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10万年的漫长年月里的每一天，人们聚集在一起，边打猎采集边闲聊生活之道。10万年后，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发明了农业，再次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和我们的社会。农耕时代发生在短短的10 000年前，当时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为400万左右，只比现在的洛杉矶人口多一点。这就意味着，在9万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口数量只增长了4~5倍，增长幅度微弱得难以置信，亦表明了我们的生活是不稳定的。

与语言一样，农业也是一项技术，它触发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进步，其中首要的进步当数城市的出现。农业发展需要人类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城市因此应运而生，而这种实践几乎是创造性的。早期的城市，比如恰塔霍裕克(?atalhüyük)[10]、杰里科(Jericho)[11]、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通常位于河流附近，以获取水源和肥沃的农田，并围绕它们建立了市场、住宅和寺庙。在第二纪里，我们开始使用鸦片，掷骰赌博，化妆和佩戴黄金首饰。

城市促进了商业和思想交流，但它们也让我们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定居下来。我们常驻于此，通过堤坝和梯田改造这片土地，我们筑起栅栏，我们埋葬死者并建成墓地，以便日后祭奠。这些以及其他种种习俗，就像钉死棺材的铆钉，牢牢地锁闭了我们的流浪天性，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伴随农业而来的第二个进步是“劳动分工”。虽然劳动分工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劳动分工，每个人不再做个体生存所必需的所有事情，而是专注于更精细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随着贸易和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成为传统经济理论中仅有的三个“免费午餐”之一，即在任何人都不更加努力工作的条件下，仅通过劳动分工就可以增加整体财富。

农业没有直接引起劳动分工，它首先让我们建立了城市，城市又产生了劳动分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当大量人口群居而生时，劳动分工最为有效。远离邻居生活的农民无法实现真正的专业化，他们必然事事亲力亲为，却无一精通。想象一下，如果你抛开自己可能很擅长的本职工作，变得自己要做一切事情，从缝制衣服到自制肥皂，那将会多么没有效率!最古老城市的考古证据表明，从第二纪开始，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的职业。当人类开始大规模地成群聚居，他们就获得了专业化带来的不可思议的经济优势。

劳动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原来可选择的渐渐变成必要的。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12]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我，铅笔》(I, Pencil)中，描述了一件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制作一支简单的铅笔，铅笔还是被制作出来了，这是因为数百个不同领域的、从未谋面的人分工协作，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参与了铅笔的诞生过程。事实上，劳动分工给予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没有它，我们就不复存在。

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另一项技术是在有组织作战中使用的武器，它们的发明是出于保卫城市中财富的需求。最早期的城市通常都会花费巨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修筑城墙，这意味着当时存在的入侵风险，或者至少人们认为会被入侵。

由于农业和城市的出现，人类首次拥有了土地私有权。他们将一块区域视为自己的领土，并尽可能长期守护领土。第二纪初期的考古证据表明，土地边界往往是很明确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认为这种做法是我们现代世界的开端，他同时说：第一个圈地并宣布这块地属于他，而其他人天真地相信了他，那么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13]真正的创始人。

农业和私有土地终结了第一纪的经济平等。能力、出身和运气的先天不平等，导致了不均衡的财务积累。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出现，但财富的概念确已存在。人们可以拥有土地、牲畜和储存谷物的粮仓。这种财富可以无限期地积累，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是没有上限的。由于土地可以耕种，牛也可以繁殖，早期的财富就是积累的源头。因此，财富的持有量趋于增长。鉴于财富可以代代相传，它得以在多个生命周期中积累和汇集。

不幸的是，人类被奴役也始于第二纪。在狩猎采集者的世界里，不存在财富，或者至多是短暂拥有、只能持续一两天的财富。所以奴隶制在经济上几乎毫无意义。但是随着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出现以及财富的积累，我们天生的占有欲被点燃，加上被贫困时期的记忆所激发，对财富的渴望似乎是无止境的，至少在某些人身上是这样。那些狂热地工作以赚取他们的第二个10亿美元的人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很清楚，他们赚的第一个10亿美元是十辈子都花不完的。

对于一个没有人权或自由的概念的世界来说，奴隶制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伦理挑战。直到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才意识到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聚集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土地和资本。当社会越来越富裕，复杂性也应时而生。贸易变得更加成熟，科技的进步，城市的发展，所有这些的共同发展提高了一个人可以积累的财富上限。

农业革命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虽然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粮食也可以被扣留。这在狩猎采集者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城市和农业的发展，扣留粮食成为当权者压制反对者的一种方式，而分发粮食则是为了确保服从，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地方仍然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纪的人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出现了贵族和皇室。统治阶级享有特权，例如穿某种类型或颜色的衣服，吃某种食物，或者，就阿兹特克(Aztecs)[14]统治者来说，闻某种类型的花。而这些都是明令禁止被统治阶级做的事情。

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首次被展现在人类面前。正如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指出的那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只能选择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将变得不平等，而被强迫平等的人又是不自由的。这场拉锯战至今仍在上演。

早些时候，我提到想象力是进步的首要条件，而农业给了我们第二个条件。由于种植和收割作物需要规划，而狩猎和采集则不需要，我们可以将农业的发明视为对未来的概念的发明，这是进步的第二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