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名 葡萄牙语(1 / 1)

PORTUGUêS

2.75亿使用者

2.5亿人以葡萄牙语为母语,2500万人将之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者主要来自葡萄牙、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少数在几内亚比绍、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葡萄牙语不仅迁徙到了自己的前殖民地国家,而且还迁徙到了美洲和西欧说西班牙语及英语的国家。在卢森堡,说葡萄牙语的人占总人口的16%。

7 葡萄牙语

以小博大

本书对新大陆的态度是否太过轻描淡写了呢?这么说吧,没有哪一章专门论述一门在美洲大陆孕育发展的语言。玛雅语、纳瓦霍语、盖丘亚语、瓜拉尼语——无一不是一笔带过,甚至压根儿不提。问题在于,哪怕使用范围最广的美洲印第安语言,也跟我们全球使用范围前20名的距离差得远。盖丘亚语曾经是印加帝国的通用语,如今只有1000万人使用,哪怕是使用人数最少的巴别塔入选语言——越南语和韩语,也比它多得多。即便是在巴拉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部分地区拥有官方地位的瓜拉尼语,一些信息来源(或许有些太过热切地)声称它有超过1500万使用者,仍然算不上合格。

然而,人们也可以轻松地辩解,本书为美洲大陆提供了令人钦佩的服务。北起阿拉斯加,南到火地岛,90%的人口都熟悉西班牙语、英语、法语或葡萄牙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语言的其中一种,便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今天,或是相对较近的过去,美洲语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可对更久远的过去,情况恰恰相反。

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发生在1492年,那一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葡萄牙语写作Cristóbal Colón)来了。用来标识这个时代,哥伦布的名字再合适不过了。从词源学上看,克里斯托弗(Cristóbal)一名的意思是“carrier of Christ”,耶稣的承载者——哥伦布的确使得天主教侵入了美洲大陆。COLóN就更恰当了,它有殖民的意思:伴随着哥伦布的新大陆发现之旅,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了。他还开辟了殖民语言的全球扩张,这一过程就是本章的核心。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四种语言,它们将被西班牙、英吉利(日后的不列颠)、葡萄牙和法兰西帝国带到各大洲。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殖民国家:荷兰共和国。就连它也把自己的语言铭刻在了美洲之上(主要是小国苏里南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

这里提到荷兰人和他们的语言,不是因为我来自荷兰,而是因为荷兰殖民地的故事有助于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有些殖民语言比另一些语言传播得更广?显然,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而法语相对窄些。但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的情况更为极端。在各殖民语言里,葡萄牙语就像是个小镇男孩,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大捞了一笔。荷兰语就没有这样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了,在外面的大千世界,它遭遇了惨败。

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它们的命运是多么不同。公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和今天的荷兰(当时叫作北尼德兰)都有大约100万人口。500年过去,荷兰的居民数量远远超过葡萄牙(1700万比1000万),但在世界范围内,葡萄牙语的使用范围几乎比荷兰语大10倍(2.25亿比2500万);如果算上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那么这一比率是2.75亿比2800万。换一种比较方法也行:在所有荷兰语使用者里,98%生活在欧洲,而在说葡萄牙语的人里,95%以上生活在其他地方。

将这些统计数据与另外3种主要殖民语言对比,可以看出它们各自的得分是多么极端。以英语和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欧洲人约占其各自语言群体的10%,是以葡萄牙语为母语的人数的两倍多。以法语为母语的欧洲人占整个语言群体的50%。这些百分比都包括了第二语言使用者。仅就母语使用者而言,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得分还会稍高一些。

为什么葡萄牙语的传播有点像是流行病,而荷兰语却差得多呢?前者是否得益于昔日帝国在世界各地教授葡萄牙语的不懈努力呢?并非如此,因为不管是荷兰还是葡萄牙,在这方面都没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努力。如果说有哪个殖民宗主国曾通过语言教育等方式对其海外臣民进行了文化整合,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法国。此举对法语贡献很大,但一如我们所见,法语在欧洲以外的使用者相对较少。

在这幅1519年由罗伯·欧蒙(Lopo Homem)绘制的地图中,葡萄牙船只驶近巴西海岸,当地原住民正在那里砍伐巴西红木。

葡萄牙语的爆发,也不能用它具备某种法语较少具备而荷兰语几乎没有的内在特质来解释,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内在特质。无论困难还是容易,悦耳还是刺耳,书面还是非书面,任何语言都有成为大帝国通用语言的潜力:拉丁语、阿拉伯语、俄语和盖丘亚语,都在各自的时代对此做了证明。尽管英语的发音很有挑战性,拼写有些混乱,但它最为有效地完成了这一壮举。但如果努力和内在特质都无法解释葡萄牙语和荷兰语截然相反的命运,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在欧洲扬起海洋帝国主义风帆的500多年里,它们的殖民帝国在语言上有哪些不同的发展?

伊比利亚殖民简史

如果没有此前无数次的小探险,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不可能完成他伟大的远洋探险。从1420年开始,受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激励,一连串的船长率众驶入葡萄牙西部和南部海域。在那里,他们(重新)发现了相当多的岛屿,并在大部分岛屿定居:马德拉岛(1420年)、亚速尔群岛(1433年)、佛得角群岛(1462年)和圣多美岛(1470年)。对于他们的贡献,葡萄牙的国歌在第一行便称这些人为HERóIS DO MAR——“海上英雄”。在上述发现中,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至今仍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在佛得角和圣多美,葡萄牙语今天仍然是其官方语言。葡萄牙人也曾到访过加那利群岛,但打败当地原住民并在那里扎下根来的是西班牙人。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待在了那里。

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就是这样培养起了对海路探索和殖民地征服的欲望。他们还迅速拿被俘的非洲人做起了买卖,宗主国和马德拉岛、圣多美岛上的种植园上遍布买家。到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把目光锁定在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上,因为这条航线蕴藏着巨额利润。

1488年,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成为第一个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欧洲人,从而结束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是否相通的古老争论。事实证明,欧洲人可以通过海路到达印度。哥伦布知道此事,却仍想通过另一条航线到达印度。1498年,另一位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利用当时可用的最佳知识,成为第一个通过好望角真正到达印度的欧洲人。两年后,另一位葡萄牙“海上英雄”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无意中发现了一条向西通往印度的航线,完成了另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发现(尽管可能是出于无意),他成为第一个登陆巴西的欧洲人。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霸海洋,其他欧洲列强未能紧随其后。法国的精力都花在了国内的宗教战争上,英格兰在进行宗教改革、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以保持其被占状态),荷兰忙着反抗西班牙,并在无意间造就了荷兰共和国。这两个伊比利亚竞争对手的关系基本上不涉及太多暴力,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把世界分成了两半:西班牙人拥有除了巴西之外的美洲,而整个亚洲都归葡萄牙人。

人们常常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小群西班牙人在传染病、精良的武器和偶尔的好运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征服了庞大的印第安帝国。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小不点儿的葡萄牙成功垄断了印度洋的贸易。1506年—1589年间,葡萄牙战舰跟奥斯曼帝国及其亚洲盟友打了20多场仗,虽说并非次次都赢,但总的结果让葡萄牙在印度洋沿岸获得了利润极为丰厚的贸易垄断地位。它在印度兴建了一连串的堡垒或贸易前哨(包括果阿、达曼-第乌,直到1961年,都被葡萄牙掌控),在非洲也有堡垒或前哨(如莫桑比克,直到1975年一直都是葡萄牙殖民地)。

虽然印度是其皇冠上的首颗珍珠,但葡萄牙人很早就开始在人口稀少的巴西建立种植园,当地所需的劳动力是由大西洋彼岸输入的。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遭虏(大多是他们的非洲同胞所为),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运到美洲(主要由葡萄牙人完成),像牲口一样在种植园里干活(为首的是葡萄牙人,但西班牙人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里也这么干)。为了便利人口贩运,葡萄牙人在包括几内亚比绍和安哥拉(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为葡萄牙殖民地)兴建了贸易前哨。被俘的非洲人除了要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外,还必须克服彼此之间的交流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和欧洲剥削者之间使用的是多种不同的语言。于是,堡垒、船只和种植园变成了语言锻造的熔炉。由此产生的克里奥尔语,我们稍后再谈。

1580年,葡萄牙受西班牙统治,这种状态持续了60年,让前一个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期间,法国、英格兰和荷兰,设法为自己谋取到了印度洋的大部分贸易。有一阵子,荷兰商人的势头尤其强劲。他们的联合东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VOC)和在印度(1606年—1825年)、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1599年—1949年)、爪哇岛(1619年—1949年)、马来西亚(1641年—1795年)和日本(1641年—1854年)征服并兴建贸易站点和堡垒。在斯里兰卡(1640年—1796年)和中国的台湾地区(1624年—1662年),他们控制了可观的地域。在非洲南端周边,联合东印度公司为来往印度群岛的船只创建了新增补给和中途停留的港口。但出乎联合东印度公司计划的是,大量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当于今天南非一半大小的殖民地。1795年,英国占领了开普殖民地以及荷兰在亚洲的一些属地,但没有占领爪哇岛和摩鹿加群岛。这些岛屿逐渐扩张形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并成为荷兰殖民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美洲大陆,法国、英格兰和荷兰也在忙碌中度过了17世纪。在北美,以新阿姆斯特丹(纽约)为中心的新荷兰(1614年—1667年)跟新英格兰、弗吉尼亚、新法兰西、新西班牙甚至新瑞典一样,都是重要的殖民地。不过,这里没有新葡萄牙。与此同时,环绕加勒比海,西班牙、英格兰、荷兰和法国(还有丹麦、瑞典,信不信由你,还有说德语的波罗的海公国库尔兰)上演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不起”游戏。大多数岛屿几经易手,创下转手纪录的是多巴哥岛,在6个帝国(如果我们把库尔兰公国视为其中之一的话)之间易手33次。南美和加勒比群岛繁荣的种植园经济引发了奴隶贸易,英国、法国和荷兰也参与其中。

在亚洲,欧洲殖民主义逐渐变成了它在美洲一直以来的样子,也即对领土的争夺。在对印度的霸权争夺战中,英国击败了法国;荷兰人控制了爪哇岛更大的部分以及其他岛屿上的桥头堡。随着欧洲对殖民地的统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不得不在当地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但考虑到南亚和东南亚庞大的人口规模,欧洲商人、水手、军人、牧师和官员连构成微弱少数群体的份儿也够不上。在巴西,淘金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葡萄牙男性,但鲜有女性前往。这些男性和非洲裔巴西女性之间数不清的通婚,使得葡萄牙语人口迅速增长。

19世纪初,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获得独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部分海外领土就此丧失。(但这并未阻止葡萄牙人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移居巴西,1880年后,又有140万人漂洋过海前往巴西。)到19世纪末,西班牙又损失了菲律宾、古巴和其他一些岛屿。但在东边,荷兰人的领地扩张到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整个印度尼西亚,英国则将自己的南亚殖民地合并成一块庞大的、差不多完全接壤的领土,从今天的巴基斯坦延伸到新加坡和北婆罗洲。法国从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建立起新的海外帝国,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后来又在北非建立了另一个重要的殖民地,并有数万法国人定居于此。

在1880年—1913年所谓的“瓜分非洲”热潮中,传统的欧洲殖民国家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除了荷兰,还加上了3个新成员: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葡萄牙将它的两个传统沿海属地朝着内陆扩张,形成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到20世纪70年代,多达100万葡萄牙人生活在此。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海外领土都获得了独立。荷兰虽说很难对印度尼西亚放手,可到1949年,后者还是正式独立;今天,只有6个加勒比海岛国与荷兰保持着政治联系。葡萄牙在1926年—1974年间由独裁者统治,对海外领土坚守得甚至更久。其南亚属地在1961年被印度军事占领和吞并,但它的非洲殖民地直到1974年—1975年才相继独立。这导致当时3/4的葡萄牙定居者离开了刚成立的年轻非洲国家,不少人返回了葡萄牙。

殖民地的语言变迁

人们应该料到,长达5个世纪的征服、大规模屠杀、流行病、移民和人口贩卖,会把世界语言的分布和传播搞得混乱不堪。确实如此,这种变迁至少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在一些地区,一种欧洲语言得到普遍使用。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福克兰群岛和其他几个小地方,在欧洲人定居之前是无人居住的。但它们是例外现象。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欧洲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后盾的)之后,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民族,或是被边缘化的多数民族。通常,许多原住民死于传染病、无情的剥削或彻底的种族灭绝。这样的场面,在美洲尤为频繁出现,所以,欧洲语言在南、北美洲如今都占主导地位。(澳大利亚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任何一个被殖民的国家的主导语言,往往都是第一个永久确立起霸权地位的殖民国家的语言,如美国的英语、巴西的葡萄牙语。哪怕日后出现大量来自其他地方(如意大利、德国和东欧)的移民,他们仍会采用彼时该国所通行的语言。

第二,出现了全新的语言,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这些语言全都是经某一种欧洲语言的使用者跟若干种非洲语言的使用者互相接触而产生的。这些“大西洋克里奥尔语”的词汇主要来自某种欧洲语言(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是最常见的来源),但语法却有着明显的非洲特色。在海地、库拉索岛、阿鲁巴岛及苏里南,几乎所有人都说克里奥尔语(分别称为海地语、帕皮阿门托语和苏里南语),这3种语言中的前两种已获得官方地位,分别跟法语和荷兰语并列。海地语在海地有超过1000万的使用者,此外还有其他地方的大量移民,它很可能是所有起源于这个大陆的美洲语言中传播最广的一种——故此,从技术角度讲,它成了一种原住民语言,尽管很少有人把它划分到这一类别。

克里奥尔语还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出现在被奴役的非洲人中,另一些出现在种族混合的群体中。它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几乎完全灭绝,但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旺岛上,它们却活得好好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舌尔岛上的克里奥尔语分别叫作巴布亚皮钦语(Tok Pisin)和塞舌尔克里奥尔语(Seselwa),它们也获得了跟欧洲语言并行的官方地位。克里奥尔语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部分西非国家使用也很普遍。南非荷兰语(Afrikaans)是一个特例,稍后再详细介绍。

佛得角的克里奥尔语:左边的葡萄牙语标识牌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和出现,而偏下右侧的啤酒广告则使用当地的克里奥尔语。

第三,用“第12名 斯瓦希里语”中提到的说法,在许多国家,欧洲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语言(“重大语”),在社会中扮演着最为正式的角色,但在日常生活中,其他语言(往往是原住民的语言)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非洲(除了北非的阿拉伯地区)很典型。这块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并未吸引到大量欧洲定居者,因此,欧洲语言基本只在行政管理和教育领域内传播。自20世纪50—7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保留了殖民时期划定的国界和语言,借以避免冲突。欧洲语言代表了语言少数群体之间的妥协。同样的情形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也并不少见:在印度和菲律宾,英语扮演了中介角色;在苏里南,担此重任的是荷兰语;在东帝汶,是葡萄牙语。多亏教育的发展,通晓欧洲语言的人在增长,尤其是种族混杂多于乡村的城市地区。这种趋势最明显的地方包括说葡萄牙语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及说荷兰语的苏里南。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昔日的殖民语言如今退居次要地位,或是因为缺失殖民语言而显得很扎眼。这种情况常见于亚洲,除了俄罗斯和一些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之外,在亚洲永久定居的欧洲人相对较少。可即便是在这里,殖民主义也常常通过中央集权的政府改变语言版图,让一种原住民语言获得官方地位和广泛使用。在越南,法语的地位微不足道,普遍使用的是越南语;菲律宾跟西班牙语分道扬镳,但他加禄语(Tagalog)已经扩散到所有的岛屿;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语蓬勃发展,如今只有历史学家和律师为理解昔日文献学习荷兰语。英语在前英属殖民地的地位更为稳固,但这主要是由于它如今是世界经济的语言。缅甸受英国统治的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但此后数十年基本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如今,英语只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说英语并非普遍技能。

马格里布(Maghreb)是一个特例,它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组成,法语和阿拉伯语为争夺统治地位陷入缠斗。相较于中南半岛,这里近一个世纪以来有数十万的欧洲定居者,法语地位相对较强。到该地区独立时(也即1956年—1962年),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定居者的后裔们)返回欧洲,但当地精英阶层已经彻底法国化了。

公元1500年的两种小语言

500年前,葡萄牙语和荷兰语都只有小国家里有限的人口使用。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相继建立了殖民帝国。在此过程中,葡萄牙语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在今天继续传播,而荷兰语几乎从未传播。何以如此呢?

简要地说,答案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说葡萄牙语的人远远多于说荷兰语的人。事后看来,语言长期传播的最佳机会是对美洲(不包括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殖民,以及后来对非洲的争夺。而葡萄牙恰恰把大部分的殖民心血集中在了这些地方,派遣水手去探险,派遣士兵去占领,派遣商人去剥削,派遣大量的定居者去占领和转移人口。

16世纪初,葡萄牙建立了巴西殖民地,并成功地抵挡了入侵者,之后通过大规模人口转移增加了人口:到18世纪末,近1/3的葡萄牙人移居巴西,以及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间,因为宗主国的贫穷,又出现了另一波庞大的移民潮。在非洲,葡萄牙人顽固地保留了自己在海岸线上的奴隶堡垒,哪怕已经赚不到钱。这使得他们在19世纪末参与了对非洲的争夺,并在新领土上扎了根。

荷兰不是这样。它急急忙忙地在美洲开拓殖民地并定居,但没过多久,就把自己的北美领土割让给了英国,南美领土割让给了葡萄牙。由于17—18世纪荷兰经济繁荣,它未能向自己的殖民地输送大群移民。和葡萄牙一样,它在非洲也有奴隶堡垒,可等到没钱可赚的时候,荷兰把它们卖给了英国。等到欧洲开始瓜分非洲,荷兰已经失去了逐鹿的资格。比利时(比利时曾被并入荷兰,后独立)的确攫取了大量战利品,但它使用的是法语。19—20世纪,大量讲荷兰语的人移居海外,其主要目的地是(前)英国殖民地,并成为第一批不光学习英语,还放弃了自己传统语言的人。

荷兰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包括苏里南)的确有着强大的殖民势力。但在这些地区,欧洲语言却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亚洲人口太庞大了,欧洲新移民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加勒比海的大部分地区,克里奥尔语是最主要的语言。南非是个特例。荷兰的海外殖民地里,再没有哪里能像开普殖民地一般吸引了大量的定居者,很长时间里,当地人都使用荷兰语。然而,在无数种欧洲和非洲第二语言使用者的影响下,事情很快出现了剧烈的变化。遭英国占领之后,“开普荷兰语”不再受欧洲荷兰语的标准影响,在语法、发音和词汇方面逐渐跑偏。到1925年,它获得了新的正式名字“南非荷兰语”,有理有据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标准。在南非,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有700万,以之为第二语言的人有1000万,跟远在欧洲的荷兰语使用人口规模相当。

巨人和小国家

就这样,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里,葡萄牙语排到了第七名,而荷兰语在欧洲内部仍然只能位居中流。而葡萄牙,这一强大语言的宗主国,基本上跟葡萄牙语的发展没了关系。大多数学习葡萄牙语的外国学生更偏爱巴西葡萄牙语:在葡语世界,说巴西葡萄牙语的人占80%,更何况,巴西比葡萄牙具有更强的经济和文化活力。葡萄牙仅仅是5%的葡萄语人士的祖国,跟它自己创造的巨人比起来,它早就不是对手了。

葡萄牙人有种普遍的情绪,认为作为这种语言的发明者,他们比大西洋彼岸的表亲们更有资格判断什么是恰当和正确的用法。巴西葡萄牙语的语法贫瘠,至少许多葡萄牙人是这么觉得的。他们不喜欢巴西人不区分TU和VOCê(第二人称的正式和非正式说法,相当于“你”和“您”,或者法语里的TU和VOUS)。他们不喜欢巴西人把代词移到代词绝对不该移到的位置上去,甚至干脆省略部分代词。还有些葡萄牙人甚至不喜欢巴西人抛弃了自己心爱的拟古语态。拟古语态是一种条件语气,把代词硬放在单词中间:在COMê-LO-IA(意思是“WOULD EAT IT”)中,COMERIA的意思是“WOULD EAT”,对象代词LO插在中间(去掉了R)。

2018年世界杯:全世界最优秀的三名足球选手在俄罗斯展开了命运对决。其中两人说葡萄牙语,一人说西班牙语。然而,他们无一人打进四分之一决赛。

如果说葡萄牙人对自己在语言上的退位心存不快,那么巴西人对这种尖酸感却没有丝毫的意识。他们对葡萄牙的看法似乎很类似许多人对年迈父母的看法:经历了青春期的动**和刚成年时的经济窘迫,他们跟家长重新形成了一种疏远的爱。巴西人对自己语言的欧洲宗主国有个昵称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葡萄牙是TERRINHA,意思是“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