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经历过艰难童年的孩子往往比那些受到良好保护和备受关爱的孩子更容易适应成年生活。这是一种补偿法则。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零用钱》中的教师

斯皮尔伯格在回首童年时一直认为亚利桑那州是“我真正的家。对一个孩子来说，家是你交到最好朋友、得到第一辆车和献出初吻的地方；也是你闯下大祸和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

也正是在亚利桑那州，史蒂文一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失去了情感寄托，史蒂文也越来越内向。但更重要的是，亚利桑那州是他立志成为一名电影人的地方。他在凤凰城的童年玩伴吉姆·索伦伯格回忆道，“他曾幻想过自己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获得奖项并感谢组委会。那时他只有十二三岁。”

斯皮尔伯格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早些年做的事也许并不完全出于爱好，但从12岁起，我就对拍电影非常认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时我真的开始了。”

史蒂文的母亲后来承认，搬到凤凰城后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让她“歇斯底里”：“我的意思是，在1957年，哪个犹太女孩会搬到亚利桑那州？我看过一本百科全书，它出版于1920年，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书上说：‘亚利桑那州是一片贫瘠的荒原。’确实如此，到了那儿，我只想发疯地踢打和尖叫。我不得不答应给史蒂文买一匹马，因为他也不想搬去那儿。但我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个诺言，直到今天他还在调侃我。”

1957年2月，当斯皮尔伯格一家来到亚利桑那州，在搬入市区的阿卡迪亚社区[1]北49街3443号新建成的乡间平房之前，他们一家在凤凰城西区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公寓里住了4个月。作为外来人口，生活在驼峰山脚下冬季度假胜地附近的柑橘林市郊开发区，史蒂文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外来者”。在亚利桑那州荒漠边缘保守的西部社区，美国毒蜥到处游**，男人们打着蝶形领结，一些道路仍在施工，街道上新建的商业大楼前还围着护栏，周围的邻居里有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一个名叫J.丹福斯(丹)·奎勒的爱打高尔夫球的年轻人。这个来自东部的10岁犹太男孩就像他棒球帽下面露出的耳朵一样十分惹眼。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带有外来口音的人。”斯皮尔伯格的小学同学苏珊·史密斯·莱苏尔回忆道。苏珊是一名摩门教徒，土生土长的亚利桑那州人。“史蒂文话很多，也经常比划手势。他看起来很滑稽，我觉得他很有犹太人的特点。我不怎么认识犹太人，我不认识像他那样说话或长成他那样的人，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我想我们是50、60年代的那群人中，思想相对狭隘的，”史蒂文的童子军顾问小理查德(迪克)·霍夫曼说，“就像30年代的那些人一样。那时凤凰城没有很多犹太人。在孩子们中间，我没有看到多少反犹太的东西，但我确实在父母那一辈身上看到了。我们这儿有很多蠢货，他们心胸狭窄，这些自由主义者就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

史蒂文在四年级下学期转到了英格尔赛德小学。面对文化冲击，他变得更加内向。“他非常安静，”他六年级时的老师埃莉诺·沃尔夫说，“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没有朋友。你看，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像个书呆子。他看起来有点拘谨和循规蹈矩，常穿着一件纽扣领的衣服，似乎有点柔弱。他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不太好形容他，只能说还算个好孩子。他很保守，很多孩子都喜欢指手画脚，但他没有。我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也许和自我意识以及自卑有关。噢，天哪，我做梦也没想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会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人。”

然而，史蒂文来到亚利桑那州不久，即将发生的一切便有了预兆。

“一天晚上，我爸爸半夜把我叫醒，拉着我冲进车里，当时我还穿着睡衣。”斯皮尔伯格回忆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被吓到了。妈妈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爸爸出门时带上了咖啡和毯子，我们驱车大约半小时后，他把车停在路边。半夜里，那里有几百个人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爸爸找了块空地，铺好毯子，我们俩也躺了下来。”

“他指向天空，那里正上演一场壮观的流星雨。那些不可思议的光点在夜空中纵横交错。这是一场非凡的表演，显然气象局已经对此提前预报。爸爸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其实他把我吓得半死!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刨根问底，想知道流星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虽然史蒂文记得当时身处数百人的人群中，但“我们只感觉到了彼此”，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应该可以在夜空中找到一颗彗星。一些杂志预测会有一颗彗星出现，也许有十等星那么亮。我想看到彗星，也想让史蒂文看到。于是我们驱车上山，进入沙漠，远离城市的灯光。我们下车后躺在沙地上，开始寻找那颗彗星。”

“毫无征兆地，一束流星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凤凰城的空气中没有那么多烟雾和灰尘，星星看起来非常巨大。它们密集地下落，令人害怕。当你走下车时，头顶上便是明亮星辰汇聚的苍穹，璀璨耀眼。那一刻我很害怕，你知道，你会有点迷失方向。然后我们坐了下来，但我找不到那颗该死的彗星。”

史蒂文回忆道，父亲“对流星进行了专业解释……但我不想听，我想把它们想象成坠落的星星”。那段记忆启发了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在亚利桑那州拍摄的《火光》，以及后来由它翻拍而来的《第三类接触》，影片中理查德·德莱福斯用旅行车载着全家人来到乡下，站在路边看到既奇怪又美妙的亮光出现在夜空中。

在凤凰城的成长经历中，“史蒂文的朋友比他记忆中还要多”，他的妹妹安妮提到，但也有很多人看不起这个戴眼镜、长粉刺的笨孩子，认为他“古怪”或“乖僻”，是个“书呆子”或“懦夫”。史蒂文还记得：“我在运动队中十分瘦弱……我骨瘦如柴，不受欢迎。我讨厌‘懦夫’这个词，在我的朋友圈里我也并非弱者……我的那些朋友和我差不多。我们都有着瘦削的手腕并戴着眼镜。我们都在努力熬过这一年，不让自己的脸被按进饮水机里。”

有些孩子欺负斯皮尔伯格，阻挠他参加社交活动。甚至有人把这个长着大耳朵、大鼻子、鼓鼓囊囊喉结的瘦长男孩叫作“斯皮尔虫”。还有一些人嘲笑他是犹太人。他经常觉得自己是家附近以及凤凰城小学和高中里唯一的犹太孩子，事实上，这儿肯定不止他一个犹太孩子，但他经常这样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与众不同”，这让他非常痛苦，他甚至在卧室里偷偷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貌：“我小时候常常拿一大块胶带，把一端粘在鼻头上，另一端尽可能高地往额头上贴。我有个大鼻子，它在我的脸上过于突出。从小我便对自己的鼻子感到难为情。我以为如果用胶带把鼻子封起来，它就不会突出来……就跟橡皮泥一样!”

除了参加英格尔赛德小学的少年棒球队以及C&L服务骑警队并且都表现平平外，史蒂文没有再参加其他体育活动，而体育是他周围大多数男孩最关心的事。史蒂文母亲的朋友玛丽·蒂斯发现了史蒂文其他方面的优点：“我不会叫他懦夫，因为他有力量。史蒂文总是很喜欢看电影，我不记得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感兴趣。我认为史蒂文对他将要做的事从来没有任何怀疑。他很有决心，绝不是三分钟热度。”

当史蒂文宣布要去好莱坞时，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忍不住嘲笑他。也拍过业余电影的好友巴里·索伦伯格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些建议：“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将兴趣转向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橄榄球比赛和追求啦啦队队长，我说：‘史蒂文，长大后你打算做什么，拍一辈子电影吗？’他真是个梦想成真的完美例子，是我们这些人中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其中一个没有嘲笑史蒂文梦想的人，是他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社会学课老师兼班主任帕特丽夏·斯科特·罗德尼，大家都叫她“斯科特小姐”。“我曾听史蒂文在电视上说他不是个受欢迎的孩子，”她说，“史蒂文说人们都不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外来人。这总是让我很难过。我一生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从未把他看作一个外来人。我想说：‘哇，我会做这种蠢事吗？难道他现在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吗？’我认为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一股力量。我们总能明白他在想什么，因为他会表达出来。他很聪明，是个干净、有趣的小孩。他不太在意自己的长相，他对发型或其他孩子的穿着没有任何兴趣。他就这样闯入我们的生活，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他身边总围绕着许多朋友，”他的同学克林·克里斯滕森说，“但如果他没有朋友，也不会因此而沮丧。其实他并不在乎有没有朋友。也许他只是远比我们其他人更成熟，所以他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并想早点开始朝那个方向努力。”

搬到亚利桑那州后不久，史蒂文就开始摆弄他父亲的新摄影机。阿诺德回忆说：“大约在那个时候，莉亚给我买了一台20美元的布朗尼8毫米电影摄影机作为生日礼物或父亲节礼物。它非常便宜，但可以满足最基本的摄像需求，也很好用。史蒂文很快就迷上了它。”

“我对拍电影产生了兴趣，”史蒂文解释说，“仅仅是因为我父亲有一台8毫米的电影摄影机，他用它来记录家庭生活。我的家人都喜欢户外活动，我们会在亚利桑那州怀特山脉的荒野中用睡袋度过3天周末。我爸爸会带上摄影机拍下旅途风光，一周后我们会坐下来一起观看录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欣赏这些家庭录影时，我总会批评那些抖动的镜头和糟糕的曝光，直到我父亲终于受够了，让我来操纵摄影机。”

“既然你懂得这么多，为什么不试试呢？”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边说边把摄影机递给儿子。

“我成了我家的摄影师，记录下我们所有的旅行，”史蒂文继续说，“……我对此很是着迷。我拥有了选择权，我可以选择展示哪些场景。我可以表达我对旅行的看法。当影像经过处理播放出来时，爸爸对我选取的画面总会进行挑剔的评判：‘你为什么留下这些而不是那些？’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选择……”

“然后我开始认为，搬演真实的生活要比单纯地记录令人兴奋得多。所以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会要求父母在我们到达露营地前100码让我下车。我跑在前面，拍下他们到达、打开行李和搭建营地的过程……我开始编排露营旅行，然后把糟糕的镜头剪掉。有时候，我只是想找点乐子，拍两帧这个，拍三帧那个，还有十帧其他的东西，因此我的纪录片并非绝对真实。”

史蒂文的朋友们记得，阿诺德曾在史蒂文早期拍片时给了儿子一些帮助，但阿诺德谦虚地说，他在如何使用摄影机方面能教给儿子的实在太少：“我能用摄影机做的就是装入胶卷并按下快门，就只有这些而已。我甚至无法对焦，那是一个固定焦距的摄影机。他掌握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点指导。我们一起去度假时，他会带着摄影机去拍摄，拍得总是比我好。”

“我对史蒂文拿着摄影机的最早记忆，”他母亲说，“是有一次我和丈夫去度假时，我们让他给离开车道的露营者拍个镜头。他趴在地上，瞄准车的轮毂盖。最后我们都急死了，对他吼道：‘快点!我们得走了!快点!’但他只顾着继续拍。我们看到的最终的成片里，他将镜头拉了回来，从轮毂盖转到露营者的全身景别。那是我第一次窥见斯皮尔伯格式的笔触(Spielbergian touch)和将会发生的事情的线索[2]。”

史蒂文很快就拍出了他所认为的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故事情节纯粹是一种儿时欢乐的萌动——“我的两辆电动火车相撞了”。他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太喜欢制造火车事故了。他的父亲威胁他，如果他不停下来，就把火车拿走。于是，史蒂文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最后一场壮观的撞车事故剪接在一起，供自己观赏。这场事故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在碰撞中从轨道上呼啸而来的火车，并将镜头切换到塑料人在无声的恐惧中做出反应的画面。他的灵感源于他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塞西尔·B. 戴米尔导演的《大马戏团》里“那列火车从银幕里冲出来掉在我腿上”的场景。当史蒂文将这个场景改编为自己的版本时，“直觉上，我想，我把片段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如果你从右向左拍摄一辆火车，再从左向右拍摄另一辆，很明显它们看起来就好像要相撞”。他为自己的影片取名为《最后的火车事故》(The Last Train Wreck)。当后期制作完成后，他“惊讶地发现我的小火车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拍摄第一部入门级小电影时，史蒂文“在摄影机里直接剪辑”。他父亲解释说：“由于史蒂文当时没有电影接片机，当有两个人协助他拍摄时，他会对其中一个人说：‘现在，你来拉动火车。’接着他会拍下被拉动的火车。然后他又对那人说：‘停在那儿不要动。’那个人会停下来。他换了底片后会对另一个人说：‘现在由你来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连续状态下两个人轮流拉动火车，最后火车“砰”地一声相撞。”

“1995年12月之前的一周半，我到史蒂文家去玩。为了庆祝圣诞节和光明节，他为麦克斯(史蒂文10岁的儿子)搭了一套火车模型。他每年都会把模型拿出来重新组装一次。这是一套精心制作的、产于德国的玩具，每个部件都很精致。麦克斯创作了一部电影，史蒂文担任摄影师，麦克斯是导演。‘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要把这个人放到铁路上，火车会从他身上压过。’这是孩子们导演的血腥场面。史蒂文有了一台新摄影机，他非常近距离地拍下了这一幕。这台摄影机有一个微距镜头，可以在3到4英寸的距离内拍摄。他拍摄火车时直接在摄影机中进行剪辑，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他那时对我说：‘看，老爸，我正在摄影机里剪辑呢!’仿佛回到了原点。”

史蒂文承认，拍电影的爱好是出于童年时期对得到关注的渴望。20世纪50年代，他的三个妹妹在6年半的时间里相继出生，一种渴望被关心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由于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无论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史蒂文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女人堆里，甚至家里的狗也是母的，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当时我大概8到10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但(我的妹妹们)在家里称王。我当时觉得她们都很恐怖。她们在家里跑来跑去，还冲进我的房间，把我的模型从架子上打下来，她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强调自己的存在”。

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史蒂文都在想着怎么用越来越高明的鬼点子欺负他的三个妹妹。“我小时候已经用尽我能想到的任何办法来吓唬她们，”他承认，“我当时也很坏。从7岁到33岁，我对她们真的很不好。”他不久后便意识到，导演电影也是一种社会允许的恃强凌弱的形式：他可以在自己的电影中影射他的妹妹们，他可以使她们屈从于他所期望的任何类型的暴力和残害，只要这一切是虚构的。

拍电影使他能够把兄妹间的斗争和无能为力感变得更为积极：“我认为这是一种与妹妹们争宠以博得父母关爱的方式。这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在说：‘嘿，我也在这里。看看我做了什么!’我也想得到掌声和认可。嗯，是摄影机给了我这些……我发现了一些我能做的事，人们会对它感兴趣，并对我感兴趣。”

“史蒂文过去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当他带着他的小摄影机出现时，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凤凰城的同学史蒂夫·隆巴德说，“他指挥这些孩子，并通过这种方式与周围所有的孩子互动。每个孩子都为能出演他的电影而兴奋不已，他们迫不及待想在银幕上看到自己。”

今天，当游客走进凤凰城史蒂文曾住过的老街区时，50年代的平房依然矗立在宽阔的街道两旁，友善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宁静的街道上，一种感觉油然而生：你不仅回到了过去，而且进入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世界。如果说史蒂文小时候在哈登镇充满焦虑的生活，给那个街区蒙上了《鬼驱人》的阴影，那么这个表面上看似田园诗般，实际暗潮汹涌的郊区，则会让人联想到《E. T. 外星人》。

《E. T. 外星人》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我不喜欢精神分析，但《E. T. 外星人》是一部在我内心深处潜藏了多年的电影，在郊区经历了许多心理变化后才得以酝酿而出……《E. T. 外星人》的故事与我父母失败的婚姻有关，表达了父母离婚时我的感受。我对此的反应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让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停止哭泣，‘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要分开，将我们单独抛下？’……我的愿望清单包括拥有一个朋友，他既可以成为我从未有过的兄弟，也可以成为我感觉已经失去的父亲。《E. T. 外星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尽管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和莉亚·斯皮尔伯格在1966年他们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才离婚，但对史蒂文和妹妹们来说，父母在凤凰城时累积的婚姻问题已经变得无法挽回。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被父母无言的敌对情绪所笼罩，到了晚上，这些敌意会化作孩子们在卧室里都能听到的争吵声。史蒂文和妹妹们开始害怕父母在夜里谈论婚姻问题。这场离婚戏码拖了很多年，搅得孩子们心绪不宁，他们只有相互扶持。史蒂文年少时家里日益紧张的气氛“让他很难受”，帕特丽夏·罗德尼老师说：“但我认为这让他成了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生活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加剧了史蒂文的社会疏离感，也带走了一些幸福家庭原本可以给一个男孩带来的安慰。他觉得在一个异教徒占多数的环境中做一个犹太人很不安，经常在上学和回家路上被人欺负。

虽然当时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附近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社区总体上是和谐的，公然的反犹太事件并不会每天发生，但一些恶性事件偶尔也会发生。在斯皮尔伯格家后面房子里长大的贾妮斯·祖斯曼记得，有个邻居男孩在人行道上画了纳粹标志，想让她和另一个犹太女孩在上学路上看到。史蒂文的母亲回忆说，邻居家的孩子“过去常常站在屋外大喊：‘斯皮尔伯格一家都是肮脏的犹太人。’于是有天晚上，史蒂文溜出房子，在那些人家所有的窗户上都涂满了花生酱”。

根据爱丽丝·沃克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紫色》讲述了一位南方黑人女性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算是某种少数派，”斯皮尔伯格在拍完《紫色》后反思道，“我是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是个弱者。犹太人就是一个主要的少数派。在亚利桑那州也一样，那里犹太人很少，而弱者也不多。”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通用电气公司程序控制部门的总工程师，在凤凰城的工厂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出差去美国各地和海外进行实地考察。该部门在发展早期，通过运行程序计算机来控制复杂的工业流程(比如控制公用设备、钢厂和化工厂等)。阿诺德后来转到了公司的商业计算机部，这是从程序控制部拆分出来的一个部门。

“阿诺德非常聪明，有点孩子气，就像他儿子一样，”通用电气的应用和销售工程师沃尔特·蒂斯说，“阿诺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他真的很愿意了解生产流程，甚至想去钢铁厂看看钢铁是怎么生产的。他和史蒂文一样，对整个生产过程都很感兴趣。一些顶尖工程师都是死脑筋，一点也没有个性。阿诺德却并不无趣，他很有魅力，也很机智。作为一名工程师，还很有创造力。”

阿诺德坚称在通用电气工作时并没有经常出差：“在莉亚的印象中，我老是出差。因为她讨厌独自一人。所以每当我要离开，就像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有一次我要出差去苏联待一个月。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代表通用电气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控制大会。我希望带上莉亚，她却不同意：‘噢，我不能坐飞机，我恐飞。’虽然后来她还是不情愿地坐了飞机，但当时她就是不肯。我感到很内疚，所以当我回到家，我说：‘我想给你买点东西。’我们看到了一架漂亮的施坦威大钢琴的广告，于是我给她买了这架钢琴，她很喜欢。”

史蒂文也敏锐地觉察出阿诺德的缺席。在他六年级的老师埃莉诺·沃尔夫的印象中，阿诺德很少来学校。从苏联回来后，阿诺德“带了短片给我们看。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很兴奋，也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能抽出时间。我想他父亲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他”。

“我在苏联拍了一些影像，史蒂文对这些影像进行了剪辑和命名，”阿诺德补充道，“我给了他一个字幕器。他拼错了几个词，但他会做特效。他会一次输入一个字母，然后拍张照片，接着输入另一个字母，不停敲打，片名中的每个字母就像是自己蹦出来的一样。”

“他的父亲经常出差，我想这就是史蒂文更亲近母亲的原因。”他的老师帕特丽夏·罗德尼说，“在史蒂文的生活中，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孩子，她不认为自己每天早上8点将孩子们送到学校就完事了。她会经常来学校看望孩子，这让其他孩子很羡慕。她不像有些妈妈那样令人讨厌，她只是顺便来给史蒂文送午餐。她过去常来食堂帮忙清理餐桌，她说：‘我是唯一一个拥有硕士学位还来帮忙打扫食堂的人。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在这儿花这么多时间。我有个邻居也经常跑来我家厨房，她是那种一看到漂白珠就很兴奋的人。’”

虽然莉亚“认为史蒂文很完美”，但她“担心他的个人习惯”，他的老师补充道：“有一次她到我办公室说，如果史蒂文再不洗澡，他们一家都会被骂的。她说：‘有的人喜欢你，但不一定会容忍你的一切。你能跟他谈谈个人卫生问题吗？’所以我问他：‘听着，你想让这些人还认为你是臭斯皮尔伯格吗？’”史蒂文和一只没关在笼子里的蜥蜴以及几只乱飞的长尾小鹦鹉一同住在凌乱的卧室里。莉亚只有在拿他的脏衣服去洗时才会走进这个房间。

斯皮尔伯格家的客厅主要由莉亚的白色三角钢琴占据，上面摆放着勃拉姆斯[3]的照片。“有一次，史蒂文弄坏了整个琴盖，”邻居比尔·盖恩斯透露，“从那以后，他们家的陈设就变了。”家里的蓝色粗呢地毯上再也没摆过什么其他家具，部分由于史蒂文经常在房间里拍电影，另一部分原因是莉亚看起来对家具之类的并不怎么在意。“除了一张埃罗·沙里宁[4]设计的餐桌和几把椅子，他们没有什么好家具。”保姆苏珊·罗珀·阿恩特回忆说，“电视机经常坏掉。我还记得史蒂文在接线的时候把电视弄爆了。”

莉亚在由她组建的斯科茨代尔室内管弦乐团弹奏古典钢琴，她还去上芭蕾课，并觉得“这比去看心理医生好多了”。她的邻居凯瑟琳·盖尔威回忆：“为了练习芭蕾，她以前常常在马路边缘上走路。”不守常规的莉亚总开着那辆退役军用吉普车，邻居们对此都惊掉了下巴。当莉亚开着她的吉普车四处乱逛时，“她会按喇叭”，苏·阿恩特说：“你就知道她来了。她是如此有创造力、极好的一个人。她留着短短的波波头，总是穿着膝盖以上的短牛仔裙，皮肤晒成了棕褐色，大面积的棕褐色。”

伯纳德(伯尼)·阿德勒是一名工程师，跟随阿诺德从新泽西州来到通用电气，并在那里担任他的助手，他是阿诺德和莉亚·斯皮尔伯格的好朋友。伯尼当时还没有结婚，“几乎就像斯皮尔伯格家庭的一员，”沃尔特·蒂斯说，“他和阿诺德相处得很好，他们三个会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孩子们叫他伯尼叔叔。他总待在阿诺德家里，什么都和那一家人一起做。”

莉亚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离婚后，与伯尼·阿德勒开始了另一段持久的婚姻(伯尼于1995年去世)。自从当年嫁给了更崇尚自由、更融入外部世界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莉亚便脱离了她的正教传统。而二婚之后，她又回归了年轻时的信仰。莉亚觉得伯尼“很风趣，又聪明，品行端正。我疯狂地爱上了他”。

他们在凤凰城的一些邻居觉得莉亚的罗曼史有点荒诞。史蒂文的朋友克里斯·皮斯基说：“我总是搞不清史蒂文的父亲是谁。”凯瑟琳·盖尔威回忆说：“莉亚告诉我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她说她不能同时嫁给两个人，所以嫁给了斯皮尔伯格先生。”

“我们是在郊区长大的波希米亚人。”史蒂文的妹妹苏回忆说。史蒂文在青春期时曾对他妈妈抱怨：“其他人的妈妈都很正常。她们打保龄球，参加家长会，打桥牌。”

“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吸引着史蒂文，”莉亚有一次说，“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过那样的生活。”

《E. T. 外星人》中的埃利奥特需要面对缺席的父亲和长时间不关心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甚至都没发现孩子卧室里藏了一个外星人。史蒂文像埃利奥特一样，躲进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舒适世界以消弭童年时期的不稳定感、孤独和无尽的焦虑，而对他来说，这种魔力就是拍电影。

“对我来说，埃利奥特一直是披头士乐队歌曲中的流浪者，”斯皮尔伯格说，“我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刻画这个人物。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没有那么多朋友，我不得不以拍电影的方式来使自己更受欢迎，并为课余生活找到一个消遣的出口……我常常沉迷于拍摄家庭小电影。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也是我逃避现实的方法。”

住在“太阳谷”也就是凤凰城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观看外景拍摄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斯皮尔伯格和他朋友们这样的年轻电影爱好者认为，住在凤凰城如同住在好莱坞的郊区。对于一个在新泽西小镇长大的孩子，好莱坞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对于一个住在离洛杉矶仅有一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孩子来说，电影导演或其他形式的演艺事业似乎更加触手可及。斯皮尔伯格所读高中的3个学生后来成了好莱坞演员：琳达·卡特(电视剧《神奇女侠》中的演员，就在斯皮尔伯格家拐角处长大)、黛安娜·凯(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一》中扮演天真无邪的少女)和弗兰克·韦伯(出演斯皮尔伯格1970年执导的电视剧《维尔比医生》)。斯皮尔伯格所生活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社区里，许多父母都用8毫米甚至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记录家庭生活。除了史蒂文，至少还有十几位年轻的电影人经常在城里忙着拍摄自己的业余电影。

他们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当地的儿童电视节目《华莱士和拉德莫》，这是一档集演播室滑稽短剧、卡通片，以及在凤凰城周围公园和沙漠中即兴拍摄的喜剧默片镜头(包括很多对西部片的戏仿)于一体的搞笑大杂烩。《华莱士和拉德莫》每周都会为年轻的电影人提供一次“家庭电影赢家”(Home Movie Winners)的展示机会。20世纪60年代初，斯皮尔伯格在KPHO节目中，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小段影像：“看起来像在黑暗中发光的太空人，”据该系列节目的联合主演兼编剧比尔·汤普森(“华莱士”的扮演者)所说，“他是个很有创造力、很聪明的孩子，小时候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史蒂文在另一个当地电视节目中被问及他拍电影的事时，他父亲“很惊讶他是如此冷静和镇定。他那时不过十六七岁，但老练的处事方式像已经从业多年”。

史蒂文不是那个社区里唯一拍电影的孩子。他与其他三位业余电影人巴里·索伦伯格、巴里的弟弟吉姆和克里斯·皮斯基的友谊及合作，激发了他对电影的兴趣。“我们都被大家当作怪人或傻瓜，”皮斯基承认，“当其他孩子在进行体育活动、追女孩或玩汽车时，我们在摆弄玩具枪和拍电影。我们几乎纯靠自学。我们从电影和电视里获取灵感，比如西部片、科幻片、战争片等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类型电影。”巴里·索伦伯格回忆说：“我们都在彼此的电影中露过脸，如果我们都出现在同一场景而没有人摄影时，我们会说‘史蒂文，你来拍这个场景吧’，下次就换别人来拍。史蒂文是我们之中拍电影最多的人。”

“这间接帮助了史蒂文，至少社区里还有其他人也对拍电影这种通常被认为标新立异或古怪的事感兴趣。”吉姆·索伦伯格认为，“如果史蒂文是一个独行侠，是街区里唯一拍电影的孩子，他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但是正因为还有另外两三个孩子也在拍电影，便给了他一些鼓励，人们就不会完全把他当作怪咖。这里是一个孵化电影爱好的好地方。”

然而，直到史蒂文成为一名童子军，并成为英格尔赛德294部队“火焰之箭”巡逻队的一员时，他对电影制作的兴趣才真正显露出来。1958年，为了获得摄影荣誉徽章，他第一次尝试拍摄故事片。“加入童子军给了我一个开始，”史蒂文曾说，“……童子军把我置于了光环的中心。它让我以前的得意之事能够予以表现，也包容了我的怪异。”加入童子军帮他填补了愈加空虚的情感空白。随着他的父亲变成“和我现在一样的工作狂”，他后来解释说：“我小时候不理解父亲，而童子军如同父亲的替代品。”

294部队由旅行车陪同驶入沙漠，安营扎寨进行周末露营，并对凤凰城地区有组织的童子军营地“杰罗尼莫军营”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史蒂文所在小队的出纳员，他和史蒂文一起参加过几次短途旅行，史蒂文很怀念那些周末。“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曾多次带孩子们远足的迪克·霍夫曼认为史蒂文的父亲“并不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是个勤奋的工程师。很少有父母会参加孩子们的野外露营活动，他们不喜欢这些。我们当中真正对此感兴趣的都是热衷于此类活动的发烧友。但我想我们已经满足了这些孩子对父母陪伴的需要”。

“我一直有种感觉，史蒂文对他的父亲有些怨恨，”童子军队友查尔斯·卡特表示，“他和母亲关系更好，和他的父亲很疏远。”

霍夫曼记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瘦骨嶙峋、矮小且不起眼的家伙。我很担心他，因为我很喜欢他。他似乎会很快做好决定并开始做一件事，但他总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又做那个。我认为这是一种能力缺陷，不能像我们其他人那样专注。我知道他对新事物充满热情，但我不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事物。我试着让他集中精力，但没什么效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们去烤香肠和棉花糖。孩子们都四处去寻找易燃的木头生火，史蒂文则在周围随便捡起三四根小树枝生火。我告诉他：‘史蒂文，这样不对，你得出去多找点木材生火。’他做不到，他太心急了，以至于火老是生不起来。我想，他长大后一定会落后于别人。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有什么作为。当然，这完全是对他性格的误判。”

史蒂文承认，作为一名童子军，他“总是出洋相”。有次他在500名区域童子军集会上演示磨斧头，“第二次打磨时，我不小心用斧刃刺穿了指关节”。还有一次，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夜晚”，他本应该生火做饭，但“我把饭盒掉进了泥里。火生不起来，还又饿又累。我还忘了把罐头里的食品倒进锅，而是直接把没有打开的罐头放在火上烤。罐头爆炸了，碎片炸得到处都是。幸好没人受伤，但是我的野餐地20码以内的人都得换新制服了”。

尽管如此，史蒂文还是赢得了同伴们的尊敬，先后当上了助理巡逻队长和巡逻队长，勇敢地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还成了一名鹰级童子军[5]。对他而言，完成1英里的游泳任务是一项重大挑战，他怕水。“我真的游不了1英里，但一旦我下定决心要游下去，我的精神便能战胜身体。”“我记得游完之后，我从水里爬了出来，全身湿透了。我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尊重，因为我能勇敢克服这些恐惧。”

“我是童子军的长官之一，他们完成任务后要找我在卡片上签字，”童子军队友蒂姆·迪茨回忆，“史蒂文害怕参加障碍赛，这是他成为鹰级童子军的最后一关。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他鼓劲：‘加油，史蒂文，你要坚持跑完!’我们扶着史蒂文的腿，确保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引体向上。最终，他完成了所有项目——是个好家伙。他不是那种欠揍的孩子。”

然而，迪茨承认，他们有时会拿斯皮尔伯格开玩笑。他和其他几个人曾骗史蒂文参加一种“猎鹬”恶作剧：让一个容易上当的男孩带着枕套到漆黑的沙漠里去猎鸟。迪茨笑着回忆，斯皮尔伯格“坐在山那边，离我们大约100码，他叫呀叫，以此招徕小鸟”。

但有时这种玩笑对史蒂文来说太过分了。“有个叫雷奇瓦尔德的家伙爱把裤子全部脱下后拉大便，”查尔斯·卡特回忆说，“雷奇瓦尔德按等级只是个下属，我觉得他有点肥胖。斯皮尔伯格之所以插手，是因为我们用手电筒戏耍他，每个人都用手电筒照他，对他咯咯大笑，照得他无处可躲。斯皮尔伯格很生气，因为他们故意让雷奇瓦尔德难堪。我记得我们也稍微欺负过史蒂文(以表示抗议)，但欺负得并不严重，我们当时都还只是孩子。但他们把雷奇瓦尔德逐出了队伍。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回想起来被史蒂文的做法深深感动。当时大多数孩子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同龄人的欺凌，但他做到了，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由于想象力丰富”，史蒂文变得“深受男孩们的喜爱”，迪克·霍夫曼说，“史蒂文总在看书，手上总拿着书。”露营时，当男孩们在搭起的小帐篷里躺下过夜，他会用有趣的故事来逗大伙开心。霍夫曼的儿子比尔记得，斯皮尔伯格讲的故事“往往是科幻，故事里有许多来自外太空的怪物”。

“我在童子军当中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斯皮尔伯格1982年回忆说，“我过去常常围着营火，讲一些鬼故事，把40来个童子军吓得半死。这便是斯皮尔伯格的电视连续剧《惊异传奇》的故事来源：从一群穴居人围着篝火讲故事的场景开始，每周播出的开头片花都会用蒙太奇展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讲故事的情形。当史蒂文给他的童子军队友们讲故事时，“围坐的人都会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悉心倾听帐篷里传出来的讲述声，”迪克·霍夫曼说，“他的想象力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丰富。其他孩子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我不认为他特别受欢迎，除了他讲故事的时候。”

“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同伴鲍勃·普罗尔说。

七年级时，史蒂文讲故事的能力在菲奈塔·苏雷克老师的课堂上也有所体现。他当时的同学德尔·美林回忆说：“他总是写一些听起来很有趣的短篇故事或奇幻故事。我们都被要求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故事，而有些人的故事简直让人听不下去，但是每个人都很想听史蒂文讲的故事。他的讲述也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他的故事通常有一个反转结局，会吓你一跳。他的许多故事结合了幽默和科幻小说元素，我记得他七八年级时读过很多科幻小说。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文学类型。”

在雷·布拉德伯里的眼中，斯皮尔伯格“可能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6]的儿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尔纳的孙子。他从父亲留在家里的通俗杂志和平装书中汲取了对科幻小说的热情”。史蒂文不仅钟爱布拉德伯里、阿瑟·克拉克和罗伯特·A.海因莱因等大师的幻想故事，他还喜欢看所有科幻奇谈类书籍。

斯皮尔伯格对科幻小说的痴迷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史蒂文在加利福尼亚州读高中时的校友，同为科幻迷的基恩·沃德·史密斯说：“就我个人来说，当别人读完一本科幻小说时，我已经读了50本，而史蒂文则已经读完了所有科幻小说。他读过我没读过的东西，还看过所有我没看过的科幻电影，比如《地球停转之日》。他给我讲了《禁忌星球》和怪兽电影的情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科幻电视节目，他不喜欢《神秘科学剧院时刻》，但他认为《阴阳魔界》还不错。”

有两个人拉近了史蒂文和宇宙空间的距离，分别是火箭专家巴德叔叔以及童子军队长迪克·霍夫曼。后者曾是摩托罗拉公司空间通信设备的项目经理，负责将地面站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宇航员连接起来，并从星际卫星传输照片回地球。霍夫曼家后院的“爱好之家”曾多次召开“燃烧之箭”巡逻队的会议。“爱好之家”是一间客房，里面摆满了霍夫曼自己制作的精良的业余无线电设备，还有一台天象仪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上面的亮灯能指示正在被呼叫的位置。多年后，斯皮尔伯格告诉迪克·霍夫曼，他多么羡慕他的儿子有一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巫师父亲”。“爱好之家”的屋顶架着巨型天线，还有一个平台。在无云的夜晚，孩子们可以爬上平台，通过一架四英尺长的望远镜观察驼峰山上的星星。后来，史蒂文在“爱好之家”和周围的橘林中拍摄了《火光》的部分片段，他被那架望远镜深深吸引。他也搭起了一架较小的望远镜，从自家后院观察天空。有一次，他发现了土星，便兴奋地喊附近的孩子们一起来看。

史蒂文不读科幻小说也不拍电影时，一般都在看电视。他对在凤凰城看电视的记忆有些歪曲。他曾抱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并不完全是美国的文化中心。我们什么也没有!也许，除了那些你看过的最糟糕的电视节目。电视在三个不同的频道播放同一部电影：《原子小子》(1954年的一部喜剧片，由米奇·鲁尼主演，扮演一名在一次原子弹爆炸中带有放射性的幸存者)，那些频道多年来一直在重复播放这部影片!”

但即使凤凰城的电视台很少放电影，在《原子小子》之外也还是有更多的节目可供选择。除了《阴阳魔界》，史蒂文还喜欢《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和史蒂夫·艾伦的喜剧综艺节目。史蒂文的中间名正好是艾伦，所以当他在加州上高中时，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史蒂夫(文)·艾伦……斯皮尔伯格。”他还喜欢厄尼·科瓦奇的喜剧和格劳乔·马克斯的节目《赌上你的命》。但他在凤凰城长大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喜剧节目是本土制作且最受欢迎的《华莱士和拉德莫》。

“这俩人(比尔·汤普森和拉基米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极富创造力和独创性，他们让我着迷，”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们是我的偶像。我每天都看他们的节目。就算我已经超过观看这个节目的年龄，我还是想看，因为他们从不过时，总是紧跟时代步伐。他们在《周六夜现场》出现之前就已经呈现出《周六夜现场》的风格了。他们是当代的幽默大师，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孩子们说话，这是我对他们印象最深的地方。他们从不把孩子当作孩子，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辈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分享斯坦·弗雷贝格的专辑《美利坚合众国》(其中包括《斯坦·弗雷伯格介绍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关于美国早期历史的讽刺剧)的那天。他们在节目中对着录音带的口型把合集演了一遍，那简直太棒了。我记得我在那之后买了这张专辑并背下了里面的全部内容。”

史蒂文对电影的狂热是在斯科茨代尔主街上的基瓦影院培养起来的，那里晚上放映性感的“成人”电影，但每周六都有儿童日场。父母会给孩子们买张50美分的入场券，把孩子留在里面一整天。孩子们能看的节目主要包括两个专题——B级西部片和泰山系列片，以及科幻和怪兽电影，偶尔也能看上更著名的影片，如约翰·休斯顿[7]的《白鲸记》和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还有《小顽童》等十部卡通片，以及斯皮尔伯格在《夺宝奇兵》中酷爱模仿的上下集系列电影。“周六真是太棒了，”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每周六都能看上一整天电影。我喜欢诸如《飞行员汤米》《蒙面奇侠》《突击队员科迪》和《间谍粉碎者》之类的系列片。”

“斯皮尔伯格电影里的一些场景，简直跟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基瓦影院里看到的那些30、40年代拍的系列片一模一样，”巴里·索伦伯格说，“哈里森·福特在《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中骑着马冲下山，跳上装运约柜的卡车这一场景，是斯皮尔伯格对1937年约翰·卡罗尔主演的《佐罗再次出击》系列的模仿，甚至连摄影机的角度都极其相似——佐罗也是骑马追赶火车，并跳进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拖车。”

1960年的一天，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带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吉姆·索伦伯格去汽车影院看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惊魂记》。这是一场双片联映电影，另一部片子是罗杰·科曼[8]的《厄舍古屋》。“《惊魂记》真是把我吓坏了，”吉姆回忆道，“我们三人都坐在前排，史蒂文坐中间，我坐旁边，我吓得都打破了他爸爸汽车的挡风玻璃”。史蒂文后来告诉邻居汤姆·西蒙斯，希区柯克的悬念手法让他钦佩不已：“史蒂文谈到了《惊魂记》中的浴室片段，希区柯克没有展现任何真正的暴力，他只是让你看到了刀和其他东西，剩下的恐怖画面全靠观众自己脑补。”

史蒂文和他的朋友们在基瓦影院看电影时有点吵闹。一次他们搭公共汽车去凤凰城市中心的影院参加电影首映，因为太吵而被赶出了影院。在斯皮尔伯格1984年出品的《小魔怪》中，可怕的小怪物们在观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时吵翻了整个影院，这一滑稽场景是对值得怀念的童年恶作剧的致敬。

1960年，欧文·艾伦的恐龙题材电影《失落的世界》在凤凰城的一家最大的影院上映，史蒂文回忆说：“我和朋友们拿了很多白面包，并将它们和牛奶、帕尔马干酪、奶油玉米还有豌豆混合在一起。我们把这种难闻的混合物放进袋子里带上去看电影，坐在最高的楼座上。电影每放映到精彩之处，我们就发出呕吐的声音，把溶液从楼座上挤到下面观众的身上。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儿，没有意识到它会引发呕吐的连锁反应。电影被强行暂停，大灯亮起，引座员拿着手电筒走过来，准备教训我们。我们太害怕了，赶紧从消防出口跑了出去。尽管来时开了两辆车，我们七个人还是跑出大约一英里远，最后只好坐公交车回家[9]。”

斯皮尔伯格和伙伴们特别喜欢史诗片和那段时期流行的奇观电影。“《宾虚》(1959)上映已经一年了，”吉姆·索伦伯格回忆道，“但身为犹太人的史蒂文不愿去看那部电影，因为它被宣传为‘基督的故事’。我去看了，觉得那片子很棒。最终我还是说服他去看了，他非常惊讶一部电影能拍得这么好。我和史蒂文还看了丹尼·凯耶主演的喜剧《快步走》(1961)，我们都觉得很搞笑。很难想象纳粹能被演成喜剧，但丹尼·凯耶做到了。他把自己假扮成希特勒，很多年后我还记得史蒂文当时跳起来给了丹尼·凯耶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

史蒂文在亚利桑那州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电影是由英国导演大卫·里恩[10]执导的两部史诗片——《桂河大桥》(1957)和《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斯皮尔伯格后来将里恩称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在职业生涯中，他一直都在模仿里恩那种权威性的视觉叙事方式，尤其是1987年拍摄的被低估的二战电影《太阳帝国》，这部电影恰巧是他从里恩那里接手的一个项目。

曾在斯皮尔伯格两部业余电影中出镜的同学黑文·彼得斯记得，在阿卡迪亚高中上戏剧艺术课时，“因为其恢宏的动作场面，史蒂文将《桂河大桥》推举为最伟大的电影，尤其是那个‘最佳场景’(大意如此)：‘亚历克·吉尼斯摔落在炸药栓塞上，濒临死亡的场景。’一想起这些，他就很激动，不由自主地把亚历克爵士从高处摔落的著名镜头表演出来”。

1990年，斯皮尔伯格在美国电影学会的颁奖典礼上为里恩颁发终身成就奖时致辞说，《桂河大桥》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让我有了成为一名电影人的动力，这两部电影的视野和胆识让我觉得梦想充满了无限可能”。

1958年夏天，史蒂文刚念完五年级，“就忙着参加鹰级童子军和荣誉奖章的评选，他为如何能获得奖章而绞尽脑汁，”他的父亲回忆道，“我告诉他：‘他们有一个摄影奖章，你为什么不带上这个小摄影机，到沙漠里去拍部西部片呢？看看童子军团长能否同意。’然后我给了他3卷胶片，他走进沙漠拍了一小段西部片。”

“一群邻居家的孩子和史蒂文的爸爸一起坐着旅行车来到一家名为‘高峰露台’的餐厅(斯科茨代尔的一家西部牛排馆)，餐厅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驿站马车，”这部影片的主演吉姆·索伦伯格回忆说，“史蒂文的爸爸负责影片的大部分拍摄，甚至是所有的拍摄工作。我们还太小，操控不好摄影机。史蒂文构思了整部影片。他更多充当了导演的角色，摄影机就像他的玩具。”

“我用扎染印花大手帕蒙住脸，手持玩具枪，扮演强盗。有两个人站在平台顶端，我打劫了他们。由于摄影机的机位是固定的，即使没有骑马也没关系，因为镜头拍不到马。他们把钱从台上撒下来。然后我们上了车，开到了沙漠里。我记得有一幕是我的牛仔帽被风吹走了，就像在经典西部片里一样，我们很自然地把这一段保留了下来。下一幕我又戴上了我的帽子。最终我不幸中枪，滚下了悬崖。(吉姆滚下悬崖的那一幕，实际上是用一个穿上衣服和鞋子的枕头作为替身。)史蒂文和爸爸打碎了一个番茄酱瓶子，把酱倒在了岩石上假装鲜血。我想装得严肃些，但实在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很多年，他们还常常抱怨，说我躺在那里装死时，总是笑个不停。”

那部西部片让史蒂文“有了一种对经常嘲笑自己的小伙伴们发号施令的威严感。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没有手中的摄影机，这些事只能成为一种存储在脑中的记忆”。

“当这部电影在下周一晚上的部队会议上放映时，”史蒂文回忆说，“童子军们为我们所拍的电影欢呼、鼓掌、大笑。这就是我想做的事，给大家带来欢乐。”

之后的每次童子军旅行，史蒂文都随身携带摄影机，记录途中发生的一切，从男孩们上车下车，到他们的体能训练和营地恶作剧。当他在部队会议和巡逻会议上放映这些电影时(有些会议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他喜欢看到“大家从座位上惊讶地跳起，因为他们都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

一开始史蒂文拍了许多无声电影，这于他而言是对视觉叙事艺术的极佳训练。希区柯克和约翰·福特等大师也是从无声电影开始的，在有声电影时期再逐步完善他们的电影技巧。史蒂文的朋友特里·梅克林也有一部8毫米家用电影摄影机，七年级时，他和史蒂文一起连着两个周六在梅克林家后院里拍摄了一部向福特致敬的无声电影。这是一部由他们的同学史蒂夫·斯威夫特主演的两集西部片。“片中充满了动作场面，例如直接的抢劫与追逐，一家商店被抢，警长追赶盗贼，场面甚至比一部精心构思的电影还要多，”梅克林回忆说，“我们都喜欢同一部电影——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这是我们公认可以效仿的电影之一。”

斯皮尔伯格记得，作为一个业余电影人，他用8毫米摄影机拍过大约15或20部电影，但这个粗略的估计只包括他完成的故事片，并未涵盖他在成长过程中拍摄的所有作品。他的电影有时没有故事情节，只是简单的摄影技巧实验。“他会仔细观察所有事物，然后看看如何用镜头将它们呈现。”梅克林说。史蒂文甚至在他的可卡犬“雷”身后挂上了一辆摄像车，让狗拉着摄影机在附近转悠，拍了一部名为《雷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Thunder)的影片。

史蒂文“对胶片的使用态度和我不同，”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我出生于大萧条时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所有东西都很昂贵。当我把胶片放进摄影机时，我会珍惜每一寸。而他会用好几卷胶片来做实验。他要尝试特写镜头，尝试停帧，尝试慢动作。我过去常对他说：‘史蒂文!你不要浪费胶片!’他却说：‘爸爸，我要做实验。’”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将阿诺德称作史蒂文的“第一个制片人”。“没错，我替他精打细算!”阿诺德笑着说，“这就是人们对乔治·卢卡斯[12](斯皮尔伯格《夺宝奇兵》系列的制片人)的看法：卢卡斯会尽量控制史蒂文的重拍次数。现在史蒂文自己也很擅长这个，他知道该如何掌控一切了。”

8毫米的家用电影摄影机很快便无法满足史蒂文的拍摄需求。“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隔壁邻居小比尔·西蒙斯说，“一走进浴室，他正在水池里做一些音效，在水中弄出不同的声音。”吉姆·索伦伯格记起13岁那年他和史蒂文一同做过的另一个更为非同凡响的实验：“我扮演一个夜晚出现的可怕入侵者，沿着他家走廊潜入他的卧室。他用8毫米摄影机，但用的是西涅马斯科普宽银幕电影镜头拍下了这一幕。他买了一个从商品目录中找到的变形宽银幕镜头，可以把画面压缩。他将一个适配器安装在摄影机上，将另一个安装在放映机上。在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躺在地板上向上拍我。他还买了一个聚光灯，把现场照得比地狱还热。我拿着一把大屠刀，他很快拍完了我的镜头。我转了几下刀，他就已经拍了好几个镜头。”

史蒂文上八年级的时候，帕特丽夏·罗德尼老师开展了一个“职业探索”项目，鼓励学生们展示今后的职业规划。史蒂文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沙漠，又拍了一部8毫米的西部片，这次还加上了配音。他的老师回忆说，史蒂文播放了一盒配套的磁带，里面有“对话、尖叫和奔跑声。他们在沙漠里打滚、射击。为了让影片看起来更逼真，我记得他还花钱买了道具，还用零花钱买了血袋。当时我们都很开心，把电影放了好几遍，最后我们都开心地尖叫起来。我们都看出了他在电影方面的特殊天赋”。

“长大后我要拍电影，”史蒂文对全班同学说，“我要做导演，当制片人。”

“12到14岁时，我偶尔会充当电影放映员。”斯皮尔伯格回忆，“我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我爸爸的家庭娱乐室里为慈善机构放映过16毫米电影，其中包括《大卫克罗传》和《托比·泰勒》等迪士尼电影。虽然这些电影都不是我拍的，但看着孩子们对电影的热烈反应，我觉得那些电影就跟我拍的一样……我想经营一家像大时代一样的业余影院。这让我觉得我是庞大电影行业中的一分子。”

事实上，参加过放映会的人都清楚记得，史蒂文确实放映过他自己拍摄的电影，通常将其作为好莱坞故事片、卡通片和连续剧之前的开场影片。放映的部分利润捐给了佩里研究所(Perry Institute)作为当地一所智障儿童学校的建设基金。1962年7月，《亚利桑那共和报》以专题形式报道了史蒂文的一次营利放映，他一天放映了4场《大卫·克罗：荒凉国度之王》。“年仅15岁的制片人、导演、编剧兼摄影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专栏作家玛吉·萨沃伊写道。他告诉玛吉，为了帮助佩里研究所，他本可以放映某部自己的电影，但大多数邻居家的孩子已经看过了他所有的电影，“不过，我拍的电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里面又没有明星，只有我的好友们”。

史蒂文用父亲办公室里的油印机印刷电影海报和传单。他的父亲带回一台通用电气生产的16毫米放映机。安妮和苏负责卖票，在暂停休息时，她们还到小吃摊上兜售爆米花、板糖、冰袋和冰棒。“莉亚通常会离开，她不会待在那儿。”史蒂文的朋友道格·蒂斯回忆道，“他们事先商量好，放映结束后史蒂文必须把场地打扫干净。”史蒂文自创了一种类似于汽车影院一样的放映方法，在夏日的夜晚，他把一张床单挂在后院他母亲晾衣服的晾衣绳上，给聚在露台上的孩子们放映电影。

在放映间隙，史蒂文还会询问观众的反应，用邻居的孩子们充当今天好莱坞所谓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对于一个想要了解如何吸引大众的新人导演来说，这种反馈是弥足珍贵的。通过亲身体验电影放映的各个环节，他获得了使他能够以罕见的专业水准监督自己好莱坞作品营销和发行的相关知识。巴里·索伦伯格对史蒂文早熟的商业头脑印象深刻：“他租来了《弗朗西斯》(又名《会说话的骡子》)。我原以为那是部傻乎乎的电影，但附近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孩子们喜欢看什么，他就租来什么，放映什么。”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说，史蒂文放映电影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电影筹款”。史蒂文回忆说，刚开始拍电影时：“我的作品都由父亲资助，每部电影大约20美元。”但是，当拍电影成为史蒂文的一个固定习惯后，他发现自己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源。在放映会上卖票筹集来的资金，“被用来购买新的胶片，”阿诺德解释说，“他分给妹妹们一小部分钱，剩下的用来购买他想要的胶片。我不赞同他留着这些卖票赚来的钱。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在用别人的电影赚钱，我们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会把这些钱捐给佩里研究所的智障儿童，并因此让自己更加出名。我告诉他：‘比起将钱存起来买胶片，把钱捐给佩里研究所，你会得到更多赞誉。’”

史蒂文有时会通过粉刷果树来增加收入。给果树涂上油漆是为了让它们免受害虫和亚利桑那州酷热的侵袭。和其他男孩一样，他会为了15到20美元，花几个小时为邻居家院子里的树刷漆。有一次，他去了家人常去的、理发师保罗·坎帕内利亚在斯科茨代尔开的理发店，询问：“你应该需要人帮忙干活吧？看看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我想挣50美元。”坎帕内利亚记得，“他环顾四周，来到女厕所，看了看说：‘你们的女厕所实在太糟糕了，包在我身上吧。’我说：‘好吧，只管去做，去把那儿都刷上漆吧。’第二天早上我去检查，简直不敢相信他都干了什么。他把水龙头、马桶把手、水槽下面的存水弯、下水道周围的小孔，甚至镜子周围的铬合金都给刷上漆了。”

斯皮尔伯格做这些事，“并不只是为了赚钱，”道格·蒂斯认为，“这不是他的目的。即使他在家里放映电影，也不是为了赚钱。他这样做是为了支持自己拍电影的爱好。”

斯皮尔伯格在1992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只是受金钱或成功的驱使，但这些从来不是我的动力。我从来没有基于金钱来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