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凯尔特人”是一个非常情感化的话题，不仅是在欧洲，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是如此。就像一个美国人写信告诉我他的酗酒问题一样，身为凯尔特人的想法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情感支持——感到自己根植于一段英雄史诗般的过往，并获得了对自身行为的解释。你曾多少次听人说“这在我的凯尔特血统中”？如果试图剥夺这种支持，就会产生一种困惑和伤害的反应，正如西蒙·詹姆斯在他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出版后所发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凯尔特人的概念是一种信仰，尽管人们对其理解很模糊，但它支撑着对自我和传统的认识。考古学家如果出于严格的学术原因而希望解构这种信仰，就应该反思这样一种需求，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不得不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一需求需要不断地重申和重新解释他们所认为的种族的象征。凯尔特人的概念一直在演变。

因此，在最后一章中，让我们回顾一下居住在我们的世界、信仰和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凯尔特人。

对早期的希腊人(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地理学家如赫卡泰俄斯)来说，凯尔特人是西欧的蛮族，从伊比利亚和高卢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的源头。这种理解很可能是基于围绕着地中海西北部海岸的希腊殖民飞地提供的实际信息，这些殖民地建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其中包括马萨利亚(马赛)、阿加特-堤喀(Agathe Tyche，意为“好运”，即今天的阿格德)和恩波里翁(Emporion，即今天的安普利亚斯)。关于凯尔特人的知识可能来自希腊定居者和当地居民的直接接触，还有可能来自曾经深入内陆的旅行者。公元前4世纪末，来自马萨利亚的著名探险家皮西亚斯指出凯尔特人的领土向北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几个世纪后，恺撒证实了这一说法。

在这个阶段，凯尔特人(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占据着高卢中部和西部，而另一些则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中部和西部，被称为伊比利亚凯尔特人(Celtiberian)。虽然这两个地区的物质文化不同，但他们的语言很类似。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希腊作家常常把他们统称为凯尔特人。也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爱尔兰和不列颠就可能使用相似的语言。

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罗马世界开始与北方的迁徙的蛮族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触，他们称这些部落为“凯尔特人”(Keltoi或Celtae)、高卢人(Galli)和加拉太人(Galatae)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定居者、掠夺者和雇佣兵，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起源于高卢的“凯尔特地区”，但是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迁徙群体的故乡可能分布在更广阔的区域，向东一直延伸到波希米亚。对这些群体的了解使人们对“凯尔特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一种有独特信仰和行为模式的蛮族武士。

在某种程度上，考古证据证实了这些凯尔特部落之间文化相似性的观点。他们许多属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拉腾文化，这一事实至少意味着他们接受一种共同的行为和信仰制度，尽管不同的群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重新阐释。因此，在古希腊罗马世界，西欧和中欧那些流动性的、好战的群体属于一个民族，即凯尔特人，对他们可以像对外来的蛮族人那样进行夸张的刻画和描绘。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凯尔特人的进攻威胁平息后，这个形象就微妙地转变为波赛东尼奥眼中“高贵的野蛮人”，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后，古典作家对于凯尔特人的观点是逐渐变化的。起初(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他们只是欧洲西北部和西部的居民；后来(公元前4世纪)，他们成了威胁文明的蛮族人；最后(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一形象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成为学术兴趣的焦点。

考古学上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构成了一幅相互补充的图景。从长时段来看，在从伊比利亚南部到设得兰群岛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周围，有很多互动的网络，而海洋大大方便了这种互动。一系列主要河流将这一面向海洋的区域与欧洲大陆相连，几千年来，这些河流提供了交流的通道。如果把凯尔特人的语言(就像18世纪所定义的那样)看作是在大西洋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西洋地区的频繁交流而出现融合，成为在沿海和岛屿及其河流腹地所讲的一系列相互听得懂的方言，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古典作家根据他们知道的一个讲这种语言的部落的名字，将这个语言区域命名为“凯尔特地区”。

在公元前5世纪，在讲凯尔特语的地区出现了早期的拉腾文化精英。从这个核心地区，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传播到大西洋地区，先是到了不列颠岛，后来又到了爱尔兰，在通常所说的“凯尔特艺术”中，这一体系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达。在此过程中，凯尔特语的一种方言可能也得到了传播，虽然可能并没有到达爱尔兰。传统上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是迁徙和入侵，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反而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地区当地文化的延续性。变化可能会通过对精英仿效的交换网络来传播，也就是说当地的领导人会通过接受“外国的”思想和风格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今天的考古学家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异议。

早期拉腾精英地区南部和东部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考古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至少在最初，大规模民众迁徙是由讲凯尔特语的群体的迁徙所引发的，这种迁徙对意大利、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造成了冲击。这些群体的“凯尔特身份”可能与大西洋沿海高卢和不列颠的群体大相径庭，与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些讲凯尔特语的人也大相径庭，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早期拉腾文化的影响。

将这一范围广泛的完全不同的群体称为“凯尔特人”是否合适呢？把他们称为讲凯尔特语的人，并把“凯尔特人”一词限制在高卢中部和西部的民族，这样会少一些误导，因为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皮西亚斯、波赛东尼奥和恺撒都明确认为后者是凯尔特人。

那些在罗马控制下的讲凯尔特语的地区逐渐采用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语言，当地的基因库无疑会被商人、士兵和行政人员引进的地中海、东欧、非洲和近东的基因所稀释。尽管公元4世纪时，凯尔特语仍被一些不列颠人和高卢人使用，罗马化的同质化效应很可能使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变得模糊，并创造出新的种族认同。后来北欧人迁徙到这些地区，在维京人/诺曼人时期达到**，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化。公元7世纪以后，高卢和不列颠的大部分人口都不能再被认为是古代讲凯尔特语的人的继承者。

但西部偏远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阿莫里卡、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讲凯尔特语的当地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元后前八个世纪破坏性事件的影响。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海洋仍然是他们之间主要的交流途径，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讲凯尔特语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大西洋偏远地区的文化认同，这里成为文化繁荣的中心，而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对基督教的独特解释的启发。在精英领导下的拉腾艺术的发展和爱尔兰受早期基督教教会启发的艺术繁荣之间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艺术都象征着一种根植于社会内部的复杂信仰和行为，并且发展都超出了其中心地区。

这些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分，这很难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自认为是凯尔特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部落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认同感。然而，尽管如此，西部早期讲凯尔特语的基督教群体是史前同一地区讲凯尔特语的异教徒的直接继承者。在使用“凯尔特基督教”或“凯尔特西部”这样的表达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并非毫无道理。

图18　Carn杂志，一份致力于推进西部“凯尔特”社会事业的出版物

凯尔特人的形象在18世纪被召唤出来，经过精炼和改造，以迎合19世纪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毫无疑问，这一形象被现代的许多包袱所拖累，其中大部分是从黑暗的民间传统中挖掘并净化出来的，或者只是为了给政治抱负带来一种正统的感觉而发明出来的。然而，新凯尔特人对自己形象的刻板化只是重新定义了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已经扎根于他们遗产的本土性质，以及他们顽强地幸存下来的语言。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就为北方边境上的野蛮人提供了一种身份，以便更容易地应对他们的外来性。这些新凯尔特人所做的不比那些希腊和罗马作家多。

凯尔特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他们不断被重塑，重塑他们的有时是外部观察者，有时是他们自己。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纯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认为今天的布列塔尼人可以自称凯尔特人的后裔，因为根据恺撒的说法，高卢中部和西部的居民称自己为“凯尔特人”，并且从那时起，人口变化相对较小。其他没有任何地区符合这三点的。许多人会发现这个定义过于狭隘，认为所有那些今天经常使用凯尔特语的地区，都可以声称与史前时期的凯尔特人有某种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哈尔斯塔特时期贵族或拉腾精英的后裔，而是说他们是更古老的大西洋文化和语言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