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事情的由来如此。不久以前，（季）镇淮曾谈过一次这文中的大意。最近本刊编者（余）冠英先生交来徐德庵先生的一封信（见后），内中说道，在本刊十六期读到彭啸咸（仲铎）先生的《释三五九》，想起古书中常见的另一数字“七十二”，却不知道它的来历如何，无暇考查。我看了信，告诉冠英先生，镇淮谈过这问题，详情不大记得，等碰见他，就请他答复徐先生罢。就在当天晚上，见了镇淮，我正要拿徐先生的信给他看，他已将文章（即本文的初稿）递过来了。事情居然如此凑巧！我回家和（何）善周谈起（他本是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愈谈愈兴奋，于是我们分头再搜材料。我们的收获更足以坐实这问题意义之重大，和镇淮的解释之正确。我索性将文章重写了一遍，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现在文章完了（牺牲了五日来食眠的乐趣），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续加的材料中，重要的都是善周的贡献，许多补充的意见也都和他磋商过，我只多说了些闲话，并当了一次抄胥。事前本已告诉过冠英先生镇淮有文章，并约定即在本刊和徐先生的信一同发表。现在文章里加入了我的一份儿，我更乐意这么办。因为徐先生是我久慕的，承蒙垂询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奉复，这回的问题既也是徐先生感兴趣的，就正好借《月刊》的篇幅，来专诚请教于徐先生，希望徐先生，和最先在本刊发动形式数字研究的彭先生，以及本刊读者们多多指正。

一多附识 三十二年三月二日 龙泉镇

附徐德庵先生致本刊编者函

冠英吾兄……顷者阅《国文月刊》十六期彭仲铎先生《释三五九》一文，叹其博辨，远过前人，多所发明，甚佩于心也。唯弟常以为“七十”一辞，今古亦往往用为表众多之虚数，或言“七十”，或言“七十二”，或言“七十余”，其义则一；此固夫人知之，然所以然之故，则猝难解矣。如能加以考证，明其原委，未始非一快事也。案“七十”用为虚数，先秦已开其端，至汉而应用益广。今俗语中犹有沿袭先秦“七十”者，若“七十子”，“七十二代”，“七十二钻”之类。前者虽在《史记》一书中，《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所举已有不同，然尚可信为实数；至《庄子》刳龟《管子》封于太山之言，则均为虚数无疑。下逮汉人，言多每称“七十”，亦无不为虚数。如以辞害志，执为真有，则为所误矣。兹就《史记》一书为例，如《项羽本纪》及《李广传》均称“七十余战”，《刘敬传》称“大战七十”，《曹参传》称“身受七十余创”，《儒林传》称仲尼“干七十余君”，诸如此类，皆非实数也。故窃恒谓此犹今言“十二分”，“十二万分”之类，意在表数之多，非其实然也。其语之遗于后世者，如“七十二候”，似有说矣；然“七十二行”、“七十二沽”等语，亦尽虚数。余如世俗常言“三十六”或“百零八”，当亦由此语增减得之。举上所陈，本非确知，第无由识其所以然耳。课务纷繁，无暇考证，兹读彭先生文，欣悦之余，特以此意问吾兄一陈，甚盼予以指正。或转向彭先生一谈，复为释以明其取义之由，是则所乐闻者矣。……草此敬颂。

著祺。

弟徐德庵顿首 二月九日

一

在十为足数的系统中，五是半数，五减二得三，是少数，五加二得七，是多数。古书中说到“三”或“七”，往往是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代表少数或多数的象征数字的。进一位，“三十”，“七十”也是如此。但说到“三十六”“七十二”，便难以理解了。如今且撇开“三十六”不谈，单谈“七十二”。

1.《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3.《续汉书·祭祀志》中《注》引《庄子》佚文：“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余处。”[2]

4.《大戴礼记·盛德篇》：“明堂自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5.《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6.又《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7.严遵《道德指归说目》：“上经配天，下经配地；**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3]

8.原来《列仙传》七十二人。[4]

9.《新序·杂事》二篇：“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

10.《续汉书·祭祀志》中《注》引桓谭《新论》（《正经篇》）：“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11.《路史·后纪》四《注》引《鱼龙河图》：“黄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5]，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

12.《礼记·杂记》下篇《正义》引《论语考谶》：“古者七十二家为里。”

13.《旧唐书·礼仪志》二引《易纬》：“三十六节”，又“七十二候”。

14.《御览》五二六引《汉旧仪》：“汉五年，修复周室旧祀，祀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以上都说明“七十二”。

15.《路史·后纪》五《注》引《黄帝出军诀》及《太白阴经》：“黄帝征蚩尤，七十一战，不克。昼梦金人……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战必克矣。’……乃于盛水之阳筑坛，祭太牢。有玄龟含符致坛……帝再拜受。于是设九宫，置八门，布三奇六仪，制阴阳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乙遁甲式，式三门，发五将，而征蚩尤以斩之。”

这是说黄帝七十二战而后斩蚩尤。同类的材料古书中想还有，但只上列十余事，已足够说明这个神秘数字一度风行的现象了。

二

“七十二”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意义，使它能如此风行呢？《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已给我们解答了这个谜。

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有一本作“七十”者，非也。

这个解释是有来历的。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

《孔子家语·五帝篇》：“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王肃《注》曰：“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长育，一岁之功，万物莫敢不成。”

而最具体的说明，莫过于：

《古微书》一五引《易坤灵图》：“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

原来“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

五行思想与农事的关系最密，说不定即渊源于农事，所以13“七十二候”， 10“七十二风”，在这数字应用的历史中，应当产生得较早，虽则见于记载的并不如此。“七十二风”，“三十六雨”，即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话，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始见于《旧唐书·礼仪志》二引《淮南子》[6]，却相当早；次之是京房《易飞候》[7]，也不算太晚。后稷是农业之祖，所以祭仪14“舞者七十二人”。明堂封禅是五行思想形式化的具体表征，所以4“七十二牖”，3“七十有二代”，也是两个老牌的“七十二”。三百六十日，五等分之为七十二，然后以五方帝各配一等分。黄帝是五帝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是五分中第一分“七十二”的代表。汉也在所谓五德系统之中，高祖当然也得到一分“七十二”。所以15“七十二战”，5“七十二黑子”，都是五行系统中嫡系的“七十二”。其余各“七十二”的来路不明。大概本与五行系统无关，或关系疏远，因受五行思想的影响，或有意地与五行思想靠拢，或无意地被五行思想吸收，才采用了这个数字。这些“七十二”的前身，约可分为二类，（一）本无一定的数字，后来采用了“七十二”；（二）其数本与“七十二”相近——如“七十余”或“七十”——后来改成了“七十二”。改成的“七十二”也许又可分（甲）著书者所改的，与（乙）抄书者所改的两种。总之，是五行思想弥漫了之后，才会得添出许多“七十二”来[8]。

三

在“七十二”当红时，许多非“七十二”变成了“七十二”；同时“七十二”太多了，人们对它的热心渐渐冷淡下来，便也就有些真“七十二”，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改成“七十余”与“七十”了。

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是众口同声所公认的一个真“七十二”[9]。但是这里：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诗外传》佚文：“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数者七十余人。”

《史记·封禅书》：“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

《淮南子·齐俗篇》：“古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

又《缪称篇》：“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10]

都变成了非“七十二”。黄帝是一分“七十二”的代表，上文已说过他的七十二战。所以我们疑心这些：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

《列仙传》：“黄帝自择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还葬桥山。”

都是变相的“七十二”。神农即炎帝，当是最早的赤帝；女娲是青帝伏羲的配偶，自己也曾被称为“女帝”“阴帝”——这些都有资格派到一分“七十二”，那么像这些“七十”：

《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七十毒。”[11]

又《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其中也难保没有从“七十二”变来的。《路史·后纪》二《注》引《麻姑仙人紫坛歌》：“女娲炼得五方气，变化成形补天地；三十六变世应知，七十二化处其位。”虽说后起，也不见得没有所本。如果女娲的“七十”是“七十二”变的，神农的“七十”便也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女娲七十化，《楚辞·天问》王《注》作“一日七十化”[12]，与神农的“一日七十毒”，说话的形式正同。

《论衡·自纪篇》：“人面色部七十有余。”也可能是一个变相的“七十二”。

四

1孔子干七十二君，与6七十二弟子，是个值得多追究一下的问题。先谈七十二弟子。孔子弟子的人数，先秦的书，如《孟子·公孙丑篇》《韩非子·五蠹篇》《吕氏春秋·遇合篇》，都说“七十”；多数汉人的书如《淮南子·泰族篇》、《要略篇》《汉书·艺文志序》《楚元王传》《水经注》九《淇水注》引《论语比考谶》等，也都说“七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作“七十有余人”。说“七十二人”的，除《史记·孔子世家》外，《仲尼弟子列传》，“七十七人”或也是“七十二”之误；此外只有《新序·杂事》一篇及《御览》五四二引《孝经右契》。我们以为“七十”是举成数，或是前面所说代表多数的象征数字，“七十余”也没有毛病。“七十二”却是后人附会五行系统杜撰的。

除开说“七十”的，最多又最早，是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外，我们还有一个理由相信“七十”是最古的传说。《孟子·离娄》下篇：“沈犹行曰：‘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赵注》曰：“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尝从门徒七十人，舍吾沈犹氏，时有作乱者曰负刍，来攻沈犹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与其难。”孔子弟子七十人，曾子弟子也七十人，不会如此凑巧。大概曾子弟子的人数本不可知，只因他是传孔子道统的，所以姑依孔子弟子的人数来假拟他的弟子的人数。《孟子》所记沈犹行的话，得自传闻，本不必字字确实。还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秦博士也是七十人，博士们是“诵法孔子”[13]的，这七十名的员额，无疑也是依孔子弟子的人数定的[14]。由传说中曾子弟子的人数，和秦博士的员额来推测，孔子弟子七十人，确是最古的传说。

然而何以知道“七十二”必是为着附会五行系统而改的呢？孔子是素王，是玄圣，他作《春秋》以当新王，形貌又生得像古帝王……这些都是汉人的论调。难怪在他们那五行相生的感生说中，孔子也和那些帝王们并列，而以五行配合三百六十日，孔子也得到五分“七十二”中之一分了。凑巧孔子弟子相传本是七十人，由“七十”变为“七十二”是极顺手的，又何乐而不为呢？既有了“七十二弟子”，就不难再有一个“干七十二君”，不也是很显明的吗？知道了“七十二”为何与孔子发生关系，那么《论语·先进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侃《义疏》引或曰：

“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者七十二人也。”

话虽说得凑巧，岂不白费了心思！

9稷下先生七十二人的问题，也可以附带谈谈。稷下先生的人数，据《史记·田齐世家》是七十六人。《五经异义》说“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有人说稷下的“先生”就是博士[15]；秦依孔子弟子人数定博士员额，说不定齐国早已这样办过，所以稷下先生七十六人，与相传孔子弟子的人数相仿。在五行思想支配之下，孔子弟子的人数既变成了“七十二”，稷下先生的人数也变成“七十二”，倒也是意中事。

五

最后试探一下这个数字开始流行的时代。上举“七十二”以及像是由“七十二”变来的“七十余”和“七十”各例之中，绝大多数是西汉人的话；只三条（孔子“干七十二君”，龟卜“七十二钻”，封禅者“七十二代”）出于《庄子》。三条中，两条见外杂篇，一条佚文，也极像外、杂篇的文字。谈到外、杂篇，便难办了。“干七十二君”，据上文的分析，决不是早期的传说，我们尽可以有理由怀疑，至少篇中这一段文字，是出于西汉人之手。“七十二钻”，唐写本《庄子》，及《文选·江赋》注，《御览》三九九引，俱作“七十钻”；白居易《偶然》两首诗亦有“六十四卦七十钻”之语。今本“二”字，难保不是后人添的。总之以上两条，都不能充分地证明“七十二”这数字的流行是始于先秦的。

《庄子》佚文所载封禅者“七十二代”的传说，论其性质，确乎可以发生得较早。真正的封禅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七十二代”古帝王行封禅的故事，大概就是给始皇议封禅的“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16]传出的。在始皇二十八年，“七十二代”的说法，已经有了，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故事由儒生博士传出，却不是他们造的。因此我们不妨再向上追溯，看是否还有记载可稽。同样的故事又见于《管子·封禅篇》，但《封禅篇》是后人据《史记·封禅书》补入的[17]，似乎不成问题；反正《管子》书年代也难确定，可以不去管它。可注意的倒是《吕氏春秋》的两处记载：《察今篇》“是故有天下者七十一圣”和《求人篇》“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前者王念孙手校本改“一”作“二”[18]似乎是对的，“七十二圣”即行封禅的七十二代，上引《淮南子·齐俗篇》“古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亦称“圣”，可为旁证[19]。但何以两篇都作“七十一”呢？是甲先写错，后来又据甲以改乙吗？如果这推测对的，那么“七十二”的这种特殊法的记载，又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因为《吕氏春秋》的成书在始皇八年[20]。

文字的偶然记载，总归是在实际生活中流行了之后。所以“七十二”的流行，大致说来，发轫于六国时，至西汉而大盛。

“七十二”这数字流行的年历，便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注意，正因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运动态的表征。

[1]　“以卜”二字，从刘叔雅先生《庄子补正》增。

[2]　《路史·前纪》二引略同。《书钞》九一引《庄子》李奇《注》：“云云山在梁父东也。”马叙伦说即此处佚文的《注》。同类的记载尚多，撮录于下：司马相如《封禅文》：“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史记·封禅书》：“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今本《管子·封禅篇》袭此文）又“齐人公孙卿（上书）曰：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初学记》九引桓谭《新论》（《离事篇》）：“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余处，而可识者七十有二。”《论衡·书虚篇》：“百王大平，升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沦湮灭，不可胜数。”许慎《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御览》五三六引《河图真纪钩》：“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奉度，继典崇功，七十有二君。”

[3]　《全汉文》四二引《秘册汇函》本。

[4]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四十七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颜氏家训·书证篇》：“《列仙传》刘向撰，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玉烛宝典》：“汉武帝时刘向删《列仙传》，得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余七十二人，为《列仙传》。”释法琳《破邪论》下：“刘向……著《列仙传》，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创撰列仙图，自黄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向检虚实，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今《列仙传》见有七十二人。”案一百四十六减七十四，余七十二。《世说新语》注引《列仙传赞》“故撰得七十人”，“七十”下脱“二”字，当据《玉烛宝典》和《破邪论》补入。赞分明是魏晋间的佛教徒伪撰，以抬高自家的身价的（王照圆据《隋书·经籍志》定为晋郭元祖撰），不过今本《列仙传》屡经后人窜乱，幸而有这篇伪赞，我们今天才可以考见原本《列仙传》的人数是七十二。

[5]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作“八十一”。

[6]　《旧唐书·礼仪志》二总章二年《定明堂规制广狭诏》：“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有七十二风，故置七十二条，所以通规瑞历，叶数祥风，遥符淳俗之源，远则休征之契。”案所引《淮南子》，今本不见，当系佚文。

[7]　京房《易飞候》：“太平之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岁凡三百六十雨，此休征时若之应。”又《论衡·是应篇》：“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

[8]　“七十二”既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则少一或多一，应该都不好了。黄帝征蚩尤七十一战皆败，似乎表明了“七十一”的不祥。《群书治要》三一引《六韬·文韬篇》：“殷国之大妖三十七章。……殷君……喜治宫室，修台池，日夜无已，宫七十三所。”“三十七”是“三十六”多一，“七十三”是“七十二”多一，说话的人单挑这两个数字，似乎是以为殷亡国的征兆。可惜这类例子太少，暂时不便下结论。

[9]　见注[2]。

[10]　高《注》曰：“盖七十二君也。”

[11]　《路史·后纪》三《注》引孔季彦说，及《帝王世纪》并以为伏羲事。

[12]　《大荒西经》：“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郭《注》曰：“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

[13]　扶苏谏始皇坑儒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4]　《汉书·儒林传》：“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可见国家于太学设博士及博士弟子是效法孔子的，这观念，在汉人的意识里，还未完全消灭。

[15]　详钱宾四先生《诸子系年考辨》四八，七五。

[16]　《史记·封禅书》语。

[17]　详张文虎《艺舒室随笔》。

[18]　许骏斋先生《吕氏春秋集释》引。

[19]　《书钞》一五八引《春秋运斗枢》：“图……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礼记·礼》上篇《正义》引同书“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疑皆即此七十二圣。

[20]　见《序意篇》。王念孙说“八”是“六”之误，那便更早了两年。吕不韦死于始皇十二年，反正成书不能晚于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