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所有的海洋上进行的，并最终涉及各大洲的交战者，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其称为“世界大战”。但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300年里，欧洲列强一直在全球各地互相争斗。参与这场战争的人简单地称之为“大战”(the Great War)。就像以前所有的战争一样，它一开始只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欧洲战争，这场战争源于欧洲列强相互冲突的野心和共同的恐惧。其过程如此可怕，其后果如此惨烈，与其说是因为其全球规模，不如说是军事技术和参战各国人民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战争后写道，战争是由政府政策、军事活动和“人民的**”组成的“三位一体”。如果我们要理解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经过，就必须考虑这三者中的每一个因素。

1914年的欧洲列强

除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欧洲“列强”(现在仍然这样称呼)与前两个世纪基本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强大的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它是普鲁士王国在1866年对奥地利帝国和1870年对法国的胜利战争中建立的。法国因战败而沦为二流国家，并对此愤愤不平。自1867年以来，讲多种语言的奥地利帝国被重组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君主国，并作为德国的盟友接受从属地位。虽然匈牙利是一个准自治国家，但这个君主制政体经常被简单地称为“奥地利”，其人民被称为“奥地利人”，就像英国在国外通常被称为“英格兰”，其人民被称为“英国人”一样。在这些大陆强国的两侧是两个帝国，它们的利益只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有关。一个是庞大的沙皇俄国，它有一半以上的领土在亚洲，在东南欧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有时是断断续续的；另一个是英国，英国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同时扩张并巩固自己在海外的势力。除了北非的沿海边缘地区之外，西班牙帝国海外的残余部分在19世纪初被美国占领，现在已沦为三流国家。它在欧洲列强中的位置已经被意大利取代。1860—1871年，在萨沃伊王朝的统治下，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虽然这种统一是表面上的，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但仅仅其阻碍价值就引起了其他列强谨慎的尊重。

直到18世纪末，这些列强在社会构成上一直是同质的。这些社会仍然主要是由土地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并由被教会合法化的王朝实行统治。100多年后，这一切要么已经彻底改变，要么正在发生迅速而不稳定的变化，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变化的进程是非常不平衡的。

英国

英国一马当先。到20世纪初，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土地贵族在社会上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政治权力的最后残余正被下议院夺走。在下议院中，两个主要政党展开角逐，不仅争夺中产阶级的选票，而且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还要争夺工人阶级的选票。1906年，一个由自由派和激进派组成的联盟上台，并开始为建立福利国家奠定基础，但它不能忽视在这个世纪初英国所处的矛盾困境。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强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帝国的骄傲拥有者，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这个帝国的中心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岛屿，它的财富依赖于世界贸易，更重要的是，它的城市需要进口食品。皇家海军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s)既维系着帝国的统一，又保证了英国人民的温饱。失去制海权是一场噩梦，这个问题困扰着历届英国政府，主导着它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理想情况下，它们希望远离欧洲争端，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的邻居或单独或集体可能会威胁到其海上霸主地位，都会引起举国上下的担心和关注。

法国

在1689—1815年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一直是法国，而又过了将近100年，英国才意识到情况已不再如此。法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而在这方面法国本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三大支柱——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制，并将土地分给了小佃农。从此，他们一直坚决抵制任何可能剥夺其土地的动向，无论是反动还是进一步革命。他们的生活方式既不鼓励人口增长，也不鼓励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的资本积累。1801年，法国的人口总数达到了2700万，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1910年，这个数字才只有3500万，而同时期英国人口已从1100万增加到了4000万，新统一的德国人口已超过6500万，而且还在增加。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法国将目光转向对非洲的征服，这就使其与英国的帝国利益产生了摩擦，就像地中海东部的传统对抗一样，但对法国人来说，这些都是边缘问题。法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歧，一边是那些从革命中获益的人，另一边是那些在天主教会领导下仍然拒绝接受这一现实的人，还有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想要把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法国依然很富裕，依然占据着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其国内政治斗争一触即发。在国外，1871年德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吞并既没有被忘记，也没有被原谅，对德国力量的恐惧使法国焦虑地依赖于它唯一的盟友——俄国。

俄国

19世纪英国害怕的另一个大陆对手是庞大的沙皇俄国，它向南部和东部的扩张威胁着通过中东通往印度的路线(这导致英国支撑垂死的土耳其帝国)和印度的边境。当然，俄国的潜力是巨大的(今天依然如此)，但由于社会的落后和政府的低效，其潜力受到了限制(今天依然如此)。

在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姗姗来迟，后来的发展也主要缘于外国投资和专业技术的输入。20世纪初，沙皇统治着1.64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才刚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他们仍然实行着西欧从未有过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由未受任何改革影响的东正教所支持，并借助庞大而昏庸的官僚机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分为“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前者以欧洲为榜样，试图引入经济发展和负责任的政府；后者则认为这些思想是堕落的，希望保留斯拉夫的历史文化。但是接连的军事失败——1855—1856年被法国和英国打败、1904—1905年被日本打败——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彼得大帝的教训：国外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农奴制被废除了；在1905年的失败和革命之后，出现了一种代议制。19世纪90年代，铁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使俄国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达到了经济“腾飞”的水平。但该政权仍然很担心，无论工业发展对军事效率多么重要，只会鼓励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残酷镇压只会把他们推向极端的“恐怖主义”(这是俄国革命者在19世纪发明的一个术语和技术)，从而为进一步的残酷镇压提供了理由。这使俄国成为自由西方世界的一个必要但又令人尴尬的盟友。

19世纪末，俄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向亚洲的扩张上，但在1904—1905年被日本击败后，它将注意力转向了仍由奥斯曼帝国所支配的东南欧。在那里，最初以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基督教团体为基础的民族抵抗运动曾向俄国人寻求支持，首先是以基督徒的名义，其次是以斯拉夫同胞的名义。在19世纪，这三个地区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在奥匈帝国也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近亲克罗地亚人。新斯拉夫民族在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独立方面越成功，哈布斯堡家族就越担心，担心自己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会越来越难以对付，担心俄国在鼓励他们起这样的作用。

奥匈帝国

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俄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凝聚力，尽管波兰人和爱尔兰人等“从属民族”已经在为独立而斗争。但哈布斯堡王朝完全是由“从属民族”组成的。在18世纪，德意志精英占统治地位，但即使对德意志人来说，在北方的新德意志帝国中也有一个毗邻的家园。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将自己转变为“二元君主国”，赋予最强大的从属民族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王国准独立的地位，与德意志“奥地利人”共享一个君主(自1848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南欧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支军队、一个财政部和一个外交部。和德意志人一样(实际上还有英国人，他们非常崇拜英国人，其布达佩斯的国会大厦就是模仿英国的建筑)，马扎尔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等民族，他们压迫着自己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这个二元君主国的西半部，德意志“奥地利人”不仅统治着北部(捷克人)、东北部(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南部(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还统治着为新生的意大利王国所觊觎的阿尔卑斯山南部山坡上讲意大利语的地区(还有讲德语的南蒂罗尔)。与布达佩斯强硬的马扎尔小地主不同，维也纳理性的官僚们试图宽容地对待他们的臣属民族，并赋予他们与德意志人平等的权利。其结果是使维也纳的政府机构瘫痪，迫使皇帝通过颁布法令进行统治。维也纳丰富的文化交融无疑使其成为一座独特的、充满活力的艺术之城，但其知识界对未来充满忧虑，有时甚至是绝望。

德国

最后是德意志帝国，它是所有列强中最复杂、问题最多的一个国家。

1871年，德国的统一创造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将欧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政体结合在一起。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官僚机构和军队来统治普鲁士，而这两者都来自主要扎根于东部省份的“容克贵族”。他们憎恨国会(Reichstag)的存在，因为国会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一直在追求权力，却未能成功。在新统一的帝国，国会代表着扩大了的德国人口的全部：在东部拥有大片土地的农业保守派，北部和西部的实业家，南部巴伐利亚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莱茵河和鲁尔河流域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社会主义领导者。国会投票通过预算，但政府是由皇帝任命的，并对皇帝负责。国会和皇帝之间的主要中间人是总理。该职位的第一个担任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曾利用他从德皇那里获得的权力，让国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他的继任者只不过是向国会传达皇帝的决定，并操纵国会以确保预算的通过。在皇帝本人看来，他们几乎是家庭的仆人，地位比总参谋长要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人格至关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霍亨索伦家族出现了威廉二世(见图1)，他本人具有三种可以说是当代德国统治精英的特征：古老的军国主义、过分的野心和神经质的不安全感。这不仅是德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世界的不幸。

图1　威廉二世：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

军国主义在旧普鲁士的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被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军国主义创造了这种文化，正如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法国的胜利创造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在新德国，军队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正如在旧普鲁士一样。通过三年的普遍兵役制，这种支配遍及各个阶级。资产阶级通过服预备役获得了宝贵的穿军服的权利，并模仿了容克军事精英的习惯。在较低的层次上，退休的军士在当地社区占支配地位。德皇总是穿着制服，在一群军事随从的簇拥下，以最高统帅的形象出现。在国外，这种不断举行游行、穿军装、庆祝1870年胜利的军国主义被视为是荒谬的，而非邪恶的。如果这没有与第二种品质——野心联系在一起的话，可能仅止于此。

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他本人也满足于维护它，但他的继承者不那么容易满足。它完全有理由雄心勃勃。它是一个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拥有音乐、诗歌和哲学的卓越遗产，其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学者(更不用说士兵了)令全世界羡慕。在煤炭和钢铁的产量方面，德国已经超过了英国，其工业家与科学家一起开创了一场基于化工和电力的新“工业革命”。德国人以其独特的优越文化而自豪，这种文化在其东部邻国的暴虐野蛮和西方腐朽民主之间保持着平衡。但是，在这个自豪、繁荣和成功的国家内部，一条深深的裂痕正在形成，并且随着它的繁荣不断加深。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影响，他们的领导者虽然不再是革命者，却日益迫切地要求扩大民主，废除社会特权。到了1914年，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

有产阶级内部也争吵不断，主要发生在东部的土地所有者和西部的工业家之间，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就通过一种基于“民族伟大”(national greatness)主张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来与之斗争。在德皇的领导下，德国右翼政治领导人开始主张德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强国(Weltmacht)。这个级别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大英帝国，但如果要与英国竞争，德国不仅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还需要一支强大的舰队。要为这样一支舰队筹集资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只有在英国被描绘成为德国必须战胜的下一个强大对手时，这种宣传才会有效。

竞争对手联盟

德国自认为已经被敌人环绕。当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时，他非常清楚，邻国们自然会联合起来反对，他想方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法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即使只是因为它被迫放弃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因此，他试图通过鼓励法国的殖民野心来使其与英国发生冲突，并通过将欧洲其他大国都束缚在他自己的联盟体系中，以确保法国无法找到同盟。奥匈帝国根本就不具有任何问题。由于受到内部问题的困扰，它很高兴地与德国在1879年缔结了同盟。奥匈帝国的天然敌人是刚刚统一的意大利，意大利觊觎阿尔卑斯山南麓和亚得里亚海南端讲意大利语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仍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但俾斯麦通过支持意大利对法国及其地中海属地的领土主张，将奥匈帝国与意大利联合起来，结成了三国同盟。

还有两个侧翼力量——俄国和英国。如果有机会，俄国将是法国强大的盟友，而这是俾斯麦不遗余力所要避免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培养与俄国之间的友谊，并通过1881年缔结的一项协议将其与他的“体系”联系在一起，并在6年后以《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的形式进行续约。对英国来说，法国和俄国是其天然对手，所以让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来控制它们正合英国政治家的心意。有一件事让俾斯麦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心，那就是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打破俾斯麦精心维持的这种不稳定的均衡。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促成了一项协议，将巴尔干半岛划分为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并赋予后者对奥斯曼帝国最北端、最动**的省份波黑的“保护国”地位。这一方案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但俾斯麦的“体系”在那之前早就开始瓦解了。

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俾斯麦的继任者未能与俄国续签条约，从而使其成为法国的潜在盟友。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对俄国来说，这个新崛起的强大德国如果不是一个盟友，就是一个威胁，只有与法国结成军事同盟才能与其对抗。无论如何，法国都是俄国经济现代化所须投资资本的充足来源。因此，1891年，两国之间签订协约，以对抗三国同盟。两个敌对团体开始在增强军事力量方面展开竞争。

起初，英国对它的传统对手之间的联盟关系感到警惕。正常情况下，国际关系的这种变化会促使它与德国结盟，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传统不愿卷入任何错综复杂的欧洲大陆联盟，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外交异常笨拙。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德国的决定，即要建立一支能够挑战英国制海权的海军。

德国既然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为什么还需要海军呢？至少对英国人来说，这并不好理解。迄今为止，尽管存在工业上的竞争，英国与德国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但是现在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军舰数量和质量优势的“海军竞赛”，这即将改变英国的公众舆论。到1914年，英国已经决定性地领先了，这仅仅是因为它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造船业，而不需要像德国人那样承担陆上军备竞赛的负担。但英国人所担心的不是德国已经建立的舰队，而是德国可能建立的舰队，特别是如果一场成功的战争让它获得了欧洲大陆军事霸权的话。

因此，英国修补了与传统对手的关系。1904年，它解决了与法国在非洲的分歧，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友好协议”(l’ entente cordiale)的关系。还有沙皇俄国，它往南向印度边境的扩张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们的噩梦，并导致英国在1902年与崛起的日本缔结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正式联盟。三年后，俄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被击败，并处于革命的边缘。因此，1907年，俄国很高兴地与英国就波斯和阿富汗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达成协议，从而建立了“三国协约”。在欧洲之外，英国小心翼翼地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1899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并吞并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属地，这激发了美国海军扩张的欲望，但英国政治家意识到，美国的巨大资源意味着，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因此，英国几乎放弃了在西半球的海军存在，并精心培育了基于盎格鲁-撒克逊血缘关系和共同政治价值观的英美精英之间的和谐，从而平息了传统的对抗。

尽管除了与日本结盟外，英国没有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联盟，但德国人抱怨说，英国人正在编织一张网来包围他们，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11年，当德国战舰到阿加迪尔港口，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以此羞辱法国时，英国明确表达了对法国的支持。许多英国人和德国人开始视对方为天敌，认为两国之间必有一战。

但是，当三年后战争真的爆发时，却发生在欧洲另一端的巴尔干半岛，正如俾斯麦本人悲观地预见到的那样。

巴尔干危机

没有了俾斯麦的安抚之手，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英国和德国的关系一样恶化。奥地利人最害怕的巴尔干国家是塞尔维亚，特别是因为他们在波黑的保护国地位将许多塞尔维亚人置于奥匈帝国的控制之下。1903年，贝尔格莱德的一场政变推翻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Obrenovic dynasty)，因为这个王朝对奥匈帝国持一种和解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致力于通过解放在外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来扩张塞尔维亚的政权。5年后，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波黑，以方便其控制这些省份。作为回应，塞尔维亚政府为波斯尼亚塞族人发起了一场公开的“解放运动”，并在塞尔维亚军队内部人员的训练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黑手”。与此同时，在俄国的鼓励下，塞尔维亚率先与希腊、保加利亚和黑山组成“巴尔干联盟”，致力于最终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1912年，他们的机会来了，当时土耳其人在利比亚的领土遭到了意大利的进攻，正忙于防守。意大利政府有着宏伟的野心(预计墨索里尼的野心会在一代人之后实现)，想要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在那一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巴尔干同盟把土耳其人赶出了整个半岛，只留下阿德里安堡周围的一个桥头堡。1913年，战胜国之间为瓜分战利品而进行了第二次战争。

这两次战争的结果是，塞尔维亚的领土和人口翻了一番，其野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在维也纳，支配情绪的是恐惧和沮丧：对塞尔维亚明显不可阻挡的进军感到恐惧(这一切都给了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以鼓励)，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沮丧。1914年6月28日，在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一名由塞尔维亚资助的“黑手”训练和武装的青年恐怖分子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 Princip)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