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2年,我就发现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卓越的导演才能,当时我观看了他的电视电影《邪灵》。在随后的20年里,我充满困惑地目睹了他由于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而招致好莱坞同僚以及影评人的批评。1982年,《E. T. 外星人》上映时,我开始想,这对于传记作家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故事。这位自成一派的天才导演所遭受的蔑视让我联想起希区柯克、霍克斯和卡普拉等黄金时代的导演在其职业生涯全盛时期所遭受的境遇。我当时很不情愿地暂时放弃了撰写斯皮尔伯格个人传记的打算,因为我意识到这有些操之过急,毕竟这位伟大的流行电影人当时只有35岁。在这段空档期,我一直在等待一部严肃、富有深度,甚至是有远见和原创性的批判性著作。但是在电影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们都回避了斯皮尔伯格,就好像他并不值得获得如此持续的关注。
讽刺的是,另一个斯皮尔伯格不被重视的原因正是来源于他本人对讲述自己故事的掌控欲。即使有作者想要为他写一部官方授权传记或为他的电影写一本得到官方许可的书,也都望而却步了。他曾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亲自书写自己的传记。很明显,为这位好莱坞的权势人物写一部非官方授权的传记,对很多作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惊讶于那么多人,包括文学界的一些作家听到“非官方授权传记”后的那种质疑,就好像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根本没有得到被采访者的授权。相反,更应该引起读者怀疑的,是作者为了征求采访对象的同意而做出妥协,失去对书写内容的控制权。斯皮尔伯格不断通过媒体和电视采访来推销他的电影,让大家对他的个人故事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虽然只是零碎的、不完整的,甚至某些时候是误导性的;事实上最缺乏的是对于斯皮尔伯格这个人物的独立考察,不只是通过他的眼睛所看到的,更是通过那些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直同他合作、对他知之甚深的人的视角所获知的。
最终,在1993年,让我下定决心写这本书的动力来源于斯皮尔伯格宣布拍摄《辛德勒的名单》。这一次,他鼓起勇气直面大屠杀的历史,以及他自己的犹太民族遗产,解决他人生的矛盾与挣扎,其中充满的戏剧性最终促使我开始写作这本传记。即使传记的主人公还只是一个中年人,未来的20年甚至30年内还会不断地拍摄新的电影作品。为事业全盛期的斯皮尔伯格写作传记有诸多好处。主人公和其所处的环境具有即时性,虽然缺乏对未来发展的深远视角,却也能勾勒出主人公大致的人生。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斯皮尔伯格就开始拍电影,到如今已经从事电影行业40年[1],即使他决定明天退休,也已经成为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是为50岁的斯皮尔伯格写传记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采访到早年就认识他的人:他的家人、朋友、邻居,儿时的玩伴、同学、老师,那些对他的人格形成和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可以趁着他们的记忆尚未模糊,听到他们的评价。
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斯皮尔伯格更能表现出华兹华斯[2]所写的“孩子是成人之父”。追寻斯皮尔伯格从辛辛那提到哈敦镇到凤凰城再到萨拉托加不寻常的童年足迹,是一段奇妙而发人深省的经历;在关于其童年的部分中,我采访的大部分人之前都从未在任何作家面前谈起过斯皮尔伯格。为了完成这本书,我一共采访了327个人,包括很多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的合作者、朋友和同事。
而斯皮尔伯格自己总是拒绝接受采访。当我还在《每日综艺》做记者的时候,有幸见过斯皮尔伯格两次:第一次是1975年在环球影业的食堂里为《大白鲨》举行的小型记者发布会上;第二次是在1990年,他赢得了美国电影剪辑协会颁发的奖项后,我和他以及他的妻子凯特·卡普肖进行了短暂交谈。当1994年3月1号,我已经着手这本传记的4个月之后,我写信告诉他我在写“一本非官方授权、绝对独立的传记”,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他,同时也希望他能提供其他的帮助,比如让我看看他早期拍摄的业余电影。他的发言人,总是非常友善的马尔文·莱维在3月18日给我致电说,斯皮尔伯格知道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在完成一部非常严肃的著作,莱维说他不会接受任何写作他传记作者的采访,因为他打算亲自执笔自传。“如果你不写这本传记,他将会更乐意和你交谈”,莱维说,但“他也不会阻止你写这本传记”。莱维暗示,如果我提出一些写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斯皮尔伯格可能会回答;而且观看他早期的业余电影也是有可能的,即使“其中的一部分斯皮尔伯格想一直封锁起来”。此后的3月24日,我让莱维向我提供一份斯皮尔伯格业余作品的创作年表,并提出想要观看这些电影,但我的要求并未得到回应。
根据接下来几个月里我接触的一些受访者,我了解到斯皮尔伯格的公司并没有阻挠他的朋友和同事们接受我的采访,莱维甚至对外宣称我是“洁食者”。这帮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尽管我后来得知斯皮尔伯格当时的确让一些人不要和我交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遵从了他的意愿,还有一些人因为本书没有得到官方授权而拒绝接受采访。有一位接受我深度采访的人曾被斯皮尔伯格的助手告知,“史蒂文计划写一本自传,请将您的回忆保留给那本传记”。安培林娱乐公司的保密协议要求员工也必须保密。这就是独立传记作家在与这位活生生的主人公打交道时所面临的障碍。在好莱坞,斯皮尔伯格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还毫不掩饰地自称是“控制狂”。那些拒绝了我采访请求的人包括:卢·沃瑟曼,凯瑟琳·肯尼迪,弗兰克·马歇尔,约翰·威廉姆斯,本·金斯利,约翰·米利厄斯,肖恩·康纳利,山姆·尼尔,连姆·尼森和史蒂芬·布奇柯。电影界的其他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希德尼·J. 谢恩伯格和理查德·德莱福斯都没有回复我的来信。但让我惊喜的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配合和坦诚相告,在斯皮尔伯格的好莱坞职业生涯中,他们与斯皮尔伯格相识,也和他一起工作过,他们都热情地帮我澄清事实。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魅力四射的莉亚·阿德勒,在她的犹太洁食餐厅“银河”(Milky Way)给我打过3个电话,却最终拒绝了我的正式采访要求。尽管阿德勒女士经常在纸媒和电视上谈到儿子,她却在1996年1月这么告诉我:“制片厂什么也不让我说。”“是史蒂文不让吗?”我问。“是神灵!”她笑着回答道。“神灵说不允许……我也没意见。我正在服从训练学校学习呢。只能祝你好运了。”而斯皮尔伯格的父亲,阿诺德,在1996年1月接受了我的深度访问。起初他同意我把一些家庭照片收入书中,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并为此道歉:“我得尊重我儿子的意愿。”但我仍然非常感谢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先生对史蒂文和其他家庭成员所作的评论,特别是那些出生于俄罗斯的家人。我们的访谈中最让人心酸的时刻是同阿诺德谈起他不常见面的儿子时,他说:“也许你比我更了解他。”我没有尝试接触斯皮尔伯格的妻子凯特和他的3个妹妹(其中一个是安妮,我在1981年—1982年间曾经和她谈过几个月的恋爱),以及他的前妻艾米·欧文(尽管我从没见过欧文,但20世纪70年代她还和斯皮尔伯格住在一起的时候,曾允许我使用她的名字推销一个我写的剧本,不过最终没能拍成电影)。
我从史蒂文在辛辛那提的堂兄弟塞缪尔·格特曼、丹尼尔·格特曼那里获取了关于斯皮尔伯格家族史的重要信息。黛博拉·格特曼·里德诺给我提供了一份由他们的后妈,也就是以前的娜塔莉·斯皮尔伯格整理的家谱研究(我很高兴认识了塞缪尔的儿子斯科特,他要求我一定要在这本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从没有见过这个著名的亲戚)。另外,我还采访了一位斯皮尔伯格的远亲,露丝·舒曼·索林格,她在水晶之夜[3]发生之后逃离了德国,在辛辛那提定居。其他的族谱信息由辛辛那提的研究员阿黛尔·布兰顿,希伯来协和学院犹太宗教研究所的艾达·科恩·塞拉文博士提供,他为我翻译了希伯来纪念文献,并指导我对旧时代犹太小城镇的研究。
写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以此为名结交很多新朋友,很荣幸可以因为斯皮尔伯格而结识许多热心而又可爱的人,比如马乔里·罗宾斯、唐·舒尔和他的母亲玛吉、吉恩·沃德·史密斯,以及阿尔伯特·刘易斯拉比。刘易斯关于犹太戒律的研究,包括对在新泽西樱桃山的贝斯·沙罗姆犹太圣堂集会的历史研究,向我展示了犹太圣堂早先在哈敦菲尔德的原址,并安排我和我的弟弟、华盛顿检察官迈克尔·F. 麦克布莱德探访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弗雷德·希尔和詹姆斯·弥尔顿教士,以及看护人威利·普度,非常友好地邀请我前往辛辛那提埃文代尔南部的浸信会教堂,并陪同我参观了他们漂亮的建筑,也就是之前的安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其他友好地接待了我并带我参观了斯皮尔伯格在辛辛那提和新泽西曾经居住过地方的人包括:莱纳德·贝利、比尔·达勃、米利娅姆·福尔曼(他还向我介绍了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情况)、简·福尔曼·萨塔诺夫、格伦·福尔曼、米切尔·福尔曼博士和丹尼斯·萨塔诺夫博士、奥古斯塔和洛丽塔·诺巴拉赫(提供了他们家的照片)、波尼塔·摩尔和米尔德利德(米莉)·弗里德曼·蒂格。
我很高兴能认识已故的历史学家雅各布·雷德·马尔库斯博士,他是位于辛辛那提希伯来协和学院犹太宗教研究所的美国犹太文化档案馆馆长,1994年他非常慷慨地牺牲了自己的写作时间,向我讲解了关于埃文代尔和其他内容的历史知识。
在我历时多年的调查里,来自贝弗利山庄的玛格丽特·赫里克电影科学艺术图书馆的琳达·哈里斯·梅尔以及她的员工,包括桑德拉·阿彻尔、芭芭拉·豪尔和霍华德·普劳蒂也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帮助。其他帮助过我的档案管理人员和图书管理人员包括:加州州立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克里斯蒂·弗伦什,来自辛辛那提和汉米尔顿郡公共图书馆的帕特里西亚·M. 范斯凯克和安娜·霍顿,纽约电影与广播博物馆的莫妮卡·韦纳,亚利桑那历史协会的史蒂夫·霍扎,美国犹太人档案馆的凯文·普罗菲特,以及费城自由图书馆的杰拉尔丁·达科洛。来自汉米尔顿郡法院的伊迪丝·康明斯和梅丽莎·皮尔斯还无偿帮助我研究斯皮尔伯格的家族历史。
哈敦菲尔德校董会和哈敦镇高中辅导室主任莎伦·格特切夫提供了斯皮尔伯格在新泽西哈敦菲尔德的汤马斯·A. 爱迪生学校上学的情况,爱迪生学校的校长道格·汉米尔顿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凤凰城阿卡迪亚高中,校长J. 卡尔文·布鲁因斯博士向我慷慨地提供了很多信息,并且带领我游览了整个校园,我的调查还得到了南希·林奎斯特和阿妮塔·安德邓恩的帮助。在寻找阿卡迪亚和英格尔赛德小学的校友和其他关于学校的信息方面,我还需要感谢帕特里西亚·斯科特·罗德尼、苏珊·史密斯·勒萨埃尔、史蒂夫·布拉斯耐克、史蒂夫·苏格斯以及比尔·霍夫曼。在加州萨拉托加高中,校长凯文·斯凯利博士,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的调查,同时帮助我的还有校报《猎鹰报》的顾问凯莉·莫奈克。朱迪丝·汉米尔顿·科奇柯、彼得·法里克、菲利普·H. 潘尼佩克以及卡罗尔·马格诺里帮我找到了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同学,并且在1995年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第13次同学聚会。我还从洛斯盖图高中、加州大学的档案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注册办公室、南加州大学学术档案和学生注册办公室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
和几位幸存者的交谈让我对大屠杀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几位幸存者包括伊娃·克莱因·戴维、彼得·莫拉、雅各布(亚历克斯)·施耐德(曾居住在《辛德勒的名单》所描述的普拉绍夫集中营中)、理查德·佐莫,还有洛杉矶的“欧罗巴咖啡馆”成员。我要感谢海蒂·里奇泰格和弗洛拉贝尔·金斯勒把这些鼓舞人心的人物介绍给我,并且分享给我他们对大屠杀和其他犹太文化的知识。金斯勒博士还把她的博士论文和其他相关文章借阅给了我。伊娃·戴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不仅提供了我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斯皮尔伯格和他母亲的文章,还在1994年邀请我去洛杉矶的大卫星圣会和她交谈;另一次是在海蒂·克雷因的帮助下和她在圣莫妮卡学院进行的。我有幸和我在初音出版社的编辑尤维尔·泰勒谈论过关于《辛德勒的名单》和关于大屠杀的问题,他对于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的不同意见帮助我更好地完成了第十六章的写作。托马斯·基尼利,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著作者,也同样对这本书给予了鼓励。
其他对本书提供相关研究材料和信息的人包括苏珊·罗珀·阿恩特、萨拉托加商会的希拉·M. 阿瑟、《密尔沃基哨兵报》的詹姆斯·奥尔、来自凤凰城的亚利桑那报业协调员苏·巴内特、来自《少年》杂志的简·韦伯·布利尔、拉尔夫·贝里斯、罗葛仙妮卡梅伦和卡勒·迪克森、查尔斯·卡特、查尔斯·G. 凯斯二世法官、史蒂文·德辛佐、蒂姆·迪亚兹、南希·英格布里森和来自凤凰城报业公司的南希·范列文、来自美国作家指导协会的史蒂芬·法伯尔、南希·费什伯格、鲍勃·盖尔、戴维达·盖尔、马克·哈格德、阿琳·海勒曼、丹尼斯·C. 霍夫曼、小理查德·Y. 霍夫曼、藏维·科隆克、韦斯利·丽斯、丽萍集团、来自照片汇的霍华德·曼德鲍姆、理查德·B. 马西森、李·莫瑟、戴尔·梅丽尔、来自《救济医务》杂志的玛丽·诺德伯格、彼得·Z. 奥尔顿、詹妮弗·彭德尔顿、海文·皮特斯、特里·比格、伯特·费斯特、安东尼奥的影评家鲍勃伯、休伯特·E.(休)和康妮·罗伯茨、杰里·罗伯茨、彼得和海伦·鲁坦、巴博朗斯基、南希·兰道尔、戴维里·索林伯格、弗洛伊德·W. 坦尼和贝丝·韦伯·泽伦斯基。我还要感谢加州伯班克的图书城堡、好莱坞收藏书店、好莱坞拉里·埃德蒙兹书店、好莱坞P&Q摄影公司等。
在寻访斯皮尔伯格的合作伙伴的过程中,我要感谢美国导演工会、演员工会以及编剧工会提供的帮助。其他提供帮助的组织和机构还包括: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学院、加州伯克利公共图书馆、贝弗利山庄公共图书馆、好莱坞图书城、辛辛那提地方卫生局统计办公室、辛辛那提历史研究图书馆、加州格伦戴尔公共图书馆、哈登菲尔德公共图书馆、哈敦镇图书馆、洛杉矶郡法律图书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加州帕萨迪纳公共图书馆、《圣安东尼奥新闻快报》、加州圣克拉拉最高法院、萨拉托加社区图书馆、亚利桑那斯克茨代尔的《进步论坛报》、斯克茨代尔公共图书馆、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亚利桑那《梅萨论坛报》、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图书馆、圣何塞公共图书馆、辛辛那提州立大学图书馆、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俄勒冈州立大学出版社、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档案室。
下列人士提供了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视和电影作品的放映:北加州埃迪·勃兰特周六日场的多诺万·勃兰特、乔·丹特、丹尼斯·霍夫曼、弗兰克·莫里斯、纽约和贝弗利山庄的电影广播博物馆、詹姆斯·派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和电视档案室的多纳罗斯和卢·艾伦、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汤马斯·谢拉克和安吉拉·皮尔斯,以及圣莫妮卡影像傻子公司。研究中使用的录像带由托尼·比尔、哈里森恩格勒,和来自亚利桑那坦佩东部山谷“男孩女孩俱乐部”提供。
看到上面所提到的这么多名字,大家也能发现,写书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在这本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要对4个人提出特别的感谢。
我和露丝·奥哈拉博士的婚姻关系在这些年来更加深厚。露丝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斯坦福大学学者、我们儿子的母亲,更是一位优秀的图书编辑。她不仅敦促我写作这本斯皮尔伯格的传记,为我分析了斯皮尔伯格和他的作品,而且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能量和智慧来促使这本书最终完成。
我的朋友、我的影评人同僚珍·奥本海默,用她的善良、她的智慧,以及她的研究贡献,她对这本书的坚持,鼓励我完成了这本书。她对这本书的帮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情感和智慧支持,还包括从西洛杉矶“初级熟食”不停送来的“美味食物”。
莫里斯·L. 穆勒的法律知识也给这本书的完成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莫里斯在法律领域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他的聪明和老练、他对于写作的热情,支持我走过了近几年的写作时光。他总是不吝惜时间地为我提供关于斯皮尔伯格传的许多建议,同时,我也得到了希拉·温德沃尔和兰拉·吉斯特的帮助。
我的儿子约翰·麦克布莱德,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人,在完成整本书的过程中也为我提供了很多欢乐。他不断提醒着我,除了这本书,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此外,他还热心地协助我进行调查,陪伴我观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让我可以从这个早熟的孩子眼中看到关于电影的很多新理解。约翰敏锐地发现了许多其他的电影中对斯皮尔伯格电影桥段的模仿,同时作为我个人的健身教练,他努力让我保持年轻的心态。
我很骄傲自己的女儿杰西卡·麦克布莱德继承了我父母的传统,现在是密尔沃基日报的出色记者,成了我的同行。在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伴侣之中,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了支持,他们包括:麦克和科林·麦克布莱德、丹尼斯·麦克布莱德和凯伦·巴里,还有蒂莫西·麦克布莱德和雪莉·波特菲尔德,以及帕特里克博士和金姆·麦克布莱德、吉娜维芙·麦克布莱德、马克·麦克布莱德和金姆·斯坦顿·麦克布莱德。肖恩·麦克布莱德为某个课题来采访我时,让我考虑清楚了影评业的准则。还有我那些可爱的侄子侄女:约翰·卡斯帕里、凯瑟琳·卡斯帕里,还有芭芭拉、加布里埃尔、吉莉安、劳伦、琳赛、梅雷迪斯、菲利普、皮尔斯、雷蒙德·艾琳和瑞图·麦克布莱德。我的姑妈鲍比·邓恩、妹妹M. 简·雷蒙德和米奇·洛奇,还有表妹茜茜·洛奇一直给予我鼓励。
我还想感谢奥哈拉家族从爱尔兰东海岸移民到旧金山湾区的亲戚:诺埃尔和海蒂·奥哈拉、斯图尔特和苏珊·贝内特、卡尔、格温、我的侄子小卡尔,以及我的侄女娜塔莎·范德塞尔、菲奥娜·奥科文,还有身在远方的尤娜、史旺和戴维·麦克加恩,以及远亲林恩·加里森和加里·霍洛威。
通过珍·奥本海默的介绍,我还得以接触得克萨斯州的自由派家族,圣安东尼奥和达拉斯的奥本海默家族:苏和杰西、戴维、哈里特、丽贝卡、丹尼尔和雅各布、芭芭拉和约·科恩,认识了著名的得克萨斯文学家路易斯·米凯森。
在我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中,我还要感谢查尔斯·查普林、F. X. 费尼、柯克·哈尼克特、莱纳德·马尔丁、麦伦·梅塞尔、亨利·希恩(也写出了对斯皮尔伯格作品最深刻的评论);以及其他洛杉矶电影影评人协会的其他成员:来自《电影票房》杂志的金姆·威廉森和雷·格林、沃尔特·多诺霍,以及伦敦法伯出版社,还有信号山娱乐公司的哈里森·恩格勒,我在《每日综艺》杂志时的同事汤马斯·M. 普雷尔、迈克尔·西尔弗曼、皮特·西尔弗曼、戴维·罗伯、阿特·墨菲、詹妮弗彭德尔顿和朱迪·布伦南,以及好莱坞传记作家协会会长鲍勃·汤马斯、理查德·帕克斯。
那些热心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朋友包括巴里·艾伦、格伦·巴罗、爱德华·伯恩斯、多利安·卡利-琼斯、费利佩、费利佩托和玛莎·卡萨丽斯、丹尼·卡西迪、玛丽莲·恩格勒、罗尼·吉尔伯特、加里和吉莉安·格雷夫、肯德尔·海莉、查尔斯·霍顿、潘和伊莱恩·琼斯、乔纳森·莱塞姆、威廉·林克、布雷克·卢卡斯和琳达·格罗斯、拉里·曼陀尔、康妮·马丁森、克里斯蒂·米利肯、莫里斯·普拉、卢·里斯、戴安娜·里克、维多利亚·里斯金、戴维·林戴尔斯和费·雷伊、乔纳森·罗森鲍姆、玛格丽特·罗斯、约翰·桑福德、迈克尔·施莱辛格、凯斯琳·夏普、迈克尔·修福尔、亚伯拉罕·史密斯、茱莉亚·斯温尼、戈尔·比达尔、爱德华·瓦茨、鲍勃·文登、迈克尔·威明顿、菲奥娜、夏洛特和萨姆·佐莫。
在为这本书的出版贡献力量的人中,我还要感谢编辑鲍勃·本德、他的助理约翰娜·李、法务部的菲利斯·哈维特,以及让这部作品更加完善的文字编辑弗吉尼亚·克拉克。
约瑟夫·麦克布莱德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 此传记的第一版完成于1997年,到2020年斯皮尔伯格从事电影行业已有63年。——编者注
[2]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序曲》《孤独的收割人》。——译者注
[3] 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