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危机

大公遇刺所引发的危机，起初似乎并不比1908年以来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六七起危机更严重，在列强的干预下，这些危机都得到了和平的解决。但奥地利人现在决心彻底粉碎他们的塞尔维亚敌人。他们发布了最后通牒，如果被接受，塞尔维亚将成为奥匈帝国的附庸。这是俄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奥地利人知道这一点。因此，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前，他们得到了来自柏林的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将予以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发出这张“支票”时，德国政府知道自己至少面临着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但此时，柏林方面认为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德国的军事领导人盘算着，趁俄国人还没有完全从1905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越早越好，而不是三年之后，因为到那时俄国将完成法国资助的铁路建设和动员计划，使其军事实力上升至一个新台阶。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法国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激进民族主义的阶段，在军事和心理上都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俄国，泛斯拉夫的公众舆论强烈要求战争，虽然俄国政府很清楚军队和整个政权都很薄弱，因为动摇了整个政权的1905年革命余响未歇。至于英国人，他们对巴尔干半岛事务的兴趣微乎其微，自己国内的问题则压倒一切。但如果有欧洲战争，他们不太可能袖手旁观，看着法国被德国击败，德国的许多宣传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把英国当作他们的主要敌人。对德国来说，在欧洲的胜利不仅会使其成为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强国。

因此，1914年7月的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要理解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我们现在必须看看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要素：军事活动和“人民的**”。

1914年的军事形势

德国在1866—1870年的胜利揭开了欧洲军事史和政治史的新篇章。德国的胜利通常被归因于两点：一个是战略，另一个是战术。第一个是德国在战场上部署比它的对手强大得多的军队的能力，而这本身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这使得将空前数量的人员迅速部署到战区成为可能；另一个原因是实行普遍的和平时期征兵制，这不仅确保了士兵的数量，而且确保他们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并能在需要时迅速动员起来。到了1871年，德国军队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空前的组织能力，这是总参谋部的任务，而总参谋长实际上成为整个部队的总司令。这还要求将指挥权下放给中层和下级军官，让他们承担起新的责任。战争不能再在一个将军的眼皮底下进行和决定，而是可能会像在日俄战争中那样，延伸几十英里。一旦他在战场上部署了部队，总司令就只能坐在前线后方几英里的司令部里，希望获得最好的结果。

第二种因素，即远程武器的发展，使战线延伸得更长。步兵开始使用后膛装弹和有膛线的火器，这既增加了射程，又提高了精度。若不是与此同时火炮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提供火力支持，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甚至从1870年起，射程就大大增加了。到190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装备了步兵步枪，射程可达1000码，致命的精确射程为500码。野战炮现在射程可达5英里，每分钟可发射20发炮弹。此前，重型火炮只用于攻城作战，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进行运输，变得更加机动，可以打击超过25英里范围内的目标。因此，军队在能看到敌人之前就可能遭到攻击，更不用说攻击敌人的阵地了。

1899年，波兰作家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发表了一本关于作战分析的开创性著作《未来的战争》(La guerre future)。他指出，在今后使用这种武器的战争中，进攻是不可能的。战斗很快就会陷入血腥的僵局。在战场上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的费用将会令人望而却步。交战国的经济将不堪重负，随之而来的强加在平民身上的困难将会导致欧洲各地的革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对此感到恐惧。这句话如此准确地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果，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没有更多地重视它？但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发生的两场战争表明，虽然新型武器无疑会造成可怕的损失，但决定性的战役仍有可能打响并取得胜利。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尽管布尔步枪手技术精湛，勇气可嘉，英国人最终还是赢得了战争并平定了这个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骑兵，而多年之前军事改革家们已经在预言骑兵的灭亡。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双方都使用了最先进的现代武器，日本人通过熟练的步兵和炮兵战术，以及士兵奋不顾身的勇气，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击败了俄国人，迫使他们求和。欧洲军队得到的教训是，对拥有最新武器并且士兵不惧怕死亡的军队来说，胜利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另一个教训是，胜利必须迅速。一场持续了一年多一点的战争导致了俄国发生革命，并把日本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布洛赫曾预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样一场战争，用德国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话来说，就是“数百万人的军队花费数百万马克”。这句话被人们记住了。欧洲列强都准备打一场短平快的战争，因为出于现实考虑，它们不能打持久战，而要打一场这样的战争，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进攻。

“军备竞赛”

在20世纪前10年里，欧洲列强卷入了一场竞争性的武装部队现代化进程，后来这被相当不准确地称为“军备竞赛”。日俄战争的教训被认真研究，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在竞争对手之前很早就意识到了防御工事对保护步兵免受炮火攻击的重要性，以及机动重炮的巨大优势。机关枪也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但它们每分钟600发的射速造成了弹药供应的问题，这使它们很难在机动战中被使用。所有的军队都将机关枪纳入到他们的军火库，但直到1915—1917年在西线的防御战中，它们才有了用武之地。所有的军队都放弃了他们五颜六色的军服(习惯了在殖民战争的尘土和沙漠中作战的英国人已经这样做了)，穿上了各种各样泥巴颜色的衣服，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泥巴中作战。法国的士兵是个例外，怀旧的民族主义政客们强迫士兵保留他们独特的猩红色裤子，结果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在引进飞机和汽车的新技术方面，各国也展开了竞争，尽管在1914年，飞机才刚刚开始用于辅助骑兵侦察，而汽车主要用于运送参谋军官和高级指挥官。在整个战争期间，铁路以外的运输和牵引绝大多数仍然是靠马拉的。一旦离开了火车，军队并不能比拿破仑甚至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军队移动得更快。最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无线通信及其拦截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海战中。但是在陆地上，由于通信设备过于沉重，在总部以下的实际作战中依然无法使用。

在军备方面，1914年的所有欧洲军队至少是旗鼓相当的。只有在使用机动重炮的情况下，德军才能出奇制胜。让军事规划者们彻夜难眠的不是敌军的装备，而是其规模。这最终取决于人口规模，但也受到限制征兵范围和期限的社会限制及财政的影响。在有关的主要三个大国中，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人口为6700万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过了法国的3600万人，但远远低于俄国的1.64亿人。在法国，民主对军国主义的不信任曾将服兵役限制在两年之内，但80%以上的可用人力都被征召。在德国，服兵役持续三年，但应征入伍的人数受到预算考虑和国会抵制的限制，军队本身也不愿意在不断增长的(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城市人口中征兵。1911年以前，只有54%的可用人力被调集，这使得德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兵力为61.2万人，而法国军队的兵力为59.3万人。俄国的人口和军队规模(134.5万人)看起来很可怕，但由于缺乏铁路来部署军队，加上1905年如此屈辱地战败暴露出的行政无能，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当时俄国对德国的威胁微不足道，以至于施里芬在他那一年遗赠给他的继任者的“计划”中，几乎完全将其忽视，而是把德国军队的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对付法国。

俄国在1905年的失败也许使德国人安心，但使法国人感到恐惧。1908年后，他们开始向俄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并通过预计于1917年完成的军事改革方案重新装备其军队。现在轮到德国人感到警惕了。他们再也不能低估奥匈帝国作为盟友的重要性，两国国内都有很多关于斯拉夫对西方文明威胁的言论。对德国自身军事建设的限制消失了，1912年，他们推出了一项快速扩军计划，到1914年，德国军队的规模已经增至86.4万人。作为回应，法国人将自己的服役期延长至三年，使和平时期的兵力达到70万人。在这两个国家，额外的开支都是通过议会匆匆通过的，因为议会越来越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他们国家的存亡受到了威胁。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国和法国各动员了大约400万人，其中170万德国人和200万法国人在西线对峙。

战争的决定

上文就是1914年7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时的背景。奥地利人决心在必要时动用武力镇压塞尔维亚人，并依靠他们的德国盟友来牵制俄国人。德国人相信他们能够震慑住俄国不去干预，即使震慑不了，他们也宁愿在自己的军队处于实力顶峰的时候参战，而不是在军事力量的天平无情地向对手倾斜的时候拖延。他们不想让奥地利人失望。奥匈帝国是他们唯一的盟友(他们完全正确地忽视了意大利人)，它的耻辱和可能的解体将对德国的声望和权力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俄国也在进行类似的盘算。对俄国人来说，放弃塞尔维亚就是背叛整个斯拉夫事业，失去19世纪初以来在巴尔干半岛所获得的一切。最后，对法国人来说，任由俄国战败将等于以和平的方式默许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并使自己沦为一个三流国家。

在柏林，这一切都很清楚。通过支持奥地利人，德国人知道他们有可能会引发欧洲战争，但他们希望赢得这场战争。唯一的问题是，这会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吗？英国也会加入其中吗？

柏林几乎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影响，因为那里的决策者处于心理学家所说的那种“认知失调”状态。英国被广泛认为是德国的终极敌人，如果德国想要获得其作为世界强国的应有地位，就必须战胜这个对手。然而，在德国的军事方案中，英国几乎被忽略了。陆军把它留给了海军，认为英国派去援助法国的远征军规模太小，不必担心。但德国海军无能为力，或者说自以为无能为力，除非它建立起一支能够挑战皇家海军的公海舰队，而当时它还没有能力这样做。对德国海军部长格拉夫·冯·提尔皮茨上将(Admiral Graf von Tirpitz)来说，这场战争的时机选择是灾难性的。任何派往欧洲大陆的英国远征军都可能会卷入其同盟的失败，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而且将再次发生)，但是，战争仍然可以像拿破仑时代那样继续下去，成为一场没有人计划、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人能打赢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因此，德国政府是在拿英国的中立作赌注，而在1914年7月，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赌注。自1906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忙于处理国内的工业动乱和迫在眉睫的爱尔兰内战。自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以来，英国军方领导人一直在与他们的法国同事进行非正式但详细的讨论，探讨是否可能向欧洲大陆派遣一支远征军，但政府认为，向一个基本上是和平主义的议会透露这些信息是不明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所有部署都建立在要与德国开战的假设之上，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人们普遍对德国的政策指向感到担忧，但左翼和自由派的观点仍然是坚定的中立。一边是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厌恶，另一边是对俄国专制政权的敌意，后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对异见人士的残酷迫害同样冒犯了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威胁大英帝国利益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和俄国，而不是德国。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依然很密切。因此，公众舆论和议会的支持仍然很不确定，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无法明确保证，如果危机演变成战争，英国将与协约国的盟友并肩作战。如果德国没有入侵比利时，英国是否会保持中立，以及会保持多长时间，这些都不好说。但是德国入侵了比利时，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

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德国的军事规划者一直面临一个基本的战略问题。夹在西边敌对的法国和东边敌对的俄国之间(通常还有南边敌对的奥匈帝国)，他们避免战败的唯一希望一直是在另一个敌人介入之前先击垮其中一个。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俾斯麦在两次冲突中都成功地让俄国保持中立，但在1891年，法俄同盟以最严峻的形式使这一困境再度出现。先消灭哪一个敌人呢？施里芬坚定地选择了法国。在波兰广阔的平原上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如果法国被击败，俄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屈服。但是，怎样才能对法国取得迅速而有决定性的胜利呢？自1871年以来，法国已经在其与德国的边境沿线修建了强大的防御工事，1870年的情况似乎不可能重演。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通过中立的比利时从侧翼对其发起打击，这一攻势足以及时击败法国军队，并将部队向东转移，以抵御预料之中俄国的进攻。正如我们所见，施里芬本人并没有把俄国的威胁当回事，但到了1914年，这种威胁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以至于德国的军事规划者有时担心，俄国军队可能会在他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巴黎之前进入柏林。因此，对比利时的大规模入侵是德国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912—1913年的改革所导致的德国军队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军事计划可能有自己的章法，但没有内在的逻辑。为了在奥匈帝国与俄国围绕塞尔维亚而起的冲突中支持奥匈帝国，德国竟然要进攻与这场冲突无关的法国，并且是从进攻比利时入手，而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1831年签署的一个条约所保证的，德国和英国都是签字国。可见，德国总参谋部的这个决定肯定是没有逻辑的。德国首相西奥多·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dore von Bethmann Hollweg)认为他的任务不是去质疑这一决定，而是要证明这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中对国际法的必要违反，这在柏林的事态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为了使战争显得公正和具有防御性，必须使俄国显得像是侵略者，这是德国政府在危机最后几天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不出所料，塞尔维亚拒绝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宣战。此后，军事上的考量主导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决策。7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极其犹豫地下令动员所有俄国武装部队。人们普遍认为，动员不可避免地会导向集结(Aufmarsch)，即为侵略邻国而部署军队，这种部署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战争。因此，动员就像拔枪的动作，谁先这么做，谁就享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如果俄国不首先这样做，与更紧凑和组织更好的德国相比，其行政上的落后以及后备役军人不得不从事的长途跋涉，将使它处于同样巨大的劣势。事实上，无论是对它还是它的法国盟友来说，动员都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但对德国来说，动员确实会直接导向集结，而集结直接导向对比利时的入侵。俄国的动员给它提供了借口。惊慌失措的德皇在最后一刻试图拖延事态的发展，但无济于事。8月1日柏林发出了动员令，第二天发出了要求自由通过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在遭到拒绝后，德国军队于8月3日越过了边境。

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见图2)，统一了英国在此之前一直存在严重分歧的公众舆论。自16世纪以来，英国海军政策的信条之一就是不允许低地国家落入敌对势力之手，这一信条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与党派政治无关。英国政府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的中立受到尊重。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德国的回应，英国于8月4日向德国宣战。自由主义对小国权利的关注，加上传统的保守主义对维持欧洲力量平衡的关注，使得议会的支持几乎是一致的。整个大英帝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图2　比利时难民：德国入侵后的“最初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