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吗？捉奸

这几年，我常常下台中去作有关婚姻和外遇的演讲或辅导。台中的天气比台北好，马路也比台北来得开阔，但是我一直都不喜欢台中，对它没有好感。

十年前，我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次下台中就是去捉奸，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妹妹。因为妹夫有了外遇，外遇的对象就住台中，我跟着妹妹和弟弟去捉奸。当时是既愤怒又紧张，抱着一定要将对方绳之以法的心情，很不快乐，这就是我与台中之间的情结。

面临外遇这件事，每一个人自然而然会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一定会做些非理性的动作，这就是所谓的泄愤，譬如捉奸、自杀、杀小孩、杀第三者、杀对方，总之就是具有毁灭性和报复性的行为。但是，曾经采取过这些行动的人往往会劝还在情境中的人：

“不要傻了，做了于事无补，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坏。”

话是不错。当你做了自毁也好、毁人也罢的一些行径之后，回过头来再看那些事，都会觉得毫无意义，而且不值得。今天我身为婚变的辅导人员，也常常劝那些要采取愤怒行动的妇女不要妄动。但是，如果她坚决表示要付诸行动，我的态度则是不鼓励也不禁止，甚而在不禁止中又有一点鼓励。让她去做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清楚，任何一个人被背叛后理所当然会愤怒，进而想要向对方讨公道，这是非常自然的心态。如果你要她去压抑愤怒，只为了社会上的个人形象等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去采取所谓报复或泄愤的行动，要这样除非能有适当的人帮她作心理复健，让她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能找到寄托，否则纯粹地压抑而没有去化解心中的那种愤怒，日后这个情绪会不时来困扰她。尤其女性到了更年期，会有很多身体上的不痛快，她以为全部是因为生理上的变化，其实是心理造成生理的不快。

当我还跟我前夫分居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他的父亲有外遇，母亲的日子过得很痛苦，她看到我在电视上谈离婚和婚变，希望能跟我谈谈。他说，母亲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老师会不会讲闽南语。我告诉他，老师的闽南语很差，但是比手画脚也可以沟通，没有问题的。

我们约好在学校附近见面，结果不但学生的母亲来了，连他的姨妈也来了。

他的姨妈很早以前就遭受外遇的侵袭，他的姨丈有外遇已经持续十年以上了，十多年来这个女人一直过得非常不快乐。她的年纪才四十多岁而已。

学生的母亲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她一见到我就把我当作她的盟友，用闽南语开始和我交谈。

孩子的父亲年轻时开一家小小的饼干工厂，一个人又是老板又是外务，她是工厂的会计又兼做女工，两人日久生情就步上结婚之途。结婚以后，夫妻俩努力奋斗，把饼干工厂扩展得很大，变成一家食品工厂。本来，他一直是个贤夫良父，孩子们的功课也都很好。不料，就在孩子上高一的时候，丈夫有了外遇。孩子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不高，他外遇的对象是一个欢场女子。孩子的母亲受教育程度也不高，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捉奸。于是她跑到高雄去，就在旅馆的大厅和那个欢场的女人狭路相逢。她一上去就出手打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凶悍，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这个太太告诉我，她如何去捉奸，如何去打那个女人，但是都没有用。然后，她开始求神问卜。

她叙述她的心路历程，把我当作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她相信我一定有一些“很有办法的办法”提供给她。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听众而已。我不时地用我不利索的闽南语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当她描述捉奸的经过，我问她是找哪家私家侦探社，竟然可以帮她捉到。我的意思是，捉奸很不容易，没有抓过的人不晓得它有多难。

我告诉她，我以前也去找过私家侦探社，但是效果不佳。我到台中帮我妹妹捉奸，就是请了私家侦探社，钱花了，却没有抓到，只好亲自出马。她关心地问我，抓到了没有？我说，我们的情形和她差不多，也是在旅馆外面和那个女人狭路相逢，也和她一样揍了那个女人一顿。

当她说到求神问卜，我说我也去过了。她做过的每一件事，我全都做过。她很讶异，像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老师，怎么会采取捉奸和求神问卜的步骤呢？

我说，什么方法没用过呢，从热战、冷战，到“全本铁公鸡”（用各种理由或方法推诿，从而达到不掏钱的目的），甚至用小孩来挽回对方，我都试过了。

她问我，后不后悔呢？

我回答她，也谈不上后悔。本来是后悔的，觉得自己不需要去做那些无济于事的举动。可是回想起来，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那样做，也许后来无法把自己理清楚，也许我今天就不适合做一个婚姻辅导专家。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些过程的人，根本难以体会采取那些行动的女人。

那时，我已经快要离婚了，正在和我前夫就离婚协议书上的条款谈判，我内心已经很笃定要签字了。

我没有也不能教给她任何一种如何解决婚变的办法，不过，她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因为她发现，一个她认为很有学问的老师，和她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愚妇，在遭遇婚变时所采取的步骤没什么两样。所以，她觉得自己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

她很高兴，为她自己的方法。她问我，施老师你现在呢？

我笑笑对她说，就这样子，让这个情况一直拖下去啊！

她欣慰地表示，一定不要离婚，不能让那个女人得逞。然后，她起身和我握手说：

“我们要互相鼓励，不要让那个抢人家丈夫的女人，抢到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是不要，也不要给别人。”

数月后，我就签字离婚了，我的学生也知道我离婚了。

坏女人胜利了

有一天晚上，这个学生的母亲打电话来，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施老师，听我儿子说你离婚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懒得跟对方一直没完没了下去了！”我说。

她带点责问的口气：

“那不是就让那个坏女人得到你的丈夫了吗？”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不那么在乎我的丈夫如何如何了，他有他的路要走，我有我的路要走。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

她不甘心地追问：

“施老师，这样一来，你的小孩很可怜，他们会被继母虐待的。”

我叹口气，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但我还是决定离婚，我没有再解释。

这位太太怏怏然地挂了电话，似乎觉得我很不够意思，竟然没有坚持到底。

又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去“女青年会”演讲，也是谈有关外遇的问题，在路上碰到了这个学生，他已经快要大学毕业了。我问他：

“母亲最近如何？”

他回答，还是很不快乐。

我接下去问他：

“外遇的问题没有解决吗？”

他说，还没有吧！

我再问他：

“父亲和母亲有没有离婚？”

他低低地说，没有。

我只好告诉他：

“你妈妈过得很不快乐，你做儿子的不必介入父母的感情恩怨，只是父亲不在的时候，要多给母亲一些安慰和鼓励。”

然后，我看着这孩子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