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评论家荷宫和子自信地说：学生运动已绝灭。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生气，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什么叫“愤怒”。更因为没有主见，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愤怒”，甚至为什么“反对”。

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已经风一样地吹过去了，今天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运动的参加者们始终保持着令人费解的沉默。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借助主人公表达了对学运领袖的不信任：“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到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造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鸣得意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进人家裙子里去——全是这玩意、这号人。”尽管“有一种创伤写在水中，河流般蜿蜒下去”，但记忆已变成遁世者、逃避者的误解。

战死学生日记引发的反思、麦克阿瑟的民主化改革、生活困难但学费不断上涨、共产党的合法化、战前学生运动的遗产等等原因，使得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校园里，学生运动蓬勃兴起。1946年5月，战前学生运动三大主力之一的早稻田大学（另外两个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组成日本第一个全体学生参加的学生自治会，各大学纷纷仿效。12月，早稻田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动6000名学生上街游行，提出复兴教育、解冻存款等要求。

1948年9月18—20日，“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即“全学联”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反对殖民地式的教育体制、保障学问自由和学生生活等斗争目标和口号。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学生武井昭夫当选为“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本部设在东京大学校内，当时有145所大学、30万大学生参加。

那时的“全学联”处在日本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因为1/3的党员是在校大学生，其中包括武井昭夫。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双方出现矛盾。刚刚出狱的共产党领导人将占领军看作为“解放军”，因而对“全学联”领导下的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持批评态度，同时认为学生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学联”领导者却认为随着大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学生运动本身能够构成反体制运动，是推动革命的先驱性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军在行政机构、新闻界、产业界清除共产党。“全学联”发表非常事态宣言，反对战争，反对清除共产党，并举行抵制考试、罢课等活动，文部大臣被迫宣布放弃在校园清除共产党的措施。

在刚刚结束占领的1952年5月1日，为抗议片面媾和、反对政府制定《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全学联”的学生、市民强行进入禁止使用的皇居前广场，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有1200多人被捕，几十人受伤，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法政大学学生近藤居士，为战后学生运动中最初的牺牲者。

由于来自莫斯科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日本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1952年6月，“全学联”第5届大会将武井昭夫等27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撤职，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不少激进派学生离开校园，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反体制的暴力斗争，不仅遭到政府的镇压，而且也远离了国民，日本共产党丧失了国会中的全部席位。1955年7月，共产党再次转向和平斗争，对学生活动家打击沉重，无法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因此，1958年5月的“全学联”第11届大会作出“不信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机构”的决议。日本共产党宣布其决议无效，并对香山健一等72名“全学联”领导机构成员实施纪律处分。香山健一、岛成郎等人干脆另起炉灶，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同”），另外还有一个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学生组织——“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史称“新左翼”。1958年11月，“全学联”召开第13届大会，“革共同”掌握主导权，“全学联”与共产党脱离直接关系。

主张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共产同”影响逐渐扩大，因而在1959年6月召开的“全学联”第14届大会上，掌握主导权，主要领导职务均被其掌握，包括新委员长唐牛健太郎，提出以实力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打倒岸信介内阁的斗争目标。同年10月30日，有90所大学、35万名学生参加游行示威；11月27日，法政大学、东京大学的学生冲进国会，“全学联”5名干部被捕；1960年1月16日，岸信介首相由羽田机场前往美国签署新条约，“全学联”紧急动员700名学生占据机场大厅、食堂，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唐牛健太郎委员长等80人被捕。6月3日，“全学联”的9000学生冲击了首相官邸。6月15日，“全学联”决定在国会院内举行抗议集会，1.7万人的队伍集中在国会周围，其中有1500人突破警察防线进入国会院内。警察用警棍、水枪、催泪弹阻止学生，学生用石块还击。冲突中负伤者72人，被捕者167人，其中东京大学文学部三年级学生、脱离共产党参加“共产同”的桦美智子死亡。6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内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时，称赞桦美智子是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反安保”斗争结局被评价为“壮观的零”，“共产同”由此解体。1961年4月，“全学联”组成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简称“马学同”）为中心的新领导机构。同年7月，“全学联”召开了第17届大会，反对“马学同”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革共同关西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等三派反对“革共同”以及“马学同”的宗派主义及意识形态化的学生运动，主张联合所有学生进行斗争。相互之间发生冲突，“马学同”成员从附近木材商店取得木棍，将反主流三派驱逐出会场，是学生运动中最初的武斗。

1963年4月，“革共同”分裂成主张建立革命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简称“革马派”）和重视群众斗争的“中核派”。日本共产党所属“全自联”在1961年也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组成“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称为“结构改造派”，日本共产党所属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称为“民青系全学联”。1966年2月，原“共产同”的部分学生组成“第二共产同”，并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中核派”与部分原“共产同”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联合组成“三派全学联”，“中核派”成员秋山胜行任委员长。结果出现三个“全学联”，即“革马派全学联”、“民青系全学联”和“三派全学联”，其中“三派全学联”影响较大。

1967年10月8日，为阻止佐藤荣作首相访问越南南方，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的“三派全学联”学生在机场与警察发生冲突，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死亡，受伤者600余人，被捕者58人；同年11月12日，为阻止佐藤首相访问美国，“三派全学联”3000人在羽田机场附近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1968年1月17日，为阻止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进入长崎县佐世保港口，以“三派全学联”为中心的各派学生与防暴警察连续发生冲突，负伤者229人，被捕者64人；2月到3月，“三派全学联”与千叶县成田地区的农民一道反对成田新机场建设，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1000多人受伤，185人被捕；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学生组织在东京举行集会，并在新宿地区爆发大规模骚乱，电车、派出所等被烧毁，警方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加以镇压，769人被捕。

“全学联”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步进行，是必然？还是巧合？

在上述斗争过程中，学生组织出现新一轮的分化组合。结果形成了存在至今的日本共产党民青派（以东京大学为据点）、中核派（以法政大学为据点）、革马派（以早稻田大学为据点）、解放派（以明治大学为据点）等四个“全学联”，因而在60年代末出现的大规模校园纠纷中未能发挥指导作用，也没有积极参加预谋已久的197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斗争。80年代以后，更是在大学生中间失去了影响力，甚至专门监视左翼激进组织的公安部门——公安调查厅也对其失去了兴趣。

究其原因，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领域。学生组织及其以社会斗争为主的运动逐渐失去存在基础，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内部相互惨杀以及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更是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当然，作为社会主义象征的苏联与中国的变化——入侵捷克、中美和解等也是其衰退的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全学联”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步进行，是必然？还是巧合？如果是前者，那么结论就是：有限暴力反体制活动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执政者需要适当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