旧秩序间的斗争，而是长期以来国际矛盾的产物。并不是说法国大革命与之无关，因为经历这场政治考验后，法国崛起成为了对欧洲安全最大、最重要的挑战(不过同时代政治家们并不总这样看)。

战争还令大革命的未来滑向不可预知的进程：最终，百转千回，它将法兰西共和国置于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之下。然而，从各种意义上看，拿破仑战争均非法国革命战争的延续。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曾经也是具有侵略性和支持扩张主义的，但拿破仑的野心从地理上而言甚至更大，其目标较少基于法国的战略安全而是源自拿破仑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渴望。不过，若没有法国大革命与战争，拿破仑永远无法在1799年攫取权力，也永远无法继承他最重要的武器：生机勃勃的法国，其军力和扩张能力都令人生畏。1792—1815年旷日持久、生灵涂炭的法国战争，主要应归咎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但它并非唯一的缘由：当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时，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投机地谋求自身领土和战略利益。究竟是什么让18世纪广泛的国际竞争演变为一台绞肉机？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2]对一战的解释，恐怕同样适用于法国战争：“各国……滑进了这口沸腾的战争大锅。”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2—1797

1792—1802年间的法国革命战争通常被定义为以法国为一方，第一次、第二次反法联盟为另一方的争斗。1792年，第一次反法联盟最初包含奥地利、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参与，不过到了1793年春，不列颠、荷兰、西班牙、皮埃蒙特-撒丁(Piedmont-Sardinia)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葡萄牙相继加入。联盟于1797年10月分崩离析——一个又一个盟友要么被法国击败，要么与之媾和以谋求最优条款，仅余英国独自作战。然而欧洲大陆并未获得喘息，1798年夏，战事重燃。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成员体现了其地理上的广度，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英国、奥地利、葡萄牙、那不勒斯。在最初获胜后，联盟也消解了。双方都筋疲力尽，1802年甚至英法两国也在亚眠(Amiens)握手言和，该和约结束了法国革命战争。

1792年最初的战役中，奥地利人的评估——法军为一群乌合之众，似乎获得了证实：首度面对奥军训练有素的火力，训练不足的志愿兵们四散奔逃。当普鲁士于5月21日加入战争后，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副官约翰·冯·比朔夫沃德(Johann von Bischoffwerder)向一些军官保证：“这出喜剧不会持续太久。‘律师军队’很快将被击败，我们秋天就能回家。”这年夏天，普奥联军缓慢而无情地向法国推进，造成了战争引起的法国大革命首个重大的政治危机。巴黎受欢迎的好战分子“无套裤汉”(sans-culottes)[3]异军突起，在国民卫队(1789年成立的民兵部队)的支持下，于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路易十六；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宣布诞生；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和国王们一道恐吓你们!”伟大的革命演说家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怒吼道，“你们已向他们扔出了手套，而这次的手套正是国王的头颅。[4]”然而，撇开双方华丽的辞藻，直到法国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密(Valmy)取胜后，驱动这场战争的更传统的力量方才显山露水。

法军在距离巴黎100英里的道路两旁建立了抵抗阵地。由于战斗在泥泞地带(有时泥土甚至过膝)打响，瓦尔密战役主要是炮兵间的决斗——共发射了约20,000发炮弹。衣衫褴褛的法国志愿军鼓足了勇气，其反抗迫使备受痢疾困扰的普鲁士人撤退了。那天晚间，伟大的德意志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聊胜于无地安慰某些普鲁士军官道：“从此日此地起，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你们都能声称自己见证了其诞生。”最初，歌德的话似乎成真了：11月6日，法国在热马普(Jemappes)对奥地利人的第二次胜利令比利时门户大开。受此事的鼓舞，巴黎新的共和议会——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在11月9日发布了《博爱法令》(Edict of Fraternity)。它宣称国民公会的意图是对外输出法国革命，承诺“关爱、帮助所有希望重获自由的人民”，这也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颠覆。

然而，随着法军涌入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并在南方横扫萨伏伊(皮埃蒙特-撒丁统治下的公国，它选择了不幸的时机，于瓦尔密战役后一天对法宣战)后，革命者很快将其准则抛诸脑后。被占领国作为法军资金和补给的来源太过诱人，以至于法国无法让其自决。12月1日，国民公会废除了上述领土的旧政权；但作为回报，居民被告知须为自由支付军费。于是，法国以征服的战利品供养法国战争，从一开始便确定下来了——然而，如此残酷的政策不可能永续，也无法解决人民的政治前途。革命者很快确定了目标：建立(尤其在北方)一条可防御的边界。1793年1月，丹东再次舌绽莲花：“法国的边界是天然的，我们会在地平线四方实现它们：莱茵河、大海与阿尔卑斯山。”在那些激进的、流亡到巴黎的荷兰人的建议下，超出上述“自然边界”的领土将被转为“姊妹共和国”——法国可利用的卫星国。

不过，这些征服导致了战争螺旋式的升级。“自然边界”意味着吞并萨伏伊、莱茵兰和比利时以及荷兰南部的一片领土。后者的逻辑代表着与联省共和国开战，但法国入侵低地国家也令它与英国的关系紧绷至临界点。两国关系原本因路易十六垮台及《博爱法令》已经很紧张，因为英国政治家担心“祸水北移”，故而强烈反对。法国重启了斯海尔德河[5](River Scheldt)航运——这本被1648年和约禁止——对不列颠岛造成了直接的战略威胁。倘若法国占据联省共和国，拥有其漫长的北海海岸线及自称的“欧洲第四大舰队”，那么英国皇家海军保家卫国的压力将会骤增。2月1日，法国对英国与联省共和国宣战。火上浇油的是，它们还在3月7日公开了对西班牙的敌意，这正式宣告了两国关系的破裂——裂痕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西班牙在1792年8月动员了军队(不过明智地在瓦尔密战役后偃旗息鼓)，路易十六被处决后它对其予以了强烈谴责(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亦属波旁家族)。法国在欧洲获胜的直接后果是：它将法国与德意志政权间的危机与另一长期问题(西欧各国的海上竞争)捆绑在一起——这注定将使战争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上述后果中影响最重要的体现在加勒比海，尤其是海地(Haiti)。这个法国最富裕的殖民地在1791年8月因非洲奴隶起义而点燃了战火，这充分说明了法兰西帝国的政府权威和种族等级制度因大革命而被严重削弱。如今随着欧洲大陆外的地区被卷入欧洲冲突，海地革命成了全球争夺的一部分：邻近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西班牙官员立刻开始支持叛乱者；而英国选择支持白人种植园主，种植园主承诺：一旦英国恢复奴隶制度并镇压叛乱，就服从英国的统治。法国的反应至关重要：共和国在海地的长官承认海地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宣布废除奴隶制(整个法兰西帝国于1794年2月4日在巴黎经国民公会通过了这一法令)。海地革命者缓慢而又谨慎地倒向了法国一方，其中包括他们最富魅力的领导人之一——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93年9月入侵海地的西班牙和英国军队被击退，后者在1798年撤离。

回到欧洲，至1793年初春，法国大革命在盟国的重压下近乎崩溃。法国在北、东、南各条边界均遭到入侵。国民公会采取了关键的步骤——强制征兵，这在3月激起了法国西部公开的反革命叛乱。最声名狼藉的是旺代省(Vendée)，在那里的残酷内战(持续至1800年)中，共和派与保皇派双方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惊人的40万。除了战争、反革命叛乱，还有饥馑、通货膨胀以及迫在眉睫的巴黎暴动威胁。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被其对手雅各宾派发动的政变推翻。法国内战爆发，雅各宾政府血腥地镇压了叛乱——但在此之前，1793年8月，土伦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将该港**与了英国。12月，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炮兵将他们驱逐。雅各宾派只能以恐怖手段应对危机，包括逮捕“嫌疑犯”，审讯、处决被控叛变的人民，将公开反叛共和国的人民就地正法，以重罚来推行严格的经济管制——最重要的是，允许政府将战争推向极端。8月23日的《全民动员令》(levée en masse)征召了所有成年男性[6]及国家资源，是首度发动“总体战”的现代尝试：到了1794年底，已有将近一百万法国人武装了起来，其中可能四分之三具备战斗力。

1794年6月26日，这场战争变幻莫测的钟摆最终指向了另一方——法国在弗勒吕斯(Fleurus)获取了对奥地利决定性的胜利。英国海军对法国舰队的大胜尽管以“辉煌的6月1日”而被铭记，它却无力阻挡法国在大陆恢复活力。随着战争风向的转变，雅各宾派的独裁于1794年7月27日被推翻(热月政变)，恐怖统治画上了句号。下一年中，国民公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催生了“督政府”(the Directory)，它将自1795年10月起成为法国的政府：炮兵军官拿破仑以其“葡萄弹雨”镇压了该月巴黎的保皇党叛乱，从而令督政府免于夭折。四年后，他将摧毁这一政体。

与此同时，法军在各条战线突进，他们涌入比利时、莱茵兰和西班牙北部。在1794—1795年的寒冬里，由于水路天堑结冰，“蓝衣军团”[7]甚至扫**了荷兰。冰层如此之厚，以至于法国骑兵在1月跨过冻结的海面，俘获了荷兰停泊于泰瑟尔岛(Texel)的舰队——提姆·布兰宁(Tim Blanning)[8]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骑兵赢得了一场‘海战’的胜利。”实力对比开始向法国倾斜。1795年4月，普鲁士在巴塞尔签署了和约；5月，联省共和国转变为法国的首个“姊妹共和国”[9]；比利时于10月被法国正式吞并。1795年7月，西班牙也在巴塞尔与法国签署和约——此后，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君主国竟然在1796年8月和无神主义的法国结盟。始终处于英法竞争“夹板”间的西班牙，将法国视为了自己广袤海外帝国的安全保障。法国如今能让自己的舰队与荷兰、西班牙联合；而法国对从弗里西亚群岛(Frisian Islands)至加利西亚(Galicia)的整个海岸线的控制，令英国皇家海军不堪重负。英国迅速采取行动，化解其中最大的威胁：荷兰的好望角殖民地被英国夺取，由于它地处印度-欧洲航线的中枢，英军指挥官解释说：“(好望角)在荷兰手中有如鸿毛，但在英国手中好似利剑。”

然而，法国正在接近其战胜英国所获成功的顶点。1796年12月，一场对爱尔兰的未遂入侵，因法国舰队遭遇风暴而阵形被打乱。1797年2月，危险依旧如此严重，以至于英格兰银行发生了挤兑。同月，这种恐慌因海军元帅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10]爵士拦截并摧毁了一支从圣文森角(Cape St. Vincent)[11]出发、数量占优的西班牙舰队而得到平复——后者原本试图与法国布雷斯特(Brest)[12]的大西洋舰队会师。危机并没有过去：3月，法国设法将一群由逃兵、雇佣兵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军队送上了彭布罗克(Pembrokeshire)[13]海岸。即便如此，法国对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入侵很快被肃清了。3月和6月，斯皮特黑德(Spithead)和诺尔(Nore)的皇家海军发生了主要因对军饷、配给和生活条件不满而引发的兵变。兵变被恩威并施的手段镇压了，但它显示出大不列颠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法国及其盟友试图在1797年10月再度联合。但当荷兰舰队出海时，他们在坎珀当(Camperdown)外遭遇了海军元帅亚当·邓肯(Adam Duncan)舰队的袭击：战列中9条军舰被夺取后，荷兰的顽强抵抗瓦解了。在海权争夺牵涉到与美国未宣战的海上冲突后，法国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欧战导致了法美关系的紧张。理论上，美国自1778年后便与法国(旧政权介入了美国独立战争)结盟。然而，美国于1793年宣布中立：其军力薄弱，并且大不列颠是年轻共和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此外，乔治·华盛顿总统对过于狂热的法国大使埃德蒙·热内(Edmond Genêt)感到震怒——后者武装了私掠船从美国港口出发、攻击英国海运，并竭力煽动美国对法国的公众支持。[14]不过，美国对英国也心怀不满：由于试图封锁法国商业贸易，他们袭扰了美国航运，并大肆抓捕皇家海军的逃兵嫌疑犯。两国几乎兵戎相见。但在1794年11月“悬崖勒马”——他们通过了《杰伊条约》[15](Jay Treaty，因参与的美国外交官而得名)，这事实上终结了法美联盟。愤怒的法国立即发动了针对美国商船的私掠行动：至1797年6月，他们劫掠了大约316艘船。尽管两个共和国从未正式宣战，但他们在公海上的确多次愤怒地交火。1798年4月，油滑的法国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Talleyrand)[16]通过三位代理人(因XYZ代号闻名)向美国使团索贿一事败露后，美国的谈判努力破产了。“非正式战争”打响了。

如果说法国海上受挫的话，他们在陆上则凯旋了。1796年，法国对德意志的进攻陷入了泥潭，但这得到了拿破仑将军闪电入侵意大利的弥补。皮埃蒙特军队被智取，于月末前求和。拿破仑转而对抗奥地利人，5月10日于洛迪(Lodi)将其击败，五天后进入米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中心)。法国人进军如此迅速，以至于他们轻松超越了其他经德意志攻击奥地利的法军，于是在等待北上期间，拿破仑突袭了意大利中部，迫使帕尔马(Parma)、摩德纳(Modena)、托斯卡纳(Tuscany)交出硬通货。教皇亦不能幸免：法国入侵了教皇国位于中意大利的领土，并在1797年2月的《托伦蒂诺条约》(Treaty of Tolentino)中逼迫教宗将部分领地让给法国新建立的意大利姊妹共和国“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此外还有部分他最珍爱的艺术品被运至法国，收藏于卢浮宫。在击退了至少三次奥地利的北部反攻后，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奥地利本土，促成了1797年4月的莱奥本(Leoben)停战协议。最终，和约于10月在坎波福尔米奥(Campo Formio)签署。奥地利接受法国对莱茵河左岸(来之不易的“自然边界”)的吞并，承认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作为回报，拿破仑显现出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旧式“权力平衡”的回归——同意奥地利吞并威尼斯。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了。

这并非和平，只是僵局而已。英法1797年夏季的谈判无果而终；10月，巴黎爆发的政变(葡月政变)清洗了议会、温和共和派的督政府以及或真或假的“保皇党”。这是一场军事政变，开启了危险的政治先例——不仅仅因为拿破仑提供了军队。督政府如今由激进共和派领导，他们决定全力继续战争以便赢得将领们的衷心支持。在1798年最初几个月中，法国北部港口集结了一支拿破仑领导的“英国远征军”。然而，法国无法足够长久地控制海峡：他们最多只能派遣1000人登陆爱尔兰，以支持当地5月爆发的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可是为时已晚。

此时，战争向东蔓延，并牵涉到了另一长期挑战——俄国的扩张。1792年5月，俄国占领了波兰；1793年的第二次瓜分，自然激发了波兰爱国主义。在徒劳地希望获得法国支持未果后，1794年3月，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ciuszko)[17]在克拉科夫宣布起义。取得初期一些胜利后，起义最终为俄国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所压倒。当俄国人逼近华沙时，普鲁士人从对法国革命的战争(这并非他们预期的“闲庭信步”)中抽身而退，转而试图在波兰分一杯羹。甚至比普鲁士对西部战争更加坚决的奥地利也决心参与瓜分：他们从比利时撤回了20,000人的军队。6月，两个德意志国家均入侵了波兰。在一场令法国式恐怖也小巫见大巫的屠杀(11月4日一天便有20,000波兰人被害)后，俄国人占领了华沙。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让波兰从来年的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802

东西方的战争因此而互联，不过它们还将进一步融为一体。战争阴云密布，1798年，它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卷入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导火索为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这一鲁莽计划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不列颠显然无法被一场入侵或在海上击败，因此法国不得不寻觅其他方式挑战英国：埃及将会赐予它们红海基地，从那里可对印度发起攻击。其次，一个中东帝国可以补偿法兰西帝国在美洲的损失。1798年7月，法国在埃及登陆，攻克了亚历山大港，击败了以土耳其苏丹名义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即7月21日的金字塔战役)，并于三天后占领开罗。然而，拿破仑的胜利仅是昙花一现：8月1日，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指挥下的一支英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湾(Aboukir Bay)全歼法国舰队。这场胜利，促使奥斯曼帝国加入作战；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拿破仑的开局一招，将俄国卷入了战争。

由于俄国海运经由黑海而入地中海，法国革命军在意大利的南进已经威胁到了俄国的战略利益。《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给了法国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令情势更加紧张。该群岛扼守亚得里亚海门户，并可能成为进击东地中海(俄国将其视为自家势力范围)的基地。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拿破仑在前往埃及途中征服了马耳他岛，推翻了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自16世纪以来对此地的统治，激怒了沙皇保罗一世(他已宣布自己为骑士团的保护人)。[18]英国在阿布基尔的凯旋，给了他们最终所需的全部鼓励。

奥地利人也在利诱之下重新拿起了剑与火枪。尽管屡战屡败，但奥地利人始终将法国势大看作对己方战略安全难以容忍的威胁。纵使维也纳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意见：对进一步与革命强权冲突的代价忧心忡忡，但1798年法国于地中海的侵略更不容忽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的胜利及普鲁士中立的保证，令弗朗茨二世[19](Francis II)值得冒险进一步打击法国。与俄国的结盟在9月达成。

然而，在奥地利人与俄国人得以实施其军事计划(通过意大利及法国占据的瑞士攻入法国)前，11月，随着受阿布基尔鼓舞的那不勒斯人北上攻打法国的罗马“姊妹共和国”(同年早些时候创立)，第一枪在意大利打响了。这次提前的进攻是一场灾难：法国横扫那不勒斯人，于1799年1月占领那不勒斯，并成立了另一个共和国。

4月，第二次反法同盟以自身的反击作出回应。俄国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20]率领奥地利-俄国联军在两周内赶赴米兰，在酷热中于南下的一系列战役中痛击法国。法国人在意大利摇摇欲坠，其挫败引发了广泛的叛乱。在南方，“基督的军队”由法布里齐奥·鲁福(Fabrizio Ruffo)主教领导，他们穿越西西里，以教会和国王的名义推翻了那不勒斯共和国。在托斯卡纳，群众呼唤着玛利亚的名字驱逐了亲法政府。上述反革命起义亦有着阴暗面——暴徒在锡耶纳对犹太人大肆屠杀。6月，联军攻入瑞士，并摆出了入侵法国本土的姿态(参见图3)。8月，英国、俄国在荷兰发动了两栖登陆，兵锋直指阿姆斯特丹。

这场灾难导致了法国国内危机，并最终成就了拿破仑。反革命暴动在图卢兹爆发，旺代也重燃战火。面临反革命和联军入侵的双重威胁，为了避免重蹈恐怖政策的覆辙，情急之下，一些温和派共和分子决定建立一个强力政府。他们为政变寻求军事支持时，拿破仑出现了。他放弃了埃及军队，于10月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陆，随即抵达巴黎。11月9日至10日，他领导了“雾月政变”(Brumaire coup)，推翻了督政府；令起用他的政客懊恼的是，拿破仑以“第一执政”(First Consul)之名攫取了权力。

由于形势正再度转而对法国有利，这可谓绝佳的时机。图卢兹附近的反革命遭到镇压，拿破仑在新年与旺代叛乱分子签署了和约。1799年9月，法国还将俄国人逐出了苏黎世；而英俄远征军在荷兰如字面所说的那样陷入了“泥潭”，被迫于10月撤兵。第二次反法同盟分裂了：英国希望迫使法国退回原有边界，俄国意图彻底摧毁法兰西共和国，而奥地利主要试图摘取征服意大利的果实，以弥补在比利时与莱茵河左岸的损失。当英国从饱受坏血病之苦的法国驻军手中夺取马耳他时，这激怒了保罗沙皇，随即显示出它们都在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打着算盘。

图3　这幅英雄画作捕捉到了苏沃洛夫和他的部下在1799年向革命的法国发起进攻时的决心

保罗严词谴责盟友的背叛，并于1800年撤出了全部俄军，让奥地利人单独面对法国反击。与此同时，保罗也在设法困扰英国。他打造了一个由丹麦、瑞典、普鲁士组成的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意在破坏英国的波罗的海贸易(尤其是它的海军补给)。这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他还希望让美国加入协定。1800年底，保罗在中亚召集了22,000名哥萨克，并派遣他们南下、攻打英属印度。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这场远征亦可视为19世纪英俄亚洲“大博弈”(Great Game)[21]的先声。英国首次意识到了俄国对其次大陆地位的威胁。最初是因为面临拿破仑从埃及对印度发起陆上攻势的威胁，其次又考虑到俄国人南下的压力，英国首度向波斯和信德(Sind，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派出了外交使团。1801年3月，由于保罗被俄国宫廷贵族刺杀(如今看来，很明显是受英国特务组织的支持)，其计划无果而终。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但无力拯救丹麦人(位于武装中立联盟前线)免于英国的报复。4月，在纳尔逊和帕克[22]的指挥下，英国远征军在哥本哈根击溃了丹麦舰队，之后驶入波罗的海，迫使其他联盟成员接受其条件。

俄国撤出欧洲战事对法国意味着机会。1800年6月，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在马伦戈(Marengo)击败了奥地利人。1801年3月，那不勒斯人战败；而葡萄牙遭到法国的西班牙盟友入侵后，于5月签署和约。1801年2月的《吕内维尔条约》[23](Treaty of Lunéville)中，奥地利默认了法国自1792年以来的所有征服；英国精疲力竭，备受孤立，经历了政府更迭后，开启了和谈——1802年3月《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宣告了法国革命战争的结束。

[1]　1793年10月31日，共有22名吉伦特派在审判后被处决，逃亡外省的多数吉伦特派也遭到捕杀或被迫自尽。

[2]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著名政治家，曾于1916—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赢得了一战。

[3]　18世纪法国贵族及富裕阶级男子身穿裙裤，而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穿着紧身长裤或直筒长裤，故而得名“无套裤汉”。“无套裤汉”通常用于指代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他们在1789—1794年间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

[4]　原文为gauntlet，本指的是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骑士铠甲中的金属手套(护手)，后来，欧洲贵族骑士们在决斗前，通过向对方扔出手套表示发起挑战，故有此说。

[5]　斯海尔德河发源于法国埃纳省，流经比利时，最终在荷兰入海，全长约435公里。

[6]　实际上，雅各宾政府主要征召的是所有18至25岁的健康法国男性，而非法国全部成年男性。

[7]　大革命时期法国正规步兵穿蓝色外套，故有此说。

[8]　提姆·布兰宁(Timothy Charles William Blanning， 1942— )，英国历史学家，1992—2009年担任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有《法国革命战争起源》《法国革命战争1787—1802》等书。

[9]　即“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6)。

[10]　约翰·杰维斯，英国海军名将，参与了从七年战争至拿破仑战争的多次海战，因圣文森角的军功而被册封为第一代圣文森角伯爵。圣文森角海战时，英国海军另一传奇将领霍雷肖·纳尔逊也在其阵中。

[11]　位于今葡萄牙西南部。

[12]　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端，至今仍是其重要港口和海军基地。

[13]　位于英国威尔士西南部。

[14]　因埃德蒙·热内的过火行为，华盛顿要求法国方面召回大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政府不仅撤换了大使，还下令逮捕埃德蒙·热内。热内申请政治避难，获得了华盛顿首肯，最后终老美国。

[15]　全称《大不列颠国王与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友好、商业和航海条约》，美方谈判代表为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 1745—1829)。《杰伊条约》保证了英美之间十年的和睦。但由于法国此前全力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而英法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签署此条约有忘恩负义之嫌，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16]　塔列朗的政治生涯历经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和奥尔良王朝时期，可谓五朝元老。他精明能干，对法国外交贡献很大；但同时狡诈圆滑，惯于见风使舵，被政敌斥为叛徒。“XYZ”事件中，塔列朗要求美国使团向其支付5万英镑巨额贿赂，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美国政府公布的外交档案中，将塔列朗的三位中间人真名隐去，代之以“XYZ”，事件故而得名。直到1800年拿破仑上台后，法美之间的海上冲突方才结束。

[17]　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民族英雄，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获美国准将军衔。他领导的柯斯丘什科起义失败后，波兰最终亡国。

[18]　此后保罗一世被部分流亡的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成员推举为新一任大团长，这在骑士团历史上极为罕见(保罗一世为东正教徒，而骑士团隶属天主教会)。参见：马千，《医院骑士团全史》，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401—402页。

[19]　弗朗茨二世为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792—1806)，此后他成为第一任奥地利皇帝(1804—1835)，即弗朗茨一世。

[20]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1729—1800)， 18世纪俄国传奇名将，拥有帝国最高的“大元帅”(Generalissimo)军衔，被公认为俄国的国家英雄。

[21]　“大博弈”指的是英国与俄国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为了中亚主导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及我国的新疆、西藏。

[22]　海德·帕克爵士(Hyde Parker， 1739—1807)，英国海军上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中，他为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副司令。

[23]　《吕内维尔条约》由拿破仑本人与奥地利外交大臣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