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帝国的历史就此终结，有人心花怒放，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麻木不仁。京城里，酷爱收藏的四品大员罗振玉担心革命党抄家，失去他多年收藏的古籍善本、古董字画，当然也包括数千甲骨，于是谋划着仓皇出逃，东渡日本。王国维倒是无需政治避难，他本想打道回府回海宁老家，毕竟他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奈何回家的船票疯长了数倍，且多年以来，与知己罗振玉共谋进退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于是，二人一同远赴日本京都，开始了四暑五冬的异国之旅。自东渡日本后，王国维受到罗振玉的影响，其学术研究方向开始由文学转向经史、小学。王国维一面协助罗振玉整理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及所藏彝器、金石、甲骨，一面以罗氏收藏之封泥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重要文章。同时，他还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作《宋元戏曲史》、诗集《壬癸集》，以及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而旅日期间，罗振玉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甲骨上。

罗振玉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亲家刘鹗处初见甲骨文，当时便惊叹：“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此后，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赴京任学部参事时起，便开始收藏甲骨。但当时的古董商视甲骨出土地为商业秘密，或严守，或假说出土于河南卫辉、汤阴。据传，两年后罗振玉宴请古董商人，将其灌醉后方才套出甲骨出土地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秘密。于是，他立刻着人前往收购。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收购的大量甲骨，正好成了他旅日期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资料。在日本京都，他先后出版了《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重要甲骨学著作，并研究考释出甲骨文文字485个，释读卜辞1303条。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还趁短期回国，亲赴小屯村，正式考证安阳小屯村即殷墟所在，并确定甲骨系殷商王室遗物。与罗振玉的研究方向迥异，王国维则开创了以甲骨文为途径考证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先河。他通过甲骨资料与其它文献史料的比对参证，完成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殷礼征文》和《殷代制度论》等重要论文，以及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继而考订了殷王世系，填补了殷商历史的诸多空白。

民国五年（1916），王国维率先举家回国，在上海犹太地产商，亦是甲骨收藏大家的哈同设立的“广仓学窘”之《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并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王国维回国后，与罗振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书信中，除了探讨学术，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时局。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这些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到日俄协定的缔约、外汇比价变化……不过，以前清遗老自居的他们，最牵挂的还是业已覆灭的清廷与仍然居住于北京深宫中的逊帝溥仪。3年后，罗振玉也回国，将其三女儿罗孝纯嫁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并且先赴上海，又辗转天津，组织东方学会，聚会前清遗老，谋求清廷复辟。而后，罗振玉通过宗社党人、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和前清名臣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陈宝琛的推荐，回到清宫逊帝溥仪身边，留作南书房行走。在罗振玉推荐下，溥仪亦特招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一职。然而，与相对更专注治学的王国维不同，罗振玉除了渴望清国复辟的政治理想外，还对财富和政治地位抱有较强的世俗愿景。

罗振玉在宫内宫外主要负责两项工作，其一是与日本公使馆、日本军队联络，谋求复国大计；其二则是清点大内藏品，给清点过的字画用上“宣统御览之宝”的玉玺。然而，或许出于后来特殊时期的历史原因，逊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罗振玉颇多微词。他不仅指责罗振玉“受日本人的豢养”，比别人都活跃，指其在清点宫中器物过程中监守自盗，称其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且认为罗振玉的才学“也很值得怀疑”，并明确指其《殷虚书契》窃据了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成果，并在民国十六年（1927）逼迫王国维，促使其投水自尽。不过，导致王国维自尽的抑郁情绪的产生确实与罗振玉难逃干系，而他们二人产生嫌隙也正是从罗振玉回国，两人供职宫中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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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是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的皇家园林。鱼藻轩位于颐和园内万寿山前，长廊的西段，秋水亭与清遥亭间。鱼藻轩之名典出《诗经·小雅·鱼藻》一篇，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毛诗序》云：“（《鱼藻》）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郑玄亦云：“藻，水草也。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可见，鱼藻所指，不仅是鱼藻本身，更是君臣隐喻：臣依君，如鱼依藻。沉水，自屈大夫始，之于儒家士大夫具有非凡的自我仪式感，而饱读诗书的王国维选择在鱼藻轩自沉，其用意则更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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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沉所为何故？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革命军自广东起兵后，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重镇，所向披靡。清朝遗老渴望倚靠的北洋军阀及其旧世界在北伐军的枪炮中摧枯拉朽般崩坏。而是年4月，一南一北的两起血案更令举国震惊：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因被认定为“俄奸”，犯有参与军事谍报工作、勾结共产国际参与中国内战、阴谋颠覆民国政府等罪行，被北洋政府处决于北京。同月，前清遗老，著名经学家、藏书家叶德辉又因抨击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被农民协会处决于湖南。北洋军阀、农民运动、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国际……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时代产物、不同的政治社团和军事集团，各种新旧势力怀揣着各异的政治诉求和革命信仰在同一个时代里，甚至更准确地说，根本就是在民国十六年这一年之中，竟突然混战于一处。霎时间，天昏地暗，血肉横飞。

可在这错综复杂又风起云涌的时局狂潮中，恐怕没有哪个阶层、哪个集团会像前清遗老们这般潦倒、这般寂寥，这些弄丢了大清江山，断送了祖宗基业的逊帝遗臣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十余年来寄托于北洋军阀复国的幻梦会在一夜间覆灭，而更令他们之中的一些精英们绝望的是，与他们的幻梦一起覆灭的还有民国公民心中“君为臣纲”的儒家秩序。在由西方缔造的共和的现代新秩序里，任何失败者都将面临胜利者的清算和血洗。这使前清遗老们来不及在失败中沉沦，因为他们都忙着在胜利者进城前匆匆“逃命”，比如逊帝溥仪便已早早逃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然而，在这些绝望于复国、忧患于安身的遗老中间，有个人曾在民国元年便已出逃过一次了，这一次，他不想走了。

秀才出身、一介布衣的儒生王国维对逊帝溥仪怀有知遇之恩，对清王朝和与帝国、皇权唇齿相依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怀有赤诚的眷恋之情，饱读诗书、一生未曾去辫的王国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踱步于颐和园中。他怀揣着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走进鱼藻轩的湖水里的时候，那一池黑暗的深渊大概正好影映着多年以前，他“奉诏”出任“南书房行走”一职时意气风发的奕奕模样。

可是，令他以及像他一样的前清遗老们始料未及的是，在那场血雨腥风的绞杀过后，在血洗了共产主义者、农会分子和旧军阀一干人等之后，铁血的独裁者却根本没有对前清遗老和宗社党人下手。因为，在新的时代中，他们早已沦为了民国公民中一些躁动不安的看客，根本就够不上“被当作对手”。而王国维卓尔不群的殉节在当时以及自那以后的岁月里，则显得那样的“出挑”。由于他在治学上震古烁今的历史地位不容撼动，头上的前清发辫至死都未曾剪掉，于是，自他而后的近百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他的高度，可又不甘于在本应属于他们的舞台中，任凭一介儒生遗臣站在舞台的正中央，所以他们开始一面怯懦地神化他，一面丑恶地粉饰他。就此，我们便眼睁睁地看到了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级“现代知识分子”慢慢地“站了起来”，而这个被他们粉饰出来的“王国维”也只能是为“传统文化”殉葬而坚定地“沉了下去”。

据罗氏后人回忆，在“罗王交恶”之前，有两件事令罗振玉心生不满。其一是在天津的罗振玉拜托在北京的王国维将其著作《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带去书店做黄绫套后代奏呈逊帝溥仪，因罗振玉与郑孝胥有矛盾，王国维为避嫌予以推脱。其二是罗振玉欲与他人联名上奏折参劾郑孝胥一党，希望王国维代呈，但王国维建议其不必上奏，此举复引罗振玉不悦。民国九年（1920），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奉调天津海关。他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原本住在岳父家，但后来天津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王潜明夫妻执意搬离罗振玉家，此举遭到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反对。民国十四年（1925），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不幸病逝。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因家庭琐事矛盾激化，竟至半生情义，一朝决断。

王潜明和罗孝纯成婚8年，先后育有两女，但均不幸夭折。罗振玉前来吊唁，在潜明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并带走女儿孝纯。待丧事后，王国维由沪返京，为安排长媳未来生活，他将次子高明的长子过继给潜明，又将海关抚恤金委托在沪友人金颂清通过银行转账给天津的罗家，并将夫妻二人上海家中的家具运抵天津罗宅。然而，罗家却拒绝接收这笔抚恤金。王国维几次将汇票寄去罗家，又几次被退了回来。最终，在罗振玉咄咄逼人的书信讽刺中，二人竟落得卅载情谊断，半生恩义绝。时隔半年后的初夏（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处，投昆明湖自尽，并在衣兜内留有遗书。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去世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在以文化界、学界为首的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闻听噩耗的罗振玉忍痛将王国维殉节一事“奏明”身在天津张园的逊帝溥仪，令溥仪大为感动。他当即“颁布诏书”，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去世的第五天，罗振玉带着这份由他“求得”的诏书，自天津匆匆赶到王国维生前任教的清华大学吊唁，并在天津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王忠悫公设灵公祭，此后，又在天津为王国维刊印遗作。然而，斯人已逝，悔之晚矣！

据传，罗振玉晚年回忆往事，曾在其书斋“鲁诗堂”中对孙辈言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是为罗王二人30年金石之交最终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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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罗振玉迁居旅顺，在新市街扶桑町购建私宅，四年后，建起一座3层藏书楼，取敦煌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之“大云”二字，名之曰“大云书库”。书库内，藏书约30万册。此外，罗氏收藏的甲骨亦曾藏于此处。罗振玉逝世后，其收藏甲骨一部分流入日本（5745片），其它一度神秘消失。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胶东解放区干部赴大连接收日企远东榨油厂，在厂内发现了一个日籍聋哑工程师和一个被四面焊死的铁箱。铁箱被撬开后，人们发现，铁箱内藏有楠木木盒70多个，布面锦盒14个，正是罗振玉所藏的1234片甲骨。原来，那个日籍聋哑工程师原本想设法将甲骨运回日本，但因日本战败而未能成功转运。此后，远东榨油厂及这批甲骨被八路军接管，甲骨被运抵山东，后为避内战战火，先被埋于山东栖霞陶家村，又被先后转运至山东海阳、鲁山和司马庄、莱阳等地，直至1954年被安置在刚刚成立的山东省博物馆，并收藏至今。

知识分子学术成果、技术革命所缔造的线性的现代化已经在包括且不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无休止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类文明当中。但即便是这样，它依旧不足以推翻专业化作为知识分子学术实践主流理想的现状。这样的学术理想或许给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学初始阶段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层面里的答案。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学史上的这些故事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陪逊帝溥仪秘密前往东北。民国二十一年（伪“满洲国”大同元年、1932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罗振玉代溥仪向外宾致词。此后，他先后历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临时赈务督办、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伪政府要职。但由于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于郑孝胥，罗振玉于民国二十六年（伪“满洲国”康德四年、1937年）返回其旅顺寓所，即藏有《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古籍善本的私人书斋“大云书库”，一心治学，直至3年后的民国二十九年（伪满洲国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病逝于旅顺大云书库，终年74岁。

罗振玉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多达130余种，校刊书籍共有642种之巨。他在敦煌文卷、汉晋木简、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和古冥器的研究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特别是在甲骨、甲骨文的搜集、收藏、考释和传播上，实有开天辟地之功勋。此外，罗振玉还以其渊博的学识，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其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一批在近现代卓有建树的学者。然而今天，当我们回望万古千秋、总揽朝经暮史的时候，我们一面安享着清廷遗臣罗、王的成果开拓浅薄的视野，一面又嘲讽、批判罗振玉是“中日亲善”、卖国求荣的汉奸；摆布至死都留着长辫子的王国维不是清王朝和逊帝溥仪的殉节者，而该被塑造成传统文化的殉道者、文化中国的大英雄。我们总是不安于在巨人的肩膀上谦逊地站立，而是妄想着飞越民族与民主的表里山河，凭现代之优越感，于身在未来处凌空，执虚妄之黑白符，辨面带脸谱者忠奸。这正是与历史决裂后的看客们天然的权利和快感使然。而无论如何，“罗王”死后，被称作“罗王之学”的甲骨学继往开来，通往《河图》《洛书》与古老中国的大门才就此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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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甲骨学的奠基人都是儒士？

甲骨文发现的时代，特别是甲骨学的初始阶段，“罗王之学”兴起之时，正是晚清民国以来，传统中国文化精英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全面崩坏、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全面兴起的时代。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王懿荣、刘鹗，还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这些甲骨文早期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甲骨学的理论奠基人，却无一不是博古通今的儒生、儒士，而本应成为主角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在这一国之显学的领域内全面缺位。显然，这绝不该被视作历史的巧合，或者被轻易忽视。

事实上，与现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精英自古以来便以“博”作为求知、治学之理想。因为他们有着一颗“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羞耻心，即《法言·君子》所云：“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真正的儒生从来就没有过认知的边界和学术的桎梏，因为他们耻于在任何未知领域内沦为无知的奴隶。就甲骨文而言，王懿荣发现龙骨上的书契，孙诒让研究《铁云藏龟》，等等，这些行为的原动力不应被视为朴素的好奇心，而是出于儒家崇高的羞耻心。而与儒士的“博”针锋相对的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专”。就在“罗王之学”悄然兴起的时代，1919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发表着《以学术为业》的**演说。他说道：“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从“最彻底的专业化”到“真正完美的成就”，学术的功利心、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竟如此昭然若揭又理直气壮。由此而后的百年间，由知识分子学术成果、技术革命所缔造的线性的现代化已经在包括且不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无休止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类文明当中。但即便是这样，它依旧不足以推翻专业化作为知识分子学术实践主流理想的现状。这样的学术理想或许给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学初始阶段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层面里的答案。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学史上的这些故事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1]王国维出生地在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1949年后，海宁县隶属于嘉兴专区，后嘉兴专区改嘉兴市，海宁县又改为海宁市。但在明清时，海宁初为县，后为州，均隶属于杭州府，民国元年又直属浙江省，均不由嘉兴府下辖。因此，王国维是海宁人，亦可认为是杭州府人，如称其为嘉兴人，则是其出生地当代所属辖区划分，不确。此外，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宁县复升为海宁州，系杭州府下辖之散州，治所就在盐官镇。此处历史文化遗迹众多，还是钱塘江观潮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