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写一部“两三年之后不会被世人遗忘”的作品，起初这个愿望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实现的迹象。他的遗孀在他去世后的1832年出版了他的作品，这一版作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影响甚微。1867年，一项对欧洲军事文献的调查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克劳塞维茨“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阅读”。如果不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法国军事胜利的缔造者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战争论》可能早就被人遗忘了。在1871年创建德意志联合帝国的俾斯麦取得胜利之后，他告诉人们，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

有了老毛奇的认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立即流行了起来。1873年的一本德国军事期刊里便曾宣称“克劳塞维茨在德国赢得了军事研究方面的最高权威地位”。这一杂志还写道，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争表明，“纪律严明、武器精良、战术得当、行军部署良好，铁路、供应和通信设施安排得当决定了战争中的一切，这种纯粹的工匠式精神在军队中如此普遍，主要归功于克劳塞维茨给军队带来的颠覆性的理论”。克劳塞维茨所颠覆的是形式主义的军事战略，在1870年之前，参谋学院通常教授的就是这种战略，其主导地位得益于有影响力的若米尼，他于1869年去世，享年九十岁，他的教材组织良好，已经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若米尼的学说直接影响并塑造了法国、俄国和美国军队的学说理论，同时通过他对普鲁士的W. 冯·威森(W. von Willisen)和英国的E. B. 哈姆利的影响，也影响了这些国家军队的许多思想理论。后来的权威人士鲁道夫·冯·卡默勒(Rudolf von Caemmerer)带着接近于恐惧的口吻写道：“要不是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很可能就成了老毛奇的导师。他把我们从所有理论从装腔作势的因素中解放了出来，并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内容。”

在克劳塞维茨执掌柏林军事学院之际，老毛奇曾是那里的一名学生，但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据老毛奇的传记作者埃伯哈德·凯塞尔(Eberhard Kessel)说，他的日记和信件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曾非常深入地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作品。在1815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关于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寻找敌人并通过战斗消灭敌人的可取性、灵活性，自力更生和集中兵力等思想，都已经在普鲁士军队中相当普遍。这些是那个时代思想更自由、更有远见的年轻军官的特征。的确，与保守的形式主义战略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毛奇只是部分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并把那些与他自己想法相吻合的思想传给了自己的门徒。19世纪下半叶，克劳塞维茨的形象通过老毛奇传递给了德国军队，甚至全世界，就像马克思的形象通过列宁传递给了俄罗斯人民一样。它并非很不准确，而是部分被扭曲，以及并不完整。

老毛奇自己的著作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如出一辙，甚至到了剽窃的地步。

运用武力取得胜利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只有胜利才能打破敌人的意志，迫使他服从我们的意志。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占领一片领土或占领一座堡垒，而是消灭敌军。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认为可以制订一个作战计划，并从头到尾按部就班执行这个计划的想法，是错误的。与主要敌人的第一次交锋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局面……参谋部所能做的就是准确地了解事件对局势所造成的变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并在作出一切可取的决定之后来执行这些措施。

战略原则很难超越常识的第一原则……它的价值几乎完全存在于它的具体应用上。

在战争中，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坚定的决心和坚持不懈地完成一个简单的想法是最可靠的实现目标的途径。

在1870年后的二十年里，德国整整一代战略作家一直都在传播这些思想，其中许多人都曾在老毛奇手下工作过。其中最著名的维尔迪·杜·维尔诺瓦(Verdy du Vernois)写道：“试图将战略转变成预先确定的科学体系，这是对战略本质的误解……计划的构思要精确，计划的执行要果断，这些都是最有能力带领我们穿过所有暗礁的领航员。”这种计划的简单性，执行的果断性，必须建立在军队各个级别都愿意负起责任的前提下。维尔迪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坚信，与其无所事事地等待命令，不如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所有这些都让维尔迪和他那一代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军事素质根植于性格，而不是知识。”这是一个完美的克劳塞维茨式的表述，自那以后，职业军人一直在大声附和这一点。

这就是20世纪初主导德国军队的克劳塞维茨的部分思想。法国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发现他们敌人的主要导师的优点，但到了1900年，法国军队中出现了一股崇拜克劳塞维茨的热潮。有些人认为，克劳塞维茨只是以典型的日耳曼人的晦涩表达了拿破仑以更清晰和更有力的方式所陈述的内容，但是，他对“精神力量”的全部强调，不仅完全符合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军队自身的传统(这种传统又因其殖民地战争的经验而得到强化)，还完全符合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所宣扬的生命冲动哲学。克劳塞维茨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追随者是后来的斐迪南·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他在1903年出版的《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实际上是对克劳塞维茨观点的一个摘要(不过这一点并没有总是得到承认)。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失败“实际上，纯粹是精神上的结果，是胜利者同时运用精神和物质因素在被征服者的心中造成的一种沮丧、恐惧的情绪”。这不是一个糟糕的诊断，就像1914年九月的事件即将证实的那样，霞飞将军尽管在边境战争中屡战屡败，这种大规模失败使得1870年的战争看起来像是小规模的冲突，但他始终保持冷静，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在马恩河上发起反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继任者甘默林将军(General Gamelin)在1940年就没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霞飞将军最初的失败主要是由轻率和过早的进攻造成的，在发动这些进攻时，他只是和欧洲其他所有的将军一样。1914年，克劳塞维茨的弟子一方面对他的教导倍加推崇，另一方面却忽视了他明确的原则，即防御是更强大的战争形式。自克劳塞维茨死后，枪支的发展有力地强化了这一理论。他们是怎样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呢？老毛奇本人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就认真考虑到了这一点，形成了一种“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的理论，使他的步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式后膛装步枪的优势。

四十年后，当步枪的射程、精确度和射速不仅增加了两倍，而且还得到机枪的增援时，福煦在《战争论》的其他地方找到了论据，来支持他对进攻优越性的信念。

人数上的优势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一优势，人数上的优势就将允许我们就着我们拥有的物理优势，战胜敌人猛烈的炮火。有了更多的大炮，我们就能压倒对手的火力，步枪也是如此，刺刀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简而言之，无论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决定性的时刻，最好的策略是强大。

1914年以前的战略家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防御性首要地位的教导并不光彩，应该被忽视或化解。1905年，对于他将防御定义为“带有消极目标的更强大的战斗形式”，克劳塞维茨的传记作者冯·卡默勒写道，对这句话“或多或少的强烈反对从未停止过”。在德国，拥有最广泛读者的战略作家是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在广受欢迎的《武装的人民》(The Nation in Arms， 1883)一书中，他指出，如果克劳塞维茨能活着修改他的文本，他就会改变对这一点的看法，因为这与他关于消灭敌人的教导是不相容的。冯·戈尔茨指出：“处于守势的人不会发动战争，他会忍受战争……被命运赋予攻击者角色的士兵是幸福的!”

1914年以前的战略家十分推崇，甚至是十分着迷于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关于以决战推翻敌人的思想，克劳塞维茨曾为此花了不少笔墨。因此，不仅克劳塞维茨关于防御首要地位的教导被放弃了，而且对于其理论更为核心的两种类型战争的思想也被放弃了。到了1900年，欧洲几乎没有考虑过进行“绝对战争”之外战争的可能性。冯·戈尔茨表达了一种在他的同胞看来十分普遍的观点，他写道：

如果两大欧洲强国发生冲突，他们整个军队的力量便将立即行动起来，来决定这场冲突最终的结果。所有孕育于半心半意的联盟战争的政治考虑将会被摒弃……所有的精神能量都将为一场生死斗争而集中起来，两个民族身上的全部智慧都将用于相互毁灭。

不仅仅是德国人这样想，福煦就曾说过：“从今以后，你必须走到极限，才能找到战争的目标。既然被征服的一方在被剥夺了一切回应手段之前从来不会屈服，那么你的目标就是摧毁他的这些回应手段。”

但是，战争是全面而绝对的，那么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只是一种政策工具，军事领导人的决定必须从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暗示的教条理论又是什么呢？这是克劳塞维茨的教导中十分明显的一个方面，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1870年，老毛奇和俾斯麦在战略方向上的竞争，便为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戈尔茨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但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

战争永远是政策的仆人……没有明智稳妥的政策，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战争的重要性绝不会降低……只要三军统帅和主要政治家都同意，在一切情况下，彻底击败敌人，战争对政治的目的最有利。

这让政治家别无选择。几十年后，莱茵河对岸的法国军事历史学家让·科林(Jean Colin)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1911年出版的著作《战争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中写道：

现代战争的相互条件不再容许避免战争的激进决定。占领整个战区的两支军队互相进军，不为别的，只为胜利。因此，一个政府应就战争的政治目标将给一位将军作出的指示减少到非常小的程度。一旦决定发动战争，就绝对有必要让一位将军自由地运用他自己的判断。当然如果他没有精力和能力的话，就必须解除他的指挥权。

所有这些预言都将自我实现。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确实造就了这样的武装部队，对他们来说，打“有限战争”根本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军队的活动容易受到政府对其微调的影响，但是在克劳塞维茨卓越的“三位一体”中，第三个要素“人民的**”会使其成为不可能的事。民主思想使各国更加好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预言的那样，民主思想增加了各国战争的绝对性，使其更接近于他所说的“绝对战争”。后来，克劳塞维茨的批评者，如利德尔·哈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性的作战方式(尤其是在西方战场前线)归咎于他的影响：他认为战争中的军事领导者打仗不惜代价，非但不将伤亡惨重视为军事上无能的表现，还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现。克劳塞维茨的辩护者可以回应说，考虑到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战争只能通过精神力量和武力来解决，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法以更低的代价实现下面这些政治目标：哈布斯堡帝国的存亡，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建立，英国海上霸权地位的维护以及法国领土完整的维持。克劳塞维茨本人就曾提醒我们将战争行为与其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争类型、限制条件和独特的先入之见……因此，每一个时代的事件都须根据其自身特点来判断。因此，一个人只有置身于过去的指挥官所处的时代，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他们。[76]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如此惨烈，并非因为当时主要的军事人物都碰巧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而是因为这场战争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老毛奇和其弟子笔下的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行为的指导的合理性确实有待商榷，然而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描述性分析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描述性分析正是他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之后这些分析又影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战争是政策的工具，而政策是社会基本因素的产物，若想形成有效的军事理论，就必须先充分理解这些因素。过去和现在的人们都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使科学地分析和洞察这些“客观因素”成为可能。列宁的著作中就经常有对克劳塞维茨的溢美之词，目的是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接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尽管他有资产阶级军事家的背景，就像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敬意使这位异教徒哲学家被中世纪教会所接受一样。因此，在革命和内战后由苏联重建的新型军队都是以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策关系的学说作为其军事思想的基础，几乎所有的苏联军事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一学说。

然而，1918年后的西方，克劳塞维茨在这方面的教导却被认为是邪恶的，就像他的战略学说在西方被认为是灾难性的一样。对英美自由主义者来说，“战争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句经常被引用和被错误引用的格言，并没有被视为严肃的政治分析，而是被视为令人震惊的、军国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证据。尤其是他的战略学说受到了英国思想家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更有效、更人道的战争手段，而不是像欧洲大陆理论家那样，不加批判地接受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杀戮。

克劳塞维茨在作品中丝毫没有考虑过有关海上或经济战争方面的问题。在1914年前，这一点在英国就已经受到了注意和批评。然而，在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英国军队开始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上为参加欧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作准备，如此作准备也是英国自1815年以来的第一次。在对法国和德国关于大陆战争的著作进行研究后，斯宾塞·威尔金森(Spenser Wilkinson)和F. N. 莫德(F. N. Maude)等英国军事作家又回到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论》于1873年首次被翻译成英文，1908年再版，其中多了许多溢美之词。到1914年，英国的军事领导层与欧洲大陆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精神力量中至高无上的信念坚不可摧，并且认为有必要找到敌军的软肋，不惜一切代价在决战中击败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欧洲人一样，英国人也相信这场战争虽然血腥，但肯定是短暂的。然而，在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的时候，英国人还是像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指挥官们那样，以一种冷静的坚定，坦然地接受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当然，确实有些人认为，通往胜利的道路不需要那么痛苦，可以“用一种巧妙的，直接对敌军造成轻微损害的方法，导致重大的间接破坏”，但这种诱人的建议却被忽视了。[77]

因为这一建议正是当时，以及在那之后对英国西线战略提出批评的人士提出的主张。1914年前，海军历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就曾提出，在过去的几百年，英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克劳塞维茨的大陆战略截然不同的“海上战略”。这种战略中除了有利用海军力量对大陆对手施加直接的经济压力外，还有对大陆进行有限的军事干预，就像威灵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对半岛所做的那样，影响可能与战争的规模不成比例。这就是战前海军当局提倡的战略，和陆军赞成的、全面的大陆干预战略完全不同。这种战略并没有被接受，而是到了1914年年底，随着西线战争陷入僵局，才被采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被运用。这一战略的提出者认为，这是“一种巧妙的，直接对敌军造成轻微损害的方法，导致重大的间接破坏”。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在战术上的失败让人们无法判断，这场战役服务的“间接”战略是否能让最终结果达到预期。无论如何，恢复“大陆”战略所付出的代价给人留下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深，即必须用一种更加人道和经济的方式来取得胜利。B. H. 利德尔·哈特的著作《间接路线战略》(Strategy of the Indirect Approach)和《英国的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就是这种想法的具象和结晶。20世纪30年代，两本书被广泛阅读，对英国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尽管在苏联和德国，克劳塞维茨被尊为战略先贤，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事实上，在纳粹时期，他几乎被奉为偶像)，他在英国却备受忽视，直到最近才开始被重视。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主要战略创新是空军力量的发展。推动其发展的理论家主要拿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论据，但他们很少有人会提到他的名字。他们从他的“重心”概念开始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一个交战国的重心并不在其武装部队中，而在其平民的士气里。是国内战线的解体，而不是其武装力量的失败，导致了俄罗斯的崩溃，然后是同盟国的崩溃。如今，空中力量使直接攻击这一重心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应该指向这一所有力量和运动的重心”。[78]

旧军种对这一主张的拒绝，以及其随之引发的争议，增加了盟军在二战期间作出的决定的复杂性。这一场冲突在每一个层面都验证了克劳塞维茨的分析。除了日本，其他各方对战略决策都拥有完全的政治控制。克劳塞维茨可能会赞同希特勒在早年把武装力量当成政策工具的努力，但他同样也会注意到，希特勒的目标是无法被满足的，这使得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远远超出了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的能力。克劳塞维茨或许会对民意在制定盟国战略的重要性方面作出评论，也或许会指出，无论其强度如何，这种力量一旦被激发，就会使“无条件投降”政策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使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一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苏联侵害而对西线的政策作出调整变得困难。民主政府并不善于进行腓特烈大帝时代所特有的“政策”微调。克劳塞维茨会饶有兴趣地指出盟军在确定敌人的“重心”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1941年美国最高司令部决定不把重心放在他们的直接敌人日本身上，而是放在这个敌人更强大的盟友德国身上。

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会找到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即自己要非常强大，先是在一般情况下，然后才是在决定性的时刻。战争最终还是要靠部署压倒性的优势才能取得胜利。

核武器的出现起初并没有给战略思维带来任何根本性的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更传统的战略家之间的冲突最终因地面力量的部署而被调和，后者被用来夺取领土，并从那里对德国和日本发动空袭，这些空袭的威力如此之大，最终不仅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意志，也摧毁了它们抵抗的能力。陆上和海上的部署对于空中力量的运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在核武器时代的头几年也是如此。美国用来对付苏联的核武器联只能通过势单力薄、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来运输，而这些轰炸机的基地，尤其是位于西欧的基地，只有在受到保护后，才能抵御地面攻击。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杀伤性热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后来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为战争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即先彻底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而非首先击败其武装部队。

这便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绝对战争”不再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而在现实世界中有了可能性。战争现在可能就只是“一次短暂的痛击”。用克劳塞维茨自己颇具预言性的话来说：

如果战争的主体主要由一个极具决定性的动作，或一组同时作出的决定组成，那么准备工作就会趋于无所不包，因为任何遗漏或疏忽都不可能得到纠正。现实中衡量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敌人自己所采取的已知措施，剩下的则将再次被简化为抽象的计算。[79]

这一段话是对1949年至1989年“冷战”期间的核战略令人沮丧的准确描述。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情况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可用于战争的)资源及其本质意味着它们不可能被同时部署。这里提到的资源除了战斗部队之外，还有国家的自然特征、人口及其盟友”。正是由于各种复杂资源的部署，才使战争成为一项漫长和不可预测的活动，其中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使所有努力都无法达到绝对的效果。

现在，对“绝对战争”的所有限制都已消除，它的彻底实现成为一种切实的可能，但它不像克劳塞维茨所期望的那样，是通过民众**的释放(尽管正是这一点使得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发酵成了“全面战争”)，而是得益于他和他那个时代其他的严肃思想家都没有考虑过的因素——技术。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人类需要努力摆脱现实中有限条件对战争行为施加的限制，而现在正相反，人类需要努力施加这种限制。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本人曾指出过“绝对战争”的两个限制因素。一个是由摩擦产生的内部制动机制；另一个则是政治目的对其强加的外部因素，既包括促使战争发生的政治环境，也包括为发动战争要满足的政治条件。因此，就像在其他类型的战争中一样，在核战争中，克劳塞维茨的建议依然适用。“任何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在达到目的之前或对战争如何进行这一点胸有成竹之前，就发动战争。”[80]

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今天比其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更为重要。克劳塞维茨把政治目标想象成这样一种如果足够宏伟，就可以使指挥官跨过通常会限制战争的人类弱点所构成的障碍的东西，但是在核时代，人们必须牢记政治目标，对那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其破坏性将迅速升级到克劳塞维茨从未设想过的极端的活动加以限制。

这就是核威慑理论的实质。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目标的满足可以补偿一个国家所遭受的核破坏。因此，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以“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而达到的胜利成为可能。[81]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影响方面，未战之战与战之战同样重要，也与核威慑概念相关。核威慑几乎是完全在考量未战之战的影响。因此，一种有效的威慑姿态会给对手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限制他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政治目标，以及他可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手段。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在另一方面也与核战争问题相关。任何国际冲突中，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很可能就是控制领土。即使冲突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意识形态对抗或对势力均衡的恐惧中寻找，有关对领土方面的目标建议几乎肯定会被采纳(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对比利时的争夺一样)，因为“其服务于政治目的，并在和平谈判中成为其象征”[82]。因此，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争夺领土控制权的冲突，即使它一开始并不是对领土控制权的争夺，即使这场战争背后可能有什么更广泛的含义。因此，领土和武装部队等传统因素不得不重新被纳入战略考量中来，并和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摩擦”概念一同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克劳塞维茨分析的所有因素在一百五十年前或一千五百年前都一样重要。

诚然，对领土的控制自然也包括对居住在那里的人的控制，在这方面，克劳塞维茨的洞见有着永恒的价值。他关于民众参与战争这一方面教导的精髓，在著名的《人民武装》这一章中是找不到的，这一章总是被断章取义地引用，而在他关于“长期政治进程少不了民众参与”的论述里，却能找到诸如此类的教导。人民越来越不可能让他人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毛泽东和其他革命战争理论家把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许只有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才会被如此重视。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战略家忽视这一点都将面临危险。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家对核心问题的理解要比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人现实得多，后者已经被技术和地缘政治催眠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必要时没有作好保家卫国的准备，那么从长远来看，他们也无法真正地得到保护。如果他们并不打算无限期地默许异邦的征服，那么从长远来看，异邦对他们的这种征服是无法持续的。

因此，我们不妨在克劳塞维茨本人收笔的地方为本书正文画上句号。克劳塞维茨将战争描述为由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组成的“非凡的三位一体”：

可以将这三者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一场由偶然性和可能性组成的、人类创造精神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的游戏；一种政策工具的从属，只受理性支配。这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主要涉及人民，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指挥官及其军队，第三个方面主要涉及政府……

这三种不同的倾向就像三种不同的法典，各自独立，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各不相同。如果三者之一忽视了其他任何一个元素，或者试图任意建立一种关系，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会有悖于现实，仅凭这一点，这一理论便失去了适用性。[83]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结论。这对当代每一位战略思想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