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节日
现存及记载中端午的特点（包括风俗与传说），有一点最当注意，那便是和龙有关的节目极多。最明显的（一）龙舟竞渡，不用讲。和竞渡同等重要的一个节目（二）吃粽子，据说也和龙有一段交涉。
《类聚》四引《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端午……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或云亦为屈原，恐蛟龙夺之，以五采线缠饭投水中，遂袭云。”
《记纂渊海》二引《岁时记·尔雅翼》一八引作“屈原以夏至日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棟叶缚之。”《太平寰宇记》一四五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
夺粽子的不是鱼鳖，而单说蛟龙，必有某种传说的背景，不能仅仅说因粽子是投到水里的，便自然联想起蛟龙。此外还有些已经死去，而仅见于记载的风俗，也牵涉到龙，例如（三）扬州以端午日铸盘龙镜：
《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引《异闻集》：“天宝中，扬州进水心镜，背有盘龙。先有老人自称姓龙名护，至铸镜所，三日开户，已失所在。镜匠吕辉移炉置船，以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背龙颇异。后大旱，祠龙，乃大雨。”
（四）并州因“龙忌”日，作寒食，纪念介子推：
《后汉书·周处传》“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日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但也有在五月五日举行的：
《类聚》四引《琴操》：“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书钞》一五五引《邺中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
而且介子推的故事中又有《龙蛟歌》，其词见于《吕氏春秋·介立篇》。北方关于端午的传说尽管和南方不同，它所暗示与龙的关系，却是一样的，说详下。
（五）相传用守宫制成的一种保证贞操的秘药，是在端午日制的：
《古今合璧事类前集》一六引□□□：“汉武帝时，以端午日取蜥场置之器，饲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捣之。以涂宫人臂，有犯则消没，不尔则如赤痣，故得守宫之名。”
而守宫一名龙子，这也昭示着端午和龙的因缘。最后（六）端午日还有鱼变为龙的传说。
《水经□水注》：“如深水有异鱼。按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气清爽，闻池中枪枪抢抢若钲鼓声，池水惊而沸。须臾雷电晦冥，有五色蛇自池上属于天，久之乃灭。波上水定，惟见一鱼在，其一变为龙。”
《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会稽典录》：“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
《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婆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古文苑》八）
还有说是起于越王勾践的。
《记纂渊海》二引《岁时记》：“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
以上四说究竟哪一说可靠，或都不可靠，暂时不必管，我们应注意的是传说的地域分布，四分之三（屈原、伍子胥、勾践）属于南方，这和竞渡与吃粽子两个主要节目的地方性正相符合，因为竞渡与粽子的先决条件，显然是多河港与产稻米，而这二者恰好都是南方的特色。再就三说看，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属于吴、越的（伍子胥、勾践），而铸水心镜的扬州，也属于这个区域，这点消息也是值得玩味的。书传中关于端午的记载，最早没有超过东汉，而事实上吴、越一带的开辟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详细的论据，等下文再陈说，暂时我们只想借它为出发点，来再测验一下端午与龙的关系。如果我们能证明吴、越与龙有某种不可分解的关系，那么我们前面所拟定的前提，即端午的起源与龙有着密切关系的前提，便果真可以成立了。
古代吴、越都是断发文身之国，这是大家熟习的事实。
《吴越春秋》（二）《阖闾内传》：“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宇）为两鲵娆，以像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文身之文本是“龙文”：
《淮南子·泰族篇》许慎《注》：“越人以箴剌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
其目的在“像龙子”，以避蛟龙之害：
《说苑·奉使篇》：“诸发曰：‘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而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所谓“像龙子”者，我认为是这些民族以龙为图腾的遗迹，前著《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中有详细讨论。据《郑语》载史伯之说，祝融之后八姓中有芈姓，而越是芈姓四国之一。祝融前文已证明即烛龙。祝融又即陆终（金文《邾公钟》作陆鏱，鏱即古融字），以祝融八姓，《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姓篇》及《史记·楚世空》均作六姓推之，恐怕陆终也就是所谓“六龙”。越是祝融六姓中的一个芈姓国，实际就等于六龙中的芈姓龙之后。这样说来，越人本是“龙子”，无怪他们要断发文身以“像龙子”。至于他们又称“禹之苗裔”，那还是离不开龙子的身份。禹也是一个龙图腾团族的代表，前文也已经证明了。《周语》上载内史过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及烛龙（祝融）所主的钟山：
《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郭注：“烛龙也。”
《洞冥记》：“东方朔北游钟火山，日月不照，有青龙衔烛，照山四极。”
至于吴地的先住民族，也是断发文身的。我想就是越人，或他们的同族。越人的老家本在北方，后来逐渐南移，一部分停在如今江苏境内的，受着太伯仲雍的统治，便随着太伯仲雍的国号而被称为吴人，所以吴只是个政治区域的名词，论种族，他们与越人还是一家，《越绝书》。
（六）《越绝外传·纪策考》“吴越为邻，同俗并（並）土”。
（七）《越绝外传·记范伯》“吴越二邦，同气共俗。”我们既已断定越人原本是一个龙图腾的团族，那么除太伯仲雍的后裔之外，所谓吴人者，也该是属于这龙图腾的团族。其实太伯仲雍逃到南方以后，既已改从当地断发文身的习俗，便接受了当地先住民族的图腾信仰，所以连太伯仲雍和仲雍的后人，也当算作越人——因为所谓“种族”者，严格地讲，本只是文化和信仰的分野，而不是血缘的分野。总之，吴与越是一个民族，他们都是“龙子”，所以都断发文身，以“象龙子”。
一方面端午节日的活动项目中，有许多与龙有关；另一方面这风俗流行的历史最久，保存的色彩最浓厚的区域，因之也可以判定为这节日的发祥地的吴越，正是古代一个龙图腾团族的分布区。然则，我们不但可以确定前面提出的假设，说端午的起源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说它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汉人记载胡、越有“请龙”的风俗。
《淮南子·要略篇》：“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许慎《注》曰：“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请龙’。”
“请”字当训“朝请”，“请龙”实在就是“祭龙”。请龙的举动，一年之中似乎不止一次，端午可能就是越人一年中最盛大的一次请龙。请龙的风俗，胡、越相同，而匈奴（许慎所谓“北胡”）一年三次“龙祠”，以五月一次最为盛大，是我们最好的旁证。
《后汉书·南匈奴传》：“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史记·匈奴传》：“五月大会茏（《汉书》作龙）城。”《索隐》引崔浩曰：“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龙祠以五月的一次为最重要，还可以从它在戊日举行得到证明。《史记·匈奴传》又说他们“日上戊巳”，《月令》“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数五”，戊已和五在五行系统中是一套，而且黄帝即黄龙，所以祭龙重在五月，也是五行系统的安排。越和匈奴都奉龙为图腾，又都说是夏后氏的苗裔，他们本系同族，我们将另文讨论。在本题内，我们因越民族的史料缺乏，暂借匈奴的史料来解释越人的风俗信仰，是没有冒过大的危险的。
端午与五行
五行的起源想来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它最初必有某种实用的意义，而不仅是分析自然势力而加以排列的一种近乎思想游戏的勾当。我们的建议是，五行中最基本的观念是五方，而五方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的符号，兼宗教信仰的象征。依图腾制度的通例，一个团族（clan）之下往往又分为几个支族（phratries）。我们疑心古代奉龙为图腾的团族之下有四个支族，每支族又各为一龙，共有五龙。
《水经·河水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东入五龙山……又东走，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山上有黄帝冢故也。”《淄水注》：“广固城……四周绝涧，阻水深隍……水侧山际，有五龙口。”
《水经·河水注》引《遁甲开山图》：“五龙见教，天皇被迹。”
《说文》：“戊，中宫也，像六甲五龙相拘绞。”
《魏文帝杂占》：“黄帝祥图，五龙舞沙。”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应劭云昆仑山庙在河南荥阳县，疑即此祠。所未详。”
《汉书·地理志》：“（肤施）县有五龙山。”
《鬼谷子·阴符篇》：“盛德法五龙。”陶弘景《注》曰：“五龙，五行之龙也。”
郭璞《游仙诗》：“奇龄迈五龙。”
五龙用五个色彩区分，所以龙是五色的名目。由图腾崇拜演化为祖宗崇拜，于是五色龙也就是五色帝。宗教信仰到了祖宗崇拜的阶段，社会组织也由图腾变为国家，所以五帝是天神，又是人王。图腾时期，四支族的四龙各治一方，而以团族的一龙为中央共主，所以有五龙分治五方之说。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五龙，昆弟四人，长曰角龙，木仙也；次曰征龙，火仙也；交曰商龙，金仙也；次曰羽龙，水仙也；父曰宫龙，土仙也。父与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
《类聚》九八引《瑞应图》：“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
五龙分治五方，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便是一个共主统治着四方的诸侯。黄帝立四面的传说，便是由此而起的。
《御览》七九引《尸子》：“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立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此之谓四面也。’”
《吕氏春秋·本味篇》：“故黄帝立四面。”
魏文帝《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昔者轩辕建四面之号。”
有时共主失去统治能力，诸侯起了觊觎之心：
蒋子《万机论》：“黄帝之初……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交共谋之。”
共主与诸侯之间不免要来一场战争，如果共主胜了——
《孙子·行军篇》：“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用图腾主义的术语说，便是中央的黄龙杀死四方四色的龙了。
《墨子·贵义篇》：“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五方的龙，用彩色来区分，便有五色，已如上说。大概是五色离开龙，而成为单纯的五种色素之后，太嫌空洞，于是又借五种色彩相近的物质，即所谓五行的木火金水土（次第依《左传》）来象征青赤白黑黄。并依这五色的方位，又将五行分配给五方。五方的中央，性质本与其余四方不同，它是以共主的资格来统摄联系，并调和四方的。五行是由五方辗转生出的，所以配中央的土，其性质与其余四行也不同。
《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
我们谈了半天五行的起源，目的无非是要说明五龙观念起源之古；换言之，龙与五是分不开的，因为从图腾观点说，龙的数一开始就是五；而依我们的意见，龙正是图腾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也只能从图腾的观点来谈它。一方面龙的数既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五”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着的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便是那种观念的一个见证。
最后我们应该补充一点，“端午”最初作“端五”：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二：“端五之号，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风俗》。屈原怀沙忠死，后人每年以五色丝络粔敉而吊之，此其始也。后世以‘五’字为‘午’，则误矣。”（百川本）
《野客丛书》一一：“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
而“端”训“初”。
《类聚》四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注》：“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
唐以前似乎任何一月的初五皆可称端午，不必五月。
《容斋随笔》一：“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野客丛书》一四：“仆观《续世说》，齐暎为江西观察使，因德宗诞日端午为银瓶高八尺以献，是亦有端午之说。”
这更可见第五这号数的势力之大。至于后世改五为午，或系取其在一日之中的意思。巳午居十二支之中，犹之戊己居十干之中。中央之数五，午是中央之时，所以其价值也等于五，何况五、午声音又完全相同呢！上文讲过五与龙有不解之缘，节日中五的意义愈深厚，愈见其与龙的关系之密切。
彩丝系臂
有一种现已失传了的端午风俗，便是彩丝系臂。
《御览》三一引《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
《岁华纪丽》二《注》引《风土记》：“以五彩缕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缯，以相赠遗。”
《玉烛宝典》五引《荆楚岁时记》：“士女或取……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
《事文类聚前集》九引《提要录》：“北人端午，以杂丝结合欢索，缠手臂。”
宋章淳《端午帖子词》：“九子黏筩玉粽香，五丝系臂宝符光。”
《风俗通义》所谓“条达等组织杂物”，就是臂钏，繁钦《定情诗》“绕臂双条达”可证。
《野客丛书》一四引《卢氏新记》（当作《杂说》）：“唐文宗一日问宰臣古诗‘轻衫衬条脱’，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安妃有金条脱，是臂饰也。”
《南部新书》：“大中间上赋诗有‘金步摇’，未能对；令温飞卿续之，飞卿即以‘玉条脱’应之。”
“玉条脱”见《真诰》第一篇。这些臂上的饰物，我们疑心是文身之遗。文身的主要部位本是手臂：
《赵策》二：“祝发文身错臂，瓯、越之民也。”
而文身是像龙文，上文已经证明，巂西文夷的风俗也是很好的旁证。
《蜀中广记》三四引《九州要记》：“巂之西有文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龙鳞于臂胫之间。”
文身的习惯被放弃后，其遗意还保存在衣襟的文饰间，是一种方式：
柳宗元《咏壮俗》：“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
以玉石之属刻作龙形系在臂上，是另一种方式：
《急就篇》：“系臂琅玕虎魄龙。”
再一种方式则表现在系在肘后的印钮上：
《独断》上引卫宏（《汉旧仪》）：“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
彩丝系臂，想来当初也是以象龙形的。这虽没有明证，但既是端午的风俗，而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则结丝以象龙形是很可能的。龙形遗失后，便用五种颜色来象征五色龙。有时是用五种颜色的丝织物编成的。
《初学记》四引裴玄《新语》：“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
服虔以“辟兵”为“辟方”的声误，说法很巧，但其“爱梵美”的嫌疑，一望可知。其实所谓“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五方龙。
守宫
传说守宫对于妇人常有种种神秘的影响：
《御览》九四六引《淮南万毕术》：“守宫涂脐，妇人无子。取守宫一枚，置瓮中，及蛇衣以新布密裹之，悬于阴处百日，治守宫蛇衣分等，以唾和之，涂妇人脐，磨令温，即无子矣。”
同上引《梦书》：“守宫为寡妇着垣墙也。梦见守宫，忧寡妇人也。”
最常见的说法是防闲贞操的功能。
《御览》七三六引《淮南万毕术》：“取守宫虫，饵以丹砂，阴干，涂妇人身，男合即灭。”
《御览》九四六引《淮南万毕术》：“守宫饰女臂，有文章。取守宫新合阴阳者，牝牡各一，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饰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
《御览》三一引《淮南万毕术》：“取七月七日守宫阴干之，治合，以井花水和，涂女人身，有文章，则以丹涂之，不去者不**，去者有奸。”
《博物志》：“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捣万杵，以点女人肢体，终身不灭，故号曰守宫。”
《古诗》：“爱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
李贺《宫娃歌》：“花房夜捣红守宫。”
李商隐《河阳诗》：“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
这我们猜想也是一个图腾的遗迹。守宫本一名“龙子”：
《名医别录》陶《注》：“蜥蜴……形大纯黄色者名蛇医；其次似蛇医而小形长尾，见人不动者，名龙子。”
《古今注》：“蝘蜓一曰守宫，一曰龙子。”
吴普《本草》：“石龙子一名守宫，一名山龙子。”
龙舟
寻常舟船刻为龙形，本是吴、越一带的习俗。
应玚《灵河赋》：“龙艘白鲤，越舲蜀艇。”
马缟《中华古今注》上：“孙权，吴之主也，时号舸为赤龙……言如龙之飞于天。”
和他们的文身一样，龙舟的目的，大概也是避蛟龙之害。这可以从船上图蛟和挂龙子幡得到暗示。
萧子显《南征曲》：“棹歌来扬女，操舟惊越人；图蛟怯水伯，照鹢竦江神。”
图蛟的目的在“怯水伯”，意义是明显的。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
《襄阳乐》：“上水郎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江当柱。”
《南史·臧质传》：“质封始兴郡公，之镇，亦平乘，并施龙子幡。”
越人文身以像龙子，船上挂龙子幡也无非是龙子的信号。为的是让蛟龙容易辨别，不致误加伤害。把整个的船刻成龙形，目的大概也是这样。
龙舟只是文身的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所以它是与文身的习惯同时存在的。图腾文化消逝以后，文身变相为衣服的衣饰，龙舟也只剩下“图蛟”和龙子幡一类的痕迹。但遇到宗教仪式时，古旧形态中的许多花样往往会全部出现，于是我们便看到穿着模拟文身的彩衣的水手们划着龙舟——一幅典型图腾社会的“浮世绘”。
唐无名氏《竞渡歌》：“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事文类聚前集》九引□□□：“唐杜亚节度淮南，方春，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
《齐东野语》一三：“甄云卿……竞渡日，着彩衣，立龙首，自歌所作‘思远楼前’之词，旁若无人。”
无名氏径称彩衣为“文身”，尤其是我们的佳证。
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上揭《岁时记》说越地相传起于越王勾践，可见这风俗来源之古——虽则这说法本身仍然不可靠。至于拯救屈原的故事，最早的记载也只在六朝：
《御览》三一引《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观之。”
早在隋代的杜台卿已经怀疑过这说法，他在《玉烛宝典》里讲道：“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杜氏的解释虽不对，他怀疑拯溺之说，却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