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洋铁匠王三儿娶媳妇儿，我央求妈妈参加了他的婚礼。用老杨家二爷的话说：这小子没爹没妈，不知道跟谁学的洋铁匠手艺，还能混碗饭吃；三十多岁了，还娶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媳妇儿。
王三儿的洋铁铺在西街道北。有一扇大窗户对着大街；站在窗前往里看，洋铁铺的全貌可以一览无余。洋铁铺的小屋不大。然而，在我的视野里那可是一个工厂。
屋里靠窗户摆了一张用枕木做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有一根一米多长的铁轨，用道钉牢牢地钉在枕木上；铁轨突出工作台的一端，加工成了像棒槌一样的圆锥体。工作台上经常摆放着一把粗大的铁剪子；一大一小两把锤子；一个当锤子使用的大约半米长的木方子；带刻度的铁直尺与拐尺。墙边经常戳着几张镀锌板。工作台底下散落着一些剪下来的边角料。
王三儿的手很巧！一张镀锌板，让他剪一剪、揻一揻、捶打捶打就变成了一节炉筒子、一个撮子、一个“威德罗”（口大底小的水桶）。我经常在没事儿的时候，站在王三儿洋铁铺的窗外看他做洋铁活。有时看他从划线、动剪子直到做出一个成品才离开。一次，星期天，我看他打一把喷壶，晚饭都没赶上吃。
王三儿在划线的时候，总是把脖子伸得长长的，脑袋从左边转到右边，再从右边转到左边，这样反复几次，才用左手稳住直尺，右手拿一根锉尖了钉尖的大钉子，在铁板上画出一条直线。他没有圆规。画圆的工具是：一支带橡皮的铅笔、一根细线绳、一个大铁钉。画圆的时候，线绳一头系在铅笔上、一头系在大铁钉上，圆的大小由线绳长短决定；然后，把铅笔的橡皮点在圆心，手执大铁钉、拉紧线绳，就会在铁板上画出理想的圆周。他娴熟的一举一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在他的小屋地上捡一块三角形的洋铁片，用那把大剪子去剪它。好容易把大剪子掰开、把洋铁片放到剪刃上，再用力合拢剪把，洋铁片在剪刃上立了起来，就是剪不断，再一使劲儿，洋铁片飞了。捡起来看看，连个剪子刃都没有。王三儿看见后，笑着说，“小子儿！别着急，过十年八年我教你。”我很高兴，认真地说，“一言为定！”王三儿：“到时候说不上在哪念大书呢！还能看上洋铁匠？”我说：“不，我指定跟你学做洋铁活。”那个时候，当洋铁匠就是我的理想，我觉得做洋铁活就是最高级的手艺。
王三儿结婚那天，妈妈并不同意去随礼；父母与王三儿不是很熟，也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因为我死乞白赖地纠缠，妈妈才不得不带我去。王三儿的婚礼十分简单，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宴席。比我二姨结婚还简单。结婚的全部过程就是王三儿把小媳妇从门外抱到屋里的炕上。然后，王三儿向前来参加婚礼的街坊邻居深深地鞠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大家把随礼的钱放到工作台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他家。
回来的路上，几个和妈妈同龄的妇女兴奋地谈论王三儿的婚礼。“小媳妇比王三儿得小十几岁吧？”“长相还不错。”“两个人还真的挺般配。”大家又饶有兴趣地谈起王三儿抱小媳妇的那一幕：小媳妇被人领到王三儿家门口的时候，王三儿上前一步，冷不防地把小媳妇抱在怀里。小媳妇用力推着王三儿的肩膀，挣扎着，打算下来；她哪里能敌得过王三儿那两只树干一般的粗胳膊？王三儿右手搂住小媳妇儿的脖子，左手兜住她的双腿，想下去，那是万不可能。急得她满脸通红。王三儿一直把她抱进洞房——就是平时干活的小屋的里边一间更小的小屋。在他把她放到炕上之前，王三儿看准小媳妇儿红透了的脸蛋，左右开弓，狠狠地啃了两口。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妈妈给我做了一套新夹袄，穿在身上，乐不可支。汪大娘拽着我的新衣裳，仔细观看，“哎呀！你妈的手真巧。针脚缉得又齐又直，真比那机器做得都强。”妈妈：“哪能赶上机器做的活。机器做的又快又利正，还省劲儿。”
缝纫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属于稀罕之物。东街只有高警佐家有一台放在炕上的手摇缝纫机。
姐姐小学毕业后没有考国高，一直呆在家里。赵皮匠的女儿前些日子到东安去学做机器活，回来说，挺好学的；东街的几个女孩子都动了心，姐姐也要去学；父母商议后，同意了。过了几天，有三个和姐姐一般大的女孩子一起去东安学裁缝手艺。我和几个同学到火车站去送行，一直等到火车开远了，我们才回来。
自从姐姐去学做机器活，我对缝纫机又发生了兴趣。南街道西火车站不远的拐角处有一个洋服店。店里有两架脚踏式缝纫机。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女人伏在机器上做机器活；一个半大老头在一个案子前面裁剪布料。缝纫机做活与王三儿的洋铁活可是大不一样。王三儿手里全是工具；缝纫机就不同了，那是一个机器：缝纫机上的缝衣针在机器上上下蹿动，其动力是来源于踏着缝纫机底下的踏板的双脚。这种力的传递过程和原理，上初中学物理时，我格外关注。直到讲了火车杠杆与车轮的关系，才算明白。
有一天，登机器的那个女人从屋里出来。她问：“小孩！你要做衣服呀？”“不做。”“那你老是趴到窗台上看啥呀？”“我就是愿意看机器，看你们做活。”“愿意看，回家让你爹给买一台呀！”
有一次上牛奶房子，回来时，在洋服店窗台上看人家做衣服，没有赶上吃晚饭。妈妈生气地问，“死哪去玩儿了！连饭都不吃！”我心里想的是缝纫机，根本就没听见妈妈说什么。我顺嘴问了一句：“妈妈，咱们家也买一台缝纫机得了。”“咱们家买不起。等你姐姐裁缝手艺学会了，看看你姥爷能不能给买一台？”
我们家，在父母那辈，一直没有买起缝纫机。
三十年之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商业部门发给机关一张缝纫机购买票。单位领导照顾我三个孩子都小，把缝纫机票给我了。买了一台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这台机器买来以后，只是偶尔做点儿零活；机头与机架一直没有固定在一起。
（2003－01－11~2007－03－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