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这世界失望透顶，所以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杰迪戴亚·利兰对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评价
(电影《公民凯恩》)
1952年初，刚满5岁的斯皮尔伯格在新泽西的卡姆登，第一次走进一家电影院。
“我爸告诉我他要带我去看马戏电影，”他记得，“我没听清电影这个词，我只听到了马戏。于是我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我以为要看的是马戏。我以前看过一次马戏，所以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大象、驯狮员、火焰、小丑。但爸爸带我走进了一个山洞一样的大厅，里面除了一排排向上仰的椅子外，什么都没有。没有露天看台的那种长凳，只是椅子——我当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也太奇怪了吧。”
“大幕拉开了，我以为会看到大象，但除了一大块白色硬纸板和一块画布外，什么也没看到。我正盯着那块画布，突然电影开始了，那是塞西尔·B. 戴米尔导演的《大马戏团》(195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一开始我很失望，我很生我爸的气，他明明说要带我去看马戏，结果只看到这么一块彩色画布。整场电影看下来，我只记住了三样东西：火车事故、狮子和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小丑。其他的我没什么印象。”
“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哎呀，这真不公平!我想看三维立体的人物，而这些都只是平面投影，扁平的画面……从那以后我对一切都很失望。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从来都觉得生活不够好，所以我不得不美化它。”
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华盛顿公园公寓时的邻居阿诺德·福尔曼，常被史蒂文惹怒。对他来说，小史蒂文简直就是一只“野兽”。
“史蒂文那小子就是个疯子。”福尔曼也会用意第绪语的“疯子”(Meshuggeneh)抱怨他。他记得有一次，莉亚烤了一个樱桃派，史蒂文一把将它扔到天花板上，着迷地看着它一点一点掉落到地板上。福尔曼还对史蒂文经常戏弄他的小女儿詹妮感到愤怒。史蒂文喜欢隔着婴儿围栏吓唬詹妮，当詹妮穿着裙子在围栏外面时，他又会一把将她推倒，然后用脚把她踹到脏兮兮的泥地里。阿诺德·福尔曼每天下班回家时都会问妻子米茨：“那个小混蛋今天又做了什么？”
“我们的父亲那几年气得说要杀死史蒂文，因为他老是捉弄詹妮，”詹妮的哥哥格伦说，“后来我父亲把史蒂文的成功归功于自己对他的‘不杀之恩’。”
但福尔曼夫妇不得不承认，史蒂文对詹妮的捉弄是他创作冲动的早期表现，阿诺德·福尔曼表示，史蒂文“有着怪诞的创造力”。史蒂文后来逐渐学会以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攻击和敌意，尽管他喜欢捉弄比他年幼的小孩，尤其喜欢捉弄女孩子。他喜欢吓唬朋友们和他的三个妹妹，不管是用恐怖的故事、怪异的装扮、可怕的游戏，还是让人尖叫的电影。
从小时候起，斯皮尔伯格就非常熟悉恐惧的感觉。“他小时候害怕很多东西，后来才慢慢克服。”他的父亲说，“他有丰富的想象力，能轻易从简单的事物中幻想出任何可怕的或者说是具有威胁性的东西。”
1952年，在举家搬到卡姆登郊区的哈敦镇后，史蒂文就一直被门口路灯下一棵细长的枫树困扰。每到夜晚，随风摇晃的枫树会在他二楼卧室的墙上投下影子。在史蒂文看来，那些影子就像长着扭曲的脑袋、挥动着触手的怪物。他确信还有一些怪物躲在他的床底下和壁橱里。他还会研究壁橱门上的水泥裂缝，让自己相信裂缝里住着更可爱的生物。他还记得自己看到那条裂缝突然崩开时，一些小水泥块从里面滚落出来的可怕经历[1]。
史蒂文逐渐发现，由他的想象力产生出的恐惧可以带来一种奇怪的享受，特别是如果能找到利用这些恐惧的方法，并以此创造出新的视觉效果。“我曾经非常害怕自己的手影，”他说，“晚上我会坐在**，盯着雪白的天花板——我会在地板上放一盏小灯，摘掉灯罩，点亮灯泡，让灯光将我的手影投映到天花板上。我经常用手影吓唬自己。”
他独自承受的这些恐惧，越来越需要找到某种向外宣泄的出口。幸好，他俘获了一帮忠实观众来满足自我表达的需要。“我没有办法升华或疏导这些恐惧，直到我开始给我的妹妹们讲故事。这消除了我灵魂中的恐惧，并将这些恐惧转移到她们的灵魂中。”
他的妹妹，后来成为好莱坞编剧的安妮曾说：“我记得在看《大白鲨》点映时心想，他吓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轮到观众担惊受怕了。”
两岁半到十岁是一个人心理成长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关于斯皮尔伯格在新泽西州度过的这段岁月，少有记录。也许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源于斯皮尔伯格自己对那个时期和地点的记忆模糊。他对童年的回忆往往集中于后来在亚利桑那州生活的那几年。然而正是在新泽西州，他第一次展现出真正的创造力。
在记忆里，他将哈敦镇的街坊邻居描绘得很扭曲。1994年，在朱莉·萨拉蒙为《时尚芭莎》的一次采访撰稿中，史蒂文详细描述了作为一名犹太人的成长感受，他回忆起圣诞节期间，所住的街道上“其他人”都给自家的房子张灯结彩，这让他很苦恼。相比之下，他家的房子就像“水晶露台的黑洞”。童年时，斯皮尔伯格主观上的被排斥感和被当作“异类”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记忆夸大了他们一家在新泽西邻居眼中被排斥的程度——事实上，他们邻居当中也有很多犹太人。
“水晶露台”是一片绿树成荫的美丽街区，沿着哈敦镇的一条主干道水晶湖大道蜿蜒伸展。从斯皮尔伯格一家搬到那里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变化。当地居民以邻近的哈敦菲尔德作为通信地址，斯皮尔伯格从未向采访者透露他实际上住在哈敦镇。但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涌入大量新移民和新晋中产阶级家庭的哈敦镇显然更受欢迎，与刻板、守旧的欧裔新教徒郊区哈敦菲尔德截然不同。
斯皮尔伯格一家位于水晶露台267号的那栋两层殖民风格住宅，是他们花14 000美元从彼得·鲁坦和海伦·鲁坦夫妇那里购得的，建于1949年。那条街是在一片田地上建设起来的，那里曾是一片种植土豆的农田。在史蒂文的童年时代，他家房子后面的一条街仍能看到一些农场旧址。他和玩伴们会带着恐惧，走进那片哥特式的林地与田野中探险。林地周围是饱经风霜的农舍和锈迹斑斑的农用机械。显然，史蒂文将他对废旧农场的记忆与家门前那棵枫树结合在一起，想象出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窗外森林”。这段记忆成为他1982年的电影《鬼驱人》中一个场景的灵感来源：一棵凶神恶煞的树冲进小男孩卧室的窗户(《鬼驱人》中还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小丑玩偶，这也是史蒂文童年时期恐惧的东西之一)。
和阿诺德·斯皮尔伯格一样，史蒂文家所住社区的许多父亲都是年轻的退伍军人，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下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水晶露台住着许多小孩，史蒂文的邻居玛乔丽·罗宾斯还记得：“他看上去跟其他男孩没什么不同——瘦削，平头，整张脸被棒球帽遮住，只露出耳朵。”“当时那里有很多新教徒。犹太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以及德国人住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住在斯皮尔伯格家对面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老罗伯特·莫兰这样说，“那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成长。住在那里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新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那个时期，水晶露台的26户人家中至少有3户犹太人，邻近的水晶湖大道上也主要居住着犹太人。“那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犹太人区。”贝斯沙洛姆圣堂的拉比伯特·刘易斯如此形容哈敦菲尔德地区。1953—1957年期间，刘易斯拉比曾经在希伯来学校教过史蒂文[2]。尽管犹太人在二战后就从卡姆登和附近的费城迁往哈敦菲尔德地区，但二战爆发前，这里曾是犹太人的禁区。“后来这里慢慢解除了限制。”刘易斯拉比说，“此前有些乡村俱乐部是不允许犹太人加入的，所以犹太人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乡村俱乐部。”
“我小时候对反犹主义的感觉没有史蒂文那么强烈，”与史蒂文一样同为犹太人的玛乔丽·罗宾斯说，她家住在水晶湖大道上，位于史蒂文家附近街道的拐角处。“我想是因为温暖有爱的犹太社区给了我安全感。我们社区从来都夜不闭户。我们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有想象的自由，有创造的自由。但是他住的那条街是非常基督化的，很明显的是，在圣诞节时，我们生活的地方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世界。我记得在国王高速公路的A&P便利店外看到过圣诞老人。我们常常开车穿过哈敦菲尔德，欣赏沿路的圣诞彩灯。那灯光实在太美了。”
水晶露台也有华美的圣诞装饰。每年圣诞节，莫兰一家都会在显眼的位置用聚光灯和圣诞彩灯装饰出一个大型的耶稣诞生场景，这是斯皮尔伯格一家从客厅窗户里就可以直接看到的。住在史蒂文家隔壁的玩伴、长老会教徒斯科特·麦克唐纳，记得圣诞节会给史蒂文“造成很大压力。我们会把各自的礼物拿出去炫耀，我记得他当时很生气。圣诞节对他来说算不上好时光。除了不过圣诞节，没有人会发现犹太小孩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圣诞节时，他很可能会被取笑一番：‘你的圣诞节过得怎么样啊？你连礼物都没有收到。’”
斯科特的妹妹简·麦克唐纳·莫雷曾经问安妮·斯皮尔伯格，为什么她家不过圣诞节，安妮“说他们的爸爸是圣诞老人，他太忙了，所以他们没时间庆祝圣诞。我知道她爸爸长得一点也不像圣诞老人，而且他还抽雪茄。我无法想象圣诞老人会抽雪茄。于是我就跑去问我妈妈，我妈跟我说，不，斯皮尔伯格先生不是圣诞老人”。
“史蒂文非常好奇——他会打听每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身为天主教徒的隔壁邻居玛丽·德弗林回忆，史蒂文经常问她的儿子查尔斯·德弗林，作为祭坛侍童的职责是什么。“他经常会问我一些和仪式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信仰，”德弗林说，“他对仪式很感兴趣。他会问：‘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我当时拿着一件教士服和一件牧师白袍。他还会问：‘你早上6点要去哪里？’”
另一个邻居家的男孩杰拉德·麦克马伦讲述：“我也是一个想让他相信耶稣基督存在的人。我当时正要去天主教学校上学，那时我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统。大多数孩子都是基督徒。史蒂文是唯一一个不认同基督的孩子。他曾经跟我说，大概的意思是‘我妈妈说耶稣不是弥赛亚[3]’。我记得当时我让他回家告诉他妈妈她错了。他听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或愤怒，也没有表现出沮丧，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感觉很糟糕。在我的记忆中，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其实挺受欢迎的，但他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另类，而且这种感受很强烈。他的父母都很友善，对我也很好，虽然我让他回家去跟他妈妈说过那样的话。每次我去他们家，他妈妈都很欢迎我。长大后，想到我做过的这些事情，我感到非常抱歉。年纪越大，我就越感到难堪，我当时并不了解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不同。”
史蒂文从经历的这些事情中得到的经验是：“身为犹太人意味着自己不寻常。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只想被接纳。不是接纳作为犹太人的我，而是接纳和大家一样的我。”
朱莉·萨拉蒙在她主笔的斯皮尔伯格简介中提到，圣诞节期间，他想让父母在住处挂上一些彩灯。他们跟他说：“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会像非犹太人那样挂彩灯。”史蒂文退让一步，试图建议他们挂上蓝色和白色的光明节灯，但他的父亲说：“我们有一个漂亮的烛台，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烛台放在窗户上。”
“不!不!不行!”史蒂文大声喊叫，“这会让别人感觉我们是犹太人。”
圣诞节前的那天晚上，史蒂文在自家的门廊里搭建了一个节日场景。他用加长的电线连接一个色轮，这个旋转装置能透过彩色凝胶投射出五颜六色的灯光。他让四岁的妹妹安妮守在开关旁，他自己披着白床单，摆出耶稣受难的姿势，然后给了安妮一个开始转动色轮的信号。人们开车经过水晶露台观看沿路的圣诞节装饰时，便能看到史蒂文在门廊里扮演的耶稣，戏剧性地被环绕在闪烁的彩色光轮之中。这也成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第三类接触》和《E. T. 外星人》中，预示外星生物到来的灯光效果的雏形。
“他的父母对此非常生气，”萨拉蒙写道，“他们把儿子拽下门廊，一边踹他一边叫骂，抱怨他在邻居面前丢尽了脸。”
本书作者向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讲述这个故事时，阿诺德回应：“我不记得他扮过耶稣。如果他想要扮的话，我应该会说‘不行’。”但史蒂文的父亲补充说，“我可以想象他那样做的情形，因为我知道他很想挂圣诞彩灯。我说：‘不，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可以点光明节灯，把光明节灯摆在窗台上。’于是我去找来一盏烛台并买了一些蓝色的小灯泡，把它们摆在窗台上，然后说：‘光明节的8天里，这些都得一直摆着。’”
尽管在史蒂文的记忆中，圣诞节彩灯事件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但它仍是一个展现他创作过程的生动例证。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异于常人的痛苦感受转化为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以吸引他所能想到的最广泛的观众。
加入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年半之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就成为该公司涉足电脑领域后首台计算机Bizmac的高级研发工程师。Bizmac共有10万根真空电子管，占据了卡姆登工厂的一整层楼，是美国陆军军械部队的成本—库存控制设备。Bizmac的开发尚未完成时，晶体管便已被投入使用，而这彻底地革新了计算机领域。美国无线电公司将Bizmac交付给了军队，但它成了一个昂贵的累赘。1957年，阿诺德离开美国无线电公司跳槽到凤凰城的通用电气之前，还参与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一个通信计算机项目以及一个计算机销售记录系统的研发。
阿诺德“是出了名的马大哈工程师”，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时的邻居米丽娅姆·福尔曼回忆，她也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他绝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又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书呆子。”米丽娅姆·福尔曼的侄女简·福尔曼补充，“有一次，他停车加油时，莉亚下车去上厕所。他把车开走一个小时后才发现莉亚没上车。”阿诺德在Bizmac项目的上司J. 韦斯利·莱亚斯回忆：“他是一个能尽心尽力完成你交代任务的人，他会竭尽所能地工作。只要有加班需要，他会工作到深夜，甚至周末也工作。不管问题有多难，他都能坚持想办法解决。但别指望他能‘创新’。他技术很好，也很有管理才能，但是缺乏想象力。相较于他的妻子，他做事更有条理也更勤奋。但他的妻子才是那个有远见、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
然而，对于史蒂文来说，他在某些方面与别人的不同，并不是像他的母亲(创造力)和父亲(逻辑性)那样，区分得那么清晰。不管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否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有创造力”或“有想象力”的人，就像这些词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一样，他在计算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能够证明，在设计复杂的创新通信系统方面，他具有开辟新技术领域的能力。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掌握了一种同样复杂的现代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综合性创新，包括因他的电影而推动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当史蒂文开始制作他的第一批业余电影时，他其实是在模仿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从17岁起就开始拍摄家庭电影。斯皮尔伯格一家于1957年情人节搬到亚利桑那州后，阿诺德就成了史蒂文制作业余电影的热心导师和伙伴。
然而，与莉亚不同，当史蒂文选择将拍电影作为毕生事业时，阿诺德并不赞成。从小时候起，史蒂文便总免不了让父亲失望，因为他在工程方面完全没有天赋。“我上学时非常讨厌数学，”史蒂文承认，“我不喜欢他们将数字一个一个叠在一起。我父亲以前会教我3除4无法整除之类的知识，而我会说：‘当然不行，那个3根本塞不进4上面的小洞里，根本不合适。’”
尽管如此，阿诺德仍相信他的技术背景对儿子的电影事业有着积极的影响：“起初，他非常排斥学习任何与数学或科学相关的东西。他仍然不太喜欢这些，但现在他必须学。这是他自己的‘游戏’，他深陷其中。他利用电脑做的事和我不同。我用电脑处理生意上的事，我几乎从不玩游戏。而他只用电脑玩游戏，他家里有一整排电子游戏。他还有一个飞行控制模拟器。有一天(1995年12月)我去他家时，他正用只有真正的飞行员才能掌握的技巧击落飞机。”
莉亚对史蒂文的教育态度最后变得更加放任，但在他进入哈敦菲尔德的爱迪生学校后，她也为儿子对学习传统知识毫无兴趣而懊恼。“他母亲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分数总是达不到母亲的期望。”玛丽·德弗林回忆，在爱迪生学校的四年里“他只拿了C”。简·福尔曼·萨塔诺夫补充道：“她总是很失望，因为他非常聪明，可成绩老是上不去。”莉亚会将史蒂文的分数跟邻居家的小男孩比较。“她不明白为什么史蒂文不能考得更好。”玛丽·德弗林说，“他根本没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他总是贪玩。他是个好孩子，个子瘦小，但只是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当时没觉得他很聪明。”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多年来一直如此。”贝斯沙洛姆圣堂的刘易斯拉比说，史蒂文每周有3个下午要去希伯来学校上课，他和同学们在公立学校上完一天的课之后，会“非常疲惫”地乘坐公共汽车到希伯来学校去。拉比说：“史蒂文到学校去了，他做了他该做的。”在史蒂文的记忆中，宗教教育是一种“惩罚性的”折磨，所以他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比自己当年更为“有趣”的犹太宗教教育。“我想我没有得到适当的宗教教育。如果它不是像去牙医那里拔牙那么痛苦的话，我可能会坚持得更久一点。”[4]尽管史蒂文也是圣殿童子军的一员，刘易斯拉比依然能够看出，仅仅依靠学校活动和童子军来发展社交技能，对于史蒂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他需要找到这一方式，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
“我记得他的头发是淡黄色，总是像梦游一样到处闲逛，”莉亚的朋友格蕾丝·罗宾斯说，“我不记得见过他跟其他孩子玩。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他并不是在梦游，而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当时并不明白，因为我和他没有太多接触，但我知道莉亚觉得他有特别之处。她说：‘他不一样。毫无疑问，他与众不同。’尽管他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他母亲也狠狠地训了他。但我认为他是真的遇到对的母亲了，她很有悟性，她不傻。”
由于阿诺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史蒂文见到父亲的时间比他想要得到的少得多。老斯皮尔伯格在水晶露台大部分邻居的记忆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我很少见到他，”住在隔壁的史蒂文的玩伴斯科特·麦克唐纳说，“我记得他很高，有点发福，一头黑发。他总是穿着白衬衫，把笔插在口袋里。我不记得见过他在院子里陪孩子们玩。许多父亲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接球游戏或棒球，但史蒂文的父亲从没这样做。他从来都不陪他们玩。”
阿诺德对工作的狂热引起了家庭关系的明显紧张。每当阿诺德下班回家，邻居们总会听到他大声叫嚷：“莉亚，我回来了。你在哪里？”据邻居们描述，有时莉亚会和好友格蕾丝·罗宾斯、茜茜·卡特勒一起玩拼字游戏或打牌，但她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练钢琴或在院子里晒太阳。或许因为和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史蒂文在情感上与母亲更加亲近。“每次她要去别的地方，他都会装病，”玛丽·德弗林说，“他不想让她去。她是个好人，很有爱心。莉亚的性格非常好，任何事都一笑置之。如果你今天过得很糟糕，跟莉亚聊一下就会感觉好很多。”
“她似乎比我们的妈妈轻松得多，自由得多，就像个艺术家，”查理·德弗林说，“她是我们社区里独一无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妈妈和其他妈妈跟贝蒂·克罗克[5]完全一样。那时，家庭主妇们主要负责打扫屋子和做饭，她们是典型的50年代的那种母亲。但莉亚不是，她更‘时髦’。”
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新泽西州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显示出史蒂文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阿诺德从美国无线电公司最早的一批晶体管中挑了一个带回家。他向家人展示，并且宣称：“这就是未来。”史蒂文立即拿起那个晶体管吞了下去。据史蒂文回忆，父亲当时控制不住地笑了，但很快就开始担忧。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晶体管不仅是他父亲珍视的宝贝，而且是一块直径半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硬物。上面还带着“几根伸出来的电线”，阿诺德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韦斯利·莱亚斯说。史蒂文的冲动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对父亲古怪的致敬，他以一种字面意思的方式“内在化”了阿诺德对科技的热爱。但是，史蒂文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让晶体管消失”向父亲传达了更为挑衅的信息：“那是你的未来，但不必是我的未来。”
阿诺德说他不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听史蒂文讲这个故事还是很开心，他承认这件事“可能”发生过。他说：“史蒂文对小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记得非常清楚，他会稍加夸张。他很会讲故事。”
“我在史蒂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阿诺德在1985年告诉《时代》杂志，“我看到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解释，“我喜欢给他们讲故事。在他们上床睡觉时，我会给他们讲系列的冒险故事。我会给史蒂文专门讲一套故事，给女孩们讲另一套。但我讲的都是冒险故事，并把他们也编进故事里。比如攀上岩洞，或到处去探险。我在故事里发明了时间机器，他们可以进入机器让时光倒流去看看过去，以及拯救某个人物。我还编造了各种动物，以及一些主人公：女孩琼妮·弗洛西·弗莱克斯和男孩伦尼·路海德，他们的年龄跟我的孩子一般大，这样孩子们才会把自己和人物联系起来。我讲述的故事情节连续。我会跟他们说：‘不讲了，你们该睡觉了，明天再继续。’”
史蒂文住在水晶露台时，已经展现出他尚未成熟的讲故事才能。
史蒂文搬走时，他的邻居简·麦克唐纳·莫雷只有6岁。她记得：“在慵懒的夏日午后，我们五六个孩子坐在房檐下的阴凉里，听着史蒂文给我们讲故事，打发无聊时光。他似乎总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小一点的孩子都相信史蒂文讲的故事，因为他真的很会讲故事。他们会跟着附和：‘嗯哼’‘真的吗？’‘哇!’。
“讲着讲着，他讲起了一个妖怪的故事。他骗我说：‘妖怪会把你抓走。’我记得我告诉他我不怕妖怪，因为我睡在二楼，妖怪进不了我的房间。他说：‘哦，但是这个妖怪有20英尺高，他可以从你的窗户往里看。’他说，不管你在多安全的地方，他都能进去。我记得那晚我吓得不敢睡觉，生怕被妖怪抓去。”
然而，和史蒂文年龄相仿的孩子并不总是相信这些故事。有时其他男孩会叫他别讲了，或者打断他自己来讲。
“我妹妹跟我说：‘史蒂文吓坏我了。’”简的哥哥斯科特回忆，“史蒂文总是讲得一本正经，我妹妹又很容易上当。他骗起我妹妹和他妹妹来简直轻而易举，他会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我们从来都不信他的鬼话，会朝他翻白眼。我跟他说我在地下室养了一只短吻鳄，他每天都求我带他去看这只鳄鱼。他会问我：‘你喂它吃什么呢？’我说：‘我用铅笔的一端挑起汉堡里面的肉来喂给它吃，它还只有4到5英尺长呢。’他又问我：‘我能看看它吗？’我会说：“它现在不太舒服。’后来他埋怨我说谎，我骗了他好长一段时间。”
从最初给小女孩们讲恐怖故事，史蒂文的想象力很快就发展成为更加精心设计的恶作剧。
“即使他没有成名，他也是那种会让我记住的小孩。”简和斯科特的哥哥斯坦利(桑迪)·麦克唐纳说，“你能看出他有戏剧天赋。我俩以前都很喜欢风暴，附近的大多数孩子却不喜欢，但他是少数几个喜欢风暴的孩子之一。他家房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包围式门廊，当天空变暗，风暴来临时，我们会穿着黄色雨衣，坐在他家门廊的草坪椅上，边看漫画书，边寻找闪电。”
“有一年夏天，不知是谁弄来了一套高尔夫球杆，史蒂文和我就在他家后院造了个高尔夫球场。我们挖了几个洞，把空罐头盒塞进去，然后插上一些小旗子。那年夏天，我们那个地区只遭遇过一场龙卷风。当时我们看到了乌云，接着我们就躲进了地下室。但是我喜欢看风暴，所以我观察了一下外面的情形。我看见史蒂文在他家后院里边跑边踢那些小旗子，张开双臂在那里转圈圈。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他说：‘我没有踢那些旗子，是龙卷风吹倒的。’我说：“史蒂文，我看到是你干的。他不承认，不过他倒是‘成了’一个龙卷风[6]。”
说到社区体育活动，史蒂文的协调性差得令人绝望。“他会参与，但我们会取笑他投不好也接不好球。”斯科特·麦克唐纳说，“我们不会非常刻薄地取笑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做出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反应。他总是玩一会儿就说：‘我要进去了。’史蒂文并没有受到排斥，但是他有自己的玩法。你可以称他为有点书呆子气的孩子，但他真的不是。我们认为他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还是非常厉害的。”
“有一次，有人带来一副拳击手套，”桑迪·麦克唐纳说，“然后我们两家之间还进行了一场拳击赛。轮到史蒂文上场时，他被打败了，然后他就跑了。他从家里拿来一瓶番茄酱，每次他被打败，就往自己身上倒番茄酱，弄得衣服和头发上都是。”
“还有一次，”斯科特回忆，“史蒂文把一只番茄扔进炉子上的锅里，我们三四个孩子围在旁边看。他说：‘看看它爆炸后会怎么样。’还没等到番茄爆炸，我们就听到他家的车停在了门口，吓得我们赶紧都跑了。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假血的新方法，他喜欢任何看起来像血的东西，那些会爆炸出红色的东西。他以前非常喜欢桑葚，他会把桑葚汁挤到头上和手臂上，跑回家向母亲哭诉自己在流血。”
还有一次，史蒂文把自己锁在家中二楼的厕所里，结果“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大骚乱。正如斯科特所描述的：“看到消防队架梯子从二楼的窗户进去，我感觉这场面挺壮观的。”
这位未来《侏罗纪公园》的导演很早就迷上了恐龙。对于一个在哈敦菲尔德长大的男孩来说，这不算稀奇，因为这座城镇所在之地，恰好曾被史前海洋覆盖。这里出土过现代历史上发现的第一具几乎完整的恐龙骨架——鸭嘴龙的恐龙化石。当斯皮尔伯格还是个孩子时，这里的学生们经常被带到鸭嘴龙化石的发现地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部分遗存还在费城的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展览，那里还出售黄铜做的恐龙模型。
“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对恐龙很感兴趣，”斯皮尔伯格在拍摄《侏罗纪公园》时说，“我大多数电影主题的灵感都来源于小时候。我记得我一直在收集恐龙模型，我对这些体型庞大的动物很感兴趣。”
就像所有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美国男孩那样，斯皮尔伯格也从漫画书中接受了幻想和冒险概念的熏陶，这对他后来成为一个视觉风格大胆，有时甚至夸张的导演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最喜欢的形象包括超级英雄和奇幻类型中的人物——超人、蝙蝠侠，以及比扎罗——迪士尼漫画中的米老鼠、唐老鸭、史高治叔叔。史蒂文和朋友们尤其钟爱《疯狂》(Mad)杂志。该杂志因其令人眼前一亮的戏谑、“黑色”幽默，以及对电影桥段的巧妙模仿，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美潮流人士的宠儿。
《疯狂》为斯皮尔伯格和好莱坞的“电影小子”们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得以延续童年时代对老电影陈词滥调的喜爱，并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对老电影中的类型与图像进行重新创造和戏仿。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剧本要求哈里森·福特饰演的印第安纳·琼斯与一位阿拉伯敌人展开一场精心设计的佩剑与长鞭对决。但是哈里森·福特突然生病了，斯皮尔伯格想加快进度，所以决定让印第安纳·琼斯突然结束决斗，掏出手枪，漫不经心地一枪打倒对手。斯皮尔伯格说，这一幕让他想起了《疯狂》里“我们最想看到的场景”栏目。
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受漫画书的影响，当他还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孩子时，“史蒂文就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病态倾向”，斯科特·麦克唐纳说，“我们认为这真的很酷。我还记得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拷问室。我们过去常去他的地下室，他会教我们如何把他的玩具人送上他用黑色鞋盒做成的断头台。他砍下了几颗玩偶的头，又锯掉了几颗——效果非常好。当我和哥哥看到《E. T. 外星人》时，我们对彼此说：‘哎呀，这可不像史蒂文。’他小的时候似乎有点心灵扭曲。当他搬到亚利桑那州的时候，给我寄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信中讲到了蝎子和头上长有很酷的毒刺的美国毒蜥。我们无法想象他在那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史蒂文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用来演木偶戏的大纸箱。“我从小就想逗人们开心，”他回忆道，“我小时候就排演过木偶剧——8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的木偶表演。”
毫无疑问，对斯皮尔伯格童年早期带来最大流行文化冲击的是电视。“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电视迷，”他说，“我和所有人一样，是看着电视长大的，我的脑袋里都是电视节目，真希望能摆脱它们，但我做不到。一旦它们进入你的脑海，就像无法洗去的文身。”
斯皮尔伯格一家于1949年购买了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圆管杜蒙(DuMont)电视机。当时，国家电视网络正式运作不过两年，每12户美国家庭中只有1户拥有1台电视。50年代早期史蒂文还生活在水晶露台时，尽管电视的发展仍在起步阶段，但那个时代富有创造性的发明层出不穷，被称作媒体的“黄金时代”。很少有孩子能观看《文化列车》或《剧院90分》这类知识分子节目，但史蒂文和他的朋友们从小就挤在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机前长大(其中许多台电视机由史蒂文父亲所在的卡姆登无线电工厂生产)，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现在被视为经典的电视节目。然而，电视对婴儿潮一代的电影人也造成了可悲的影响，斯皮尔伯格自己制片的电影作品《摩登原始人》和《小淘气》就是对电视节目进行怀旧模仿的愚蠢案例。但是就节目策划的质量和表演角度而言，他和朋友们小时候观看的电视节目比现在要精妙得多。
他们喜欢的节目包括由西德·凯撒和伊莫吉恩·科卡主演的、惊喜不断又别出心裁的喜剧小品《你行你秀》；以及热闹搞笑的综艺节目，如迪恩·马丁和杰瑞·刘易斯主持的《米尔顿·伯利秀》和《高露洁喜剧时间》；还包括情景喜剧《蜜月人》以及由西尔福斯来扮演比尔·比克中士的《菲尔·西尔沃斯秀》；还有杰克·韦伯的警匪片《天罗地网》(史蒂文觉得很吓人)。他们还收看一些儿童节目，比如《豪迪都迪》、唐·赫伯特的《巫师先生》、安迪·德怀恩的丛林系列连续剧《安迪的枪》和冒险故事《电视游侠》以及《超人》《跛子卡西迪》《罗伊·罗杰斯秀》《思科小子》和《独行侠》。
在史蒂文邻居家的孩子们当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沃尔特·迪士尼于1954年推出、每周日晚间播出的《迪士尼乐园》系列，以及1955年首播的由“火枪鼠”担任主角的每日综艺节目《米老鼠俱乐部》。史蒂文接连迷上了三位火枪鼠女孩：活泼的达琳·吉莱斯皮、迷人的小凯伦·彭德尔顿、性感又健康的安妮特·芙妮切诺，她们惊艳的青春造型唤醒了很多美国男孩的性冲动。对于史蒂文来说，这个时期的早恋已经转变为“性敬畏——我讨厌使用‘性’这个字眼，我觉得这个问题稍微有些沉重，但无法回避”。
1954年12月至1955年2月期间，电视上播放了迪士尼的电视连续剧《大卫·克罗克特》(之后被改编成电影《大卫克罗传》)。在这部电视剧播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扮演大卫·克罗克特一直是水晶露台附近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每个人都抢在史蒂文之前戴上了浣熊皮帽，所以史蒂文最终不幸被选中扮演“坏人”——墨西哥将军桑塔·安纳。他和玩伴们在用邻居家后院栅栏临时围成的“阿拉莫”[7]里，用玩具枪和长步枪展开殊死战斗。
史蒂文不仅对电视上播放的节目很着迷，对电视本身也很着迷。“我相信里面有东西在试图逃出去，”他曾说，“我过去常常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上的雪花。我离电视机很近。总会有一些隐秘的、遥远的频道，它们的信号穿过接收站，但在电视上放不出来。我觉得这些应该是五百英里外一些播放站的影像和鬼魂。”斯皮尔伯格称《鬼驱人》是“我对电视的复仇”，一个小女孩盯着电视上的雪花宣布“他们在这里”，然后她就被鬼魂卷入了家庭电视机里。
史蒂文经常抱怨，除了像《米老鼠俱乐部》和一些喜剧节目这样乏味的电视节目外，他“被禁止看电视”。他说父母不仅有一套限制他看电视的规定，而且在他因为一部有关蛇的纪录片变得担惊受怕后，父母还试图保护他，不让他看那些吓人的电视节目，比如《天罗地网》和《M小队》。史蒂文甚至还记得父母防止他偷看电视时的惯用伎俩：“有时父亲会在特定位置放一把头发，这样一旦我为了偷看电视而掀起那19英寸屏幕上的防尘罩，他就能立马发现……我总是能找到这些头发，准确地记住它们的位置，并在父母回家之前将头发重新归位。”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应说：“他曾经抱怨我从来不让他看电视，父母对他过于严格。但是他看电视总也看不够，电视一直开着。但你知道，我们会说：‘作业时间到了。’我想我在这一点上的确太过固执。我不会让孩子们看太多电视，所以他对此很不满。”
史蒂文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后来宣称“电视机如同我的继父”。他还提到，在电视出现之前，“父母会坐在摇椅上给孩子们读书，家庭成员之间也非常亲密。他们过去常常聚集在家中的说书人或故事家周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这个被包围的人通常是父亲。接着电视取代了父亲，现在它似乎同时取代了父亲和母亲。父亲每晚讲故事的习惯一度对史蒂文非常重要，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诺德就已全身心投入工作，史蒂文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式寻求娱乐。从这个层面上说，至少在史蒂文的家里，电视确实取代了父亲”。
斯皮尔伯格的父母也试图管控他青春期前的观影行为。“我只能当着他们的面看电影，通常我看的那些片子都是他们喜欢的。”斯皮尔伯格一家常看的是一些合家欢影片，比如丹尼·凯耶主演的《宫廷小丑》、弗雷德·阿斯泰尔和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歌舞片《甜姐儿》，当然还有迪士尼电影。“然而，在我8岁那年，有一次我看完白雪公主后尖叫着跑回家，想要躲进被子里，我的父母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史蒂文回忆说，“因为沃尔特·迪士尼的电影不应该令人害怕，而是应该让人感到快乐和着迷。但《白雪公主》《幻想曲》和《小鹿斑比》，简直让我神经衰弱[8]。”
史蒂文回忆说，由于父母“不知道影院里的什么东西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他们“极度努力地从我的生活中剔除银幕上的暴力镜头”。史蒂文和朋友们偶尔会去附近的韦斯特蒙特和奥杜邦的韦斯特蒙特世纪剧院观看周六的下午场电影。花上25美分就能看一场电影，可选片目包括卡通片、怪兽电影和科幻片，或者是由霍帕隆·卡西迪或思科小子这类的西部片。但史蒂文的父母过分在意他看电影的花销和看电视的不节制，以至于史蒂文直到少年时代晚期搬到亚利桑那州之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影迷。在新泽西州时，电影带给他最持久的感受，便是无法观看它们的沮丧。正如他后来所言：“我觉得我坚持拍电影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因为父母对我看电影的管控。”
和许多其他退伍军人的儿子一样，史蒂文从小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分着迷：“我喜欢那段历史。我父亲给我讲了许多战争故事——在缅甸抗击日军的战役中，他是一名B-25战斗机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在一生中，我一直对那段纯粹又极度危险的时期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纯真的终结，而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仍然无法将它忘怀[9]。”史蒂文小时候特别喜欢做模型飞机，他说自己就像《太阳帝国》中年轻时的主角一样，“爱上了飞行”。
史蒂文和他水晶露台的朋友们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美国内战)的塑料和橡胶士兵、牛仔和印第安人再现战争场景。史蒂文被称为那些战争游戏的大师。他找到了桑迪·麦克唐纳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也喜欢那些耗时长的复杂游戏，一连能玩上好几天。而桑迪的兄弟斯科特还记得史蒂文那不同寻常的游戏开场方式：
“史蒂文有一张大桌子，他会搭建一个印第安人村庄或是内战场景，还会向我们展示游戏中的人物是如何移动的。但我们还不能开始玩——还要等他设计好游戏情境。他会说：‘这家伙在这里被抓了。哦，那家伙得到了一支箭。这家伙上断头台了。’大约留出5到10分钟的时间让他策划好游戏，然后我们才能开始玩。”
“我会去史蒂文的地下室，和他一起布置好那些宏大的战斗场面，”桑迪补充道，“他总会准备一盒钉子和一把锤子，当士兵们被箭射中时，他会把钉子插进士兵的身体里，并用番茄酱当血。在游戏最后，他可用的士兵越来越少。我不会把我的士兵给他，因为他会伤害他们，我不会对我的士兵那样做。对他来说，牺牲士兵做出这样的效果非常值得，士兵受的伤必须是真实的，要有一个箭头刺穿他们的身体。我从未想过这么做。”
“我们女孩从来都不被允许玩这样的游戏，但我们会站在旁边看，”桑迪的妹妹简回忆说，“大多数孩子都满足于结果，‘哦，这家伙被弄死了’。史蒂文会把这家伙被杀死的过程弄得跟真的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原因。”
[1] 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但那很可能不是他的想象。后来从斯皮尔伯格一家手中购买了这所房子的洛蕾塔·诺布拉克及其丈夫奥古斯特说：“墙的压力导致壁橱门上的水泥慢慢开裂，所以每隔几年那条裂缝就会出现一次，然后我们就会把它补上。”
[2] 1952年12月至1957年2月期间，史蒂文在哈敦菲尔德的托马斯·爱迪生学校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早些时候，他在卡姆登上过幼儿园。
[3] 弥赛亚(Messiah)在希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上帝所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犹太教用这个词来指出自大卫家的拯救者，由他带领以色列国恢复大卫统治时期的辉煌盛世。——译者注
[4] 1991年，史蒂文的第二任妻子凯特·卡普肖在与他结婚之前改信犹太教，史蒂文和她一起学习犹太教规，并说：“这一年的学习比我以前通过正规的犹太教培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5] 贝蒂·克罗克(Betty Crocker)，虚构出来的广告商标人物，后成为美国家庭主妇的模范形象。——译者注
[6] 斯皮尔伯格的“安培林娱乐”制作了电影《龙卷风》，由扬·德·邦特在1996年导演，是一部有关龙卷风研究人员的动作大片。
[7] 阿拉莫(Alamo)，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在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曾被墨西哥占领。——译者注
[8] 迪士尼乐园甚至给史蒂文造成了精神创伤：“1959年，我父亲带我去神奇王国。一切都让我害怕极了：潜艇航行中海蛇的恐怖眼球，白雪公主里的老巫婆给我一个毒苹果，癞蛤蟆先生的狂野之旅。尽管这是那种让人发笑的恐怖，但直到我去过很多次，并且长大一点后才明白迪士尼先生的用意。”
[9] 那时作为亚利桑那州的一名业余电影人，斯皮尔伯格经常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影片。成为专业电影人之后，他拍摄了二战题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太阳帝国》《一九四一》以及电视连续剧《惊异传奇》中的《战火浮生》。他还将自己儿时的一部二战飞行题材影片《一个名叫乔的家伙》翻拍为背景设置在当代的《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