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üRK?E

9000万人使用

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7800万，另有1200万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是土耳其语通行的主要地区；这两个地区都包括了大量以之为第二语言的人。巴尔干半岛，以及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荷兰，都生活着数量可观的说土耳其语的少数族裔。

17 土耳其语

无法挽回的改良

数百年来，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会说会写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表面上叫土耳其语，但实质上不然。一个土耳其人有可能在伊斯坦布尔或者安卡拉生活了一辈子，但从不曾掌握它，甚至根本不怎么了解它。掌握它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到了20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各个方面成了一种死掉的语言，并且被什么替代了呢？方言吗？并非如此。土耳其共和国设计出一种全新的标准语言，跟奥斯曼语和传统的土耳其口语都截然不同。在我们考察这头奇怪野兽的性质之前，还是先来看看它所取代的帝国混血儿的历史吧！

I：从古土耳语到奥斯曼语

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词汇大多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用而来，语法也明显受到两者的影响，它反映了中东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要在短短几页篇幅里讲述整个这一时期——所以，请做好心理准备。

直到公元7世纪初，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之间才有了值得注意的接触。接着，公元632年（即穆罕默德辞世那一年），阿拉伯人与波斯帝国开战。在当今的观察家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转折点：若干形迹可疑的沙漠部落，在一种新宗教的激发下，跟一个在方方面面都更为成熟的强大帝国展开了较量——可前者却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公元643年，任务完成：波斯陷落（埃及也沦陷）。

但是征服一个成熟的敌人，并非全无风险。你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个敌人，你就变得跟他们相似了——在阿拉伯开始四方征伐之前的几百年前，日耳曼部落就已拿下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北非和（又一次）意大利，去问问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诚然，从文雅的角度来说，阿拉伯人比粗鄙的日耳曼部落略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击败波斯人之后，阿拉伯人想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将之阿拉伯化，仍是徒劳。波斯人的确借用了一些阿拉伯语词汇，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仍然是彻彻底底的波斯味。

公元750年，在波斯人的支持下，一个新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在伊斯兰世界掌权。从那以后，波斯人的文化影响力开始增长，并把持了许多重要的职位，民众越来越欣赏波斯的语言和作家。说阿拉伯语的大马士革失去了帝国首都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位于底格里斯河上的新城市。而这座新城市，建立在波斯村庄的旧址之上，它起了阿拉伯名字（叫MADīNAT AS-SALāM，意思是“和平之城”），只是从未流行起来。哪怕到了今天，世人仍然只知道它从前作为波斯村庄的旧名字巴格达（BAGHDAD），或者“上帝所赐”。

阿拉伯语，是《古兰经》所用的语言，仍然是第一语言，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波斯语继续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东和南亚。因此，不再只有波斯语从阿拉伯语中借用单词，反过来的情况也很多，尽管程度较轻。这些彼此借用的词汇有许多沿用至今。阿拉伯语的“冠”和“杯”（TāJ、FINJāN）都起源于波斯语，而波斯语里的“神学”和“贸易”（EL?HI?T、TEJ?RAT）则源于阿拉伯语。

土耳其人并不生活在中东，而是在更北边的亚洲大草原上。公元8世纪，一支叫作“乌古斯”的土耳其部落定居在里海东部，也就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他们跟波斯人建立了友好的邻里关系。如果说，早前时期，阿拉伯沙漠部落在文化修养方面无法跟波斯人匹敌，那么，对生活在土耳其草原上的居民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而且后者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效法并采纳了所有能用得上的波斯文明元素：最初是新的食物和城市便利设施，接着是伊斯兰信仰。由于他们的语言显然没办法为所有这些新鲜事物起名字，所以，在引入概念时，他们也顺便引入了波斯语的词汇。这些外来语中有一些是阿拉伯语，所以，少数阿拉伯语很早就通过波斯语进入了土耳其语。在这一时期，土耳其人还用阿拉伯文字取代了自己古老的突厥文字。总之，在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混合的土耳其-波斯文化逐渐出现。

公元11世纪，一些土耳其人在波斯跻身权力阶层，有效地接管了帝国。不过，他们并没有宣布以土耳其语为新的行政语言——他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波斯官员都学习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语言。不过，波斯语的确吸收了数量可观的土耳其语词汇，它们大多与政府和战争有关。在文化方面，土耳其和波斯传统融合得更加紧密，并掺杂了阿拉伯元素。但要进入本章开头提到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1世纪，安纳托利亚（大致相当于现代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也开始了缓慢的土耳其化进程。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数百年里，安纳托利亚仍然是一个种族和语言的混合地带，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罗姆人、亚述人等，全都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们将跳过一个“肮脏的时期”——也就是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人将死亡和破坏传播到整个中东及更远的地区，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的地理相连的帝国[1]。我们从1359年把线索接上，此时，从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地方王子奥斯曼一世开始，一连串继任领导人以惊人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张疆土。300年后，他们的奥斯曼帝国不光控制了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还几乎控制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很快，奥斯曼的苏丹就被视为新的哈里发，并于1517年正式获得了哈里发头衔。“哈里发”（caliph）一词的字面意思是“继任者”，按照通常的阐释，它指的是“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从伊斯兰的角度看，土耳其人现在拿下了大奖。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给帝国的其他民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多亏了阿拉伯语的强大影响，奥斯曼土耳其语（也就是帝国精英和文化人所用的语言）实现了最充分的混血之美。10个世纪的进程也已完成。

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叙述里，奥斯曼土耳其语似乎只借用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但情况远非如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亚美尼亚语和其他词汇也相继汇入。到了19世纪，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摇摇欲坠、虚弱不堪，想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时，这门语言里突然涌入了来自当时欧洲最主要语言——法语的大量词汇。

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是人造的，其书法高度艺术化。这幅手稿中描绘的是历史学家塔利克扎德·梅米德（Talikizade Mehmed，左）正在做口述。

奥斯曼土耳其语基本上是一种精英语言，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帝国里，只有文化和政治上层人士才用它说和写。就连精英阶层在成长过程中也说的是其他语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尽管波斯语在几个世纪前已经解体）、希腊语、保加利亚语、库尔德语、亚拉姆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或者，土耳其语。没错，的确包括土耳其语，因为除了奥斯曼语的分支之外，还有一种地方语言，指的是“粗糙版土耳其语”。它同样大量借鉴了其他语言，但并未达到奥斯曼语那么极端的程度，而且，从语法上来说，它更忠实于自己。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么多个世纪里，土耳其人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十分谦虚。他们似乎尊敬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一如古代罗马人尊敬希腊人。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土耳其人才摆脱了自卑情结，为纯正土耳其的一切感到自豪。并且，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还带着报复的心理。

II：从奥斯曼语到现代土耳其语

1927年，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现今也称为阿塔图克）在国会上连续6天发表了总计长达36个小时的演讲。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演讲，直至今天，土耳其人提到它也只需用NUTUK（“讲演”）就可以了。如果是21世纪的土耳其政治家发表演讲，人们将不再称之为NUTUK，而是用S?YLEV一词来代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决定用另一个词来形容凯末尔的长篇大论，而是S?YLEV已经成为“讲演”的日常词汇。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很自然地以为这是一种随机的变化，它在每一种语言里都不断发生。但就这个例子而言，事情不是这样。从阿拉伯外来语NUTUK过渡到S?YLEV（它有着突厥语词根，但1927年还压根儿不存在）反映了大致发生在20世纪中间50年里土耳其语的一种根本性变化。

到1963年，凯末尔所说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文本中充满了新一代无法理解、必须翻译成现代土耳其语才行的词汇。译本中又包含了一些从没流行起来过的新造词汇，所以到了1986年又需要再出版一个新译本。对今天的土耳其年轻人来说，凯末尔1927年的讲演稿，听起来就像是说英语的年轻人听到17世纪的学术小册子那么陌生。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土耳其语经历了相当于英语400年间的演变。

演变？不，更像是革命。土耳其自己称之为D?L DEVR?M?，按照字面意思，指的是“语言的颠覆”，用“革命”来形容的确也更恰当。按照字典的解释，DEVR?M?指的是一种“迅速、激烈的质的变化”，在我听来很像是革命了。但出于某种原因，英语将这一过程称作“语言改革”，显得没什么血腥味。

书面土耳其语迫切需要改变。19世纪中期，所有书籍和报刊仍然使用混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作为“真正”土耳其语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这种语言是在数百年间的密切文化接触中形成的。普通土耳其人要是想阅读报纸（这里假设他们识字，但可能性不大），会发现它们简直无法理解——就像我们大多数人阅读法律文件一样。到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若干年里，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善。作家和记者在作品里加入了更多常用的土耳其语词汇。而且，他们开始减少使用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法结构。

这里举一个关于后者的例子，使用奥斯曼语的作者会把“自然科学”一词写成“UL?M-? TAB??YE”[2]。UL?M（“科学”）是阿拉伯语复数，它的单数形式应该是?L?M。TAB??YE同样是来自阿拉伯语的阴性形容词，而土耳其语本身的词汇并不分阴性/阳性。UL?M后的-i是所谓的“耶扎菲”（izafet，意思是“附加、补充”），这是一种源自波斯语的语法工具，用来把形容词和它前面的名词连接起来。然而，在真正的土耳其语里，名词跟在形容词后面，不需要使用耶扎菲。说UL?M-? TAB??YE是土耳其语，就像假装sciences naturelles（即英语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不光是法语还是英语一样，哪怕英语很少把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也从不因为名词的词性或数量而改变其形态。

20世纪初，许多作家不再使用UL?M-? TAB??YE，改用了TAB?? ?L?MLER。从语法上说，它是纯粹的土耳其语了：形容词在前，复数后缀为-LER，没有了阿拉伯语的词语性别，也没有了波斯语的耶扎菲。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小贩有机会谈论“自然科学”，他无疑会选择TAB?? ?L?MLER。没错，这些词本身仍然借用自阿拉伯语，但那又怎么样呢？毕竟，英语里的“natural”和“sciences”也是外来语，分别来自法语和拉丁语。有人反对吗？

1914年至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国家命运岌岌可危，语言问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共和国成立没多久，它却出人意料地走上了舞台中央。激进的第一步是1928年的HARF DEVR?M?，也即“字母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凯末尔用一种专门设计的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文字，从此所有公共和官方文书必须使用拉丁字母。这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文化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中东转向了西方。次年，学校课程里删除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以欧洲语言取而代之，进一步松开了土耳其和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纽带。尽管土耳其保守人士至今仍在感叹此举的影响，但他们并不否认，改用拉丁字母极大地便利了书写和阅读。

凯末尔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教授罗马字母表。

文字固定了下来，书面语言也在缓缓地朝着正常的伊斯坦布尔口语方向发展。凯末尔本可以就此罢手，但他不是一个会善罢甘休的人——语言自然更不能，因为语言是他的一种爱好。凯末尔对土耳其语的现状怨念颇深，因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农民、工厂工人和小店老板所说的口语里也充斥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外来词。“土耳其民族必须把自己的语言从外国语言的枷锁中解放出来。”1930年，他这样写道。1932年7月，土耳其语言学会（TDK， T?rk Dil Kurumu）成立，同年晚些时候，它发起了“文字收集动员”。该学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各地的军官、政府官员、学校教师和医生发放了一本小册子，解释怎样收集典型地区词汇，并使用附赠的纸条记录下来。一年之内，全国收集了3.5万个不同的词条。而且，在古老的教材和其他紧密相关的语言字典中（如阿塞拜疆语和土库曼语）还找到了近9万个其他词语。经过相当草率的检查，这两套词条（外加另一些词条较少的来源）合并成一套，统称为“Tarama Dergisi”，充当专家们创造新词汇时的资料。但热情的纯粹主义者们把它当成了参考工具书，进一步扩展发挥。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陷入了语言大动乱。“有一阵子，简直就像是巴别塔倒了一般。”土耳其语言政策的知名权威杰弗里·刘易斯（Geoffrey Lewis）说。

这个过程中也不乏闹剧元素，比如新出现了一种叫作“替手”的就业机会：这些人是专业的文字编辑，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用Tarama Dergisi中列出的本土替代词来代替每一个原本用得好好的外来语。但由于Tarama Dergisi里常常会建议若干（有时候甚至多达数十个）可选词汇，每一名替手都可以从中自由选择，可怜的读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替手选择的词语自己能够懂——这里的“懂”往往指的是能把“新话”又翻译回最初被替代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或法语单词。正是在这个动**的时期，出现了一件经常被人提起的趣事（可能出自杜撰，也可能不是）：有人问某个土耳其作家会说多少种语言。“我只能勉强理解土耳其语。”据说他这么回答。

这种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凯末尔在宣布土耳其语应当“像土耳其民族那样自由与独立”时所想到的那种自由。此外，他并不怎么喜欢由此产生的新语言，也即所谓的āzt?rk?e。在1934年底举办的一场宴会上，他发表了一次讲演。一位特别热心的替手把所有的外来词都清除掉，只保留了5个，结果那篇讲演稿听起来简直像是外国话。据在场的人说，凯末尔当时很尴尬。（让我们再想想现场的可怜翻译，为了让宴会上瑞典王室贵宾们听得懂，他不得不翻译总统的话。）很明显，语言这件事已经失控。但怎样才能不丢面子地找个台阶下呢？

1935年，凯末尔收到了一篇来自维也纳的未发表文章，用蹩脚的法语写成，作者是东方学家赫曼·菲奥多·奎吉克（Hermann Feodor Kvergi?）。这篇长达41页的文章无疑是天赐的礼物。奎吉克是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一城市）出生的塞尔维亚人，认为土耳其语是所有人类语言的母亲。请别管他的主张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因为它荒谬得压根儿靠不住（据说是史前人类看到太阳发出了赞美声，这声音成为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音节，故此奎吉克的理论叫作：“太阳语言论”）。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所有语言的单词都源自土耳其语，那就没必要清除土耳其语里的外来元素了。据土耳其语言学会一名成员说，凯末尔立刻看出了这种理论的潜力，他读完文件马上就说：“就是它了！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凯末尔是真的相信这套理论，还是仅仅把它视为控制失控局面的权宜之计，历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一。我们有可靠的消息说，他鼓励自己的语言幕僚去给当时认为是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或希腊语的单词想出突厥语词源。比方说，他们“证明”ELEKTR?K一词有突厥语词根：在维吾尔语这一突厥语言里，YALTRIK的意思是“闪闪发光的、善良的”。如果说法语里也有éLECTRIQUE一词，那一定是因为它借用自土耳其语！再举一个例子：POLIGON（多边形）源自BOL，意思是“丰富的”， GENI?的意思是“宽的”，故此polygon的意思是一种有着“多重宽度”的东西。当然，这一切都是瞎编的。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ELEKTR?K和POL?GON的传统词源，因为它们的希腊语词根很明显，也很容易证明。“修改”它们的词源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政治行为，除了土耳其人，几乎没什么人把它当回事。

就一般性用语而言，这套理论的短暂统治的确暂时阻挡了纯粹主义者的热情。然而，在科学术语领域，凯末尔继续支持改革，理由也很充分。不管是数学、医学、地理还是物理，大多数专业术语都是阿拉伯语。诚然，阿拉伯语也是突厥语的后代，至少太阳语言论的信徒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实践上，这并不能让这些科学术语变得更容易学习。此外，许多词汇仍然是明显的奥斯曼土耳其语，使用阿拉伯语的词序和波斯语的耶扎菲（见前文UL?M-i TABiiYE一词的例子），年轻人们已不再熟悉。

凯末尔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于是他自己带头写了一本名为《几何学》（Geometri）的书，1937年匿名出版，用纯粹的土耳其语，有时也用欧洲词汇（从书名本身可以看出）代替了几何术语。其中许多已经流行起来。还是用之前用过的例子：“polygon”（多边形）过去叫作“KESIRLADL?”，凯末尔没有叫它“POLiGON”（毕竟这只是用法语-希腊语外来词代替阿拉伯语外来词），而是选择了“?OKGEN”。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OK的意思是“多个”， GEN的意思是……呃，正式说来，GEN源自“宽”的土耳其语，但如我们刚才所见，它跟“GON”（如POL?GON一词中）的相似性好像并非巧合。

再一次，一如1928年，一种稳健的方法似乎占了上风。纯粹主义应用到了有用的领域，而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日常语言自然而然地逐渐发展。但鼓吹激进纯粹主义的人仍伺机而动，只要出现机会就兴风作浪。等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他们抓住了时机。他们一边说自己只想继续推进伟人的工作，一边着手净化之前仿佛从来没净化过的语言。他们引进新单词的速度或许比混乱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慢一些，但这一回他们努力的时间足够长（包括4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并在60年代又来了一回），弥补了速度慢的“缺点”。对报纸用词的统计分析证明，语言纯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纯正”土耳其词汇的比例从1931年的35%提升到了1965年的61%。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奥斯曼”语单词的总比例从59%降至31%。“其他”来源（主要是法语、希腊语和晚近的英语）的词汇排在最后，在4%～8%之间波动。这些数字所掩盖的事实是，许多土耳其语词汇改变了（有时是暂时的改变，有时则改变了不止一次）原来的意思。

土耳其语的这种转变，也让很多土耳其人感到不满。一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遭到了玷污。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敏感性受到伤害，而且这很容易引起共鸣。不可否认，纯粹主义者大幅超越了他们最初的目标，即最大限度地缩小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差异。如果他们做得足够专业和优雅，哪怕做到一半也能够为人接受，可惜他们并没有。谁能指望几年前胡编乱造虚假词源的人（或者，就像杰弗里·刘易斯所说的“能在公开场合毫不脸红地说这些胡话的人”）具备专业知识和优雅风度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新生事物都存在缺陷。有不少新生词汇都造得很棒，比如用birdlore（“鸟类知识”）来代替“ornithology”（鸟类学），用foreword来代替“preface”（前言），它们都来自19世纪的英语纯粹主义者，只不过，birdlore没能流行开来，而foreword却成功了。[3]另一些新词并不是新造出来的，而是本来已经遭到淘汰的词语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英语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单词sibling（兄弟姐妹）在消失了几个世纪之后，于1903年重新出现（作为德语单词GESCHWISTER的趁手翻译）；它原来的意思是“亲戚”“亲属”。今天，没有人反对使用foreword和sibling，说土耳其语的人，也并不反对使用自己语言里类似的例子。

但新的土耳其语词汇，有大量是随意形成的。土耳其语喜欢后缀，所以，并没有人反对使用后缀来创造新词汇。但这么说吧，要是后缀的使用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那就更好了。在英语里，我们一般认为，如果给一个动词加上-er或-or的后缀，那么新构成的词语指的是某人或某物执行了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在本章前面部分，我用了“substitutor”（也即“替手”）一词，你知道这个人的活动是将某物替换为另一种东西。如果把这个人叫作 a substitute、a substitution或者a substituting，你会感到困惑。再举个例子，如果某物rehydratable（“可补充水分”或“再水化”），你立刻就能明白它是可以rehydrated的。可如果我用的是rehydratesome、rehydratory、rehydratesque，甚至rehydratal，你一定会指责我对你心爱的语言进行了生搬硬造。

然而，后者却正是土耳其语里发生的情况。举个例子：由于词根YAZ的意思是“写”，任何人都很清楚YAZIM、YAZIN和YAZIT必然有着语义相关性，可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分别指的是“拼写”“文献”还是“铭文”，后缀用得太随意。这些，以及更多的例子，就是为什么杰弗里·刘易斯就土耳其语言改革写了一本书，并把副标题叫作《灾难性的成功：改革严重损害了土耳其语》的主要原因。当然，伴随它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把这些新词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他们回过头去看旧日文献时才意识到这些词都是新造的。但是，任何在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期间学习并热爱土耳其语的人，都经历过长时间的困惑和折磨。

语言的阻力

本章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奥斯曼土耳其语是怎样成为一个美丽的混血儿的，这个过程，许多语言都多多少少经历过，英语也不例外。但后半部分却更为特殊：很少有语言纯粹主义者能像20世纪的土耳其做得那么成功（更罕见的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如此草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它提出了语言受干预到底有多大可行性的有趣问题。

如果语法学究、对语义发音吹毛求疵的人，以及其他秉持理想主义的语言爱好者抗议说，语言学家没有尽心尽力地阻止英语、德语、法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退化”，语言学家会下意识地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蓄意地把语言引向任何方向。学者们一般认为，“科学探究的是：事物是怎么回事，而非事物应该是怎样”；但语言学家做得更彻底，他们主张，干涉的企图全无意义。他们说，言说者群体有自主性，不会跟风。

土耳其的经历似乎和“阻挡语言徒劳无功”的观点相矛盾。今天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会完全按照该国语言学会希望的方式说话，但无可否认，这一好管闲事的官方机构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领域，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土耳其语言学会的影响巨大而持久。

对这种矛盾局面，我能给出两种解释。

当新生的共和国建立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一种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必须设计出来。而这个国家建设项目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要使用一种外来词汇更少、更为“纯粹的土耳其人”的语言。换句话说，对语言改革，这个新生国家一开始就怀有极大的热情。在20世纪操持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人看来，这似乎显得很奇怪，但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在几个世纪前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本质上或许并不总是纯粹主义者，但他们所用的语言，必然具备一定的纯粹规范。东欧的许多语言直到19世纪才经历这一阶段，这些地方的人或许更容易理解土耳其的情况。

另一种不够全面的解释可能是，从诞生之初，土耳其共和国就相当专制。在成立的最初25年里，它没举行过多党选举，还发生了好几次军事政变。多年来，政府一直控制着电台和后来出现的电视台，所有的教科书都要经官方批准。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语言施加权威力量，很可能比在一个市场力量至上、极少有政客敢于跟选民喜好对着干的社会里更为可行。事实上，在土耳其语言漫长的“纯化”过程中，2017年5月，总统埃尔多安做了自己的首次尝试：他下令体育部长，将全国所有足球场的称呼从拉丁语的arena改为使用stadyon，因为arena是古罗马角斗士互相厮杀的地方，词语本身就让人感觉道德败坏。

西方语言学家可能是对的：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语言的进程。但它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不是普遍真理。

[1]　这里是跟日后的英帝国相对照，英帝国采用殖民地形式运作，其管辖的地区在地理上大多是不相连的。

[2]　这里使用现代土耳其语誊写，所以大写字母?上才有一点。——作者注

[3]　“ornithology”和“preface”都源自拉丁语，而birdlore和foreword则是由纯粹的简单英语词汇叠加创造，故作者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