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38岁的刘鹗不知怎么，偏偏看上了一个29岁的，在别人家馆里做私塾先生的穷秀才。刘鹗一下子给这负债累累的穷秀才涨了4倍的工资，把他挖到了自家，给自己的儿子做了“先生”。在此后的日子里，刘鹗不仅把自己珍藏的所有甲骨和各样文物拿给他欣赏、研究，居然还让自己的四公子刘大绅娶了他的长女为妻。
交上“狗屎运”的穷秀才脱贫致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十余年后，刘鹗魂断他乡；又过了两年，统治了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也匆匆谢幕。当年那个被刘鹗提携的穷秀才因为做了清廷大官，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便带着亲眷逃去了日本京都。不过，在逃亡的路上，他如法炮制，不仅资助了另外一位穷秀才跟他共赴东洋，而且也像当年刘鹗对待自己一样，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这穷秀才的长子。
由于受到刘鹗直接或间接的提携，以及受到他甲骨收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京都的这四暑五冬，曾经的两个穷秀才潜心研究甲骨文，竟开创了以研究甲骨文和通过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新学科——甲骨学。由于他们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内取得的“前无古人”，恐怕也将是“后无来者”的成就，甲骨学在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被以二人的姓氏命名，称之为“罗王之学”。其中“罗”指的便是当年那位年长些的穷秀才，他叫罗振玉。而那个“王”字，说的便是当年那位年少些的穷秀才，他叫王国维……
罗振玉，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罗振玉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南门更楼东（今罗家巷）。
罗振玉出身官宦。清嘉庆、道光年间，其曾祖父罗敦贤任扬州盐司、河道总督之幕僚，其祖父罗鹤翔历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知县。咸丰二年（1852），其祖父升任高邮知州。是时，其继祖母方氏“倾俸余置宅于淮安河下罗家桥”。咸丰十年（1860），“罗家桥宅毁于兵燹，乃别于郡城南购置更楼东赵宅”。至此，罗氏正式定居淮安府山阳县。罗振玉父亲罗村勋，历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娶山阳县贡生范以煦长女为妻，并纳河下丁氏为妾。正房范氏共生五男五女。罗振玉于兄弟5人中居其三。罗家虽非科举入仕，但尤重子弟教育。罗振玉5岁入塾堂，师从乾嘉朴学传人李岷山。他5岁读《毛诗》，12岁读唐宋诗词，15岁读毕《诗经》《易经》《尚书》，16岁赴杭州应童子试，以第七名中秀才、入县学。此后罗振玉曾两次落第于绍兴乡试，均未中举。
罗家在淮南泾河、越河一带广有田产，但在罗振玉出生后，因家中人丁繁衍不息，婚丧嫁娶不绝，加之年旱岁荒、五谷不登，家道日益衰落，以至负债累累，其父罗村勋甚至要借调任江宁县丞之机，就官以避债。罗村勋赴任后，16岁的罗振玉开始助母持家。19岁时，罗振玉迎娶流寓淮安的广东人范玉麟之长女为妻，范氏于光绪十九年（1893）病逝。三年后，罗振玉又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继宅，丁氏先祖蒙古人，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其间，因两次乡试不第，加之生计日绌，罗振玉先后到山阳刘氏、邱于蕃家出任家馆教师，并利用教书之余，著书立说。自清光绪十年（1884）其妻范氏以典当首饰资其刊刻《存拙斋札疏》一卷起，他先后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光绪十二年，1886）《俗说》（光绪十三年，1887）《辑皇甫谧高士传》（光绪十三年，1887）《订正李氏纪元编》（光绪十六年，1890）等著作，并刊印出版。
除在经史上著书立说外，自青年时起，罗振玉就对金石文字、古物碑帖表现出强烈的爱好。他虽家贫，却常与路山夫、蒋伯斧，以及自己的姐夫何益三等淮安名士来往。其中，路山夫藏金石拓本，蒋伯斧家藏玺印，罗振玉日后得以在金石、鉴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早年间与他们的交往密不可分。与罗振玉交好者，还包括刘鹗之兄刘梦熊，罗振玉由此与刘鹗结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鹗招罗振玉至刘家家馆，教授子嗣。罗振玉在山阳刘氏家馆任教师，岁修2万钱，而刘鹗竟给罗振玉开出了岁修8万的天价薪酬，足足是此前的4倍。刘鹗对罗振玉的才华极其看重，不仅让他欣赏、研究自己珍藏的各种文物，还让自己的四子刘大绅迎娶了罗振玉的长女为妻。后来，罗振玉也是在刘鹗处首次见到甲骨，并认识到殷商书契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年（1894），罗振玉因两次乡试落第自知入仕渺茫，时值清日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遍全国，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窘境使其痛定思痛。与主张变法、洋务或实业的潮流相逆，罗振玉认为清国乃农为邦本，古人不官则农，故潜心研究农学。他一面研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代农学经典，一面又托友人借阅西洋农学译著。光绪二十二年（1896），罗振玉又离家赴上海与蒋伯斧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两年后，为译日文书籍，他于上海成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当时，入社学习日文的有6个人，其中的一位后来成了他的至交和姻亲，他便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号忠悫，浙江海宁人[1]。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盐官镇双仁巷。
王国维祖籍开封，其先世祖四世，王珪、王光祖、王禀、王荀均为宋时名将。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均身负国难，《宋史》有《王珪传》《王光祖传》。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海宁州盐官镇。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32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王氏家族在海宁颇受乡民敬仰，这使王国维拥有较强的家族荣誉感。后来，他因此还根据王氏家谱世系及《宋史》之《徽宗本纪》《钦宗本纪》《王珪传》和《王光祖传》等，撰写了《补家谱忠壮公传》，即《宋史忠义传王禀传补》，以补《宋史·忠义传》之阙。
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早年中秀才，溧阳县署幕僚，勤于治学，专于诗文、书画、篆刻等，以山水画见长。王国维幼年丧母，受其父影响颇多。清光绪九年（1883），7岁的王国维入邻塾，先后从师于潘紫贵、陈寿田。清光绪十八年（1892），“（王国维）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上下议论，称‘海宁四子十八丁’”，并被乡里公认为“海宁四才子”之首。同年，王国维应海宁岁试，以第21名中秀才，入州学，尤好《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同年，赴杭州府试，未取。清光绪二十年（1894），受到清日甲午战争惨败引发的变革思潮影响，王国维开始大量接触新学时事，并渴望外出游学，但因家贫，考入杭州府崇文书院，后肄业返乡。翌年，19岁的王国维与莫氏成婚，后生子潜明、高明、贞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一面在海宁十庙前陈氏陈汝桢家任塾师，一面向往着出国留学。当年秋，赴杭州府再应乡试，复落第。同年，做《咏史》诗20首，发表于《学衡》第66期。翌年正月，王国维在其父王乃誉陪同下，由水路抵沪求学，并进入上海《时务报》报馆任书记，负责校对工作——王国维的同乡许家腥辞去了《时务报》的文职书记工作，并且介绍王国维去上海接替自己。《时务报》当时刊发了一批维新名士的文章，为王国维所仰慕，因此，他满心期待地进入了《时务报》报馆。然而此时，因《时务报》内部的派系争斗，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王国维仅与康门弟子欧榘甲有过短暂交往，并未如愿见到自己最崇敬的梁启超，且《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不赏识王国维：他的薪酬待遇不仅比同任书记的同事都低，还经常被汪康年变相增加工作量和克扣工资。职场险恶，这令高智商、低情商的大才子心情苦闷，再加上自知家贫，薪资又不高，留学梦碎，王国维只好转做长期打算。他想着先报个班，学个日语再做计较。于是当年2月，王国维走进了位于上海新马路梅里福的教育培训机构东文学社。一次，培训机构的罗总前来视察学员们的学习情况，一眼看见了王国维手上拿着的折扇。折扇上是王国维自己题写的《咏史》诗一首，诗云：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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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是晚清维新派影响力最大的机关刊，旬刊，连史纸，石印。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该刊物由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任总经理，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因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而停刊，共出版69期。《时务报》初创时，发行量仅3000余份，一年后增加到1.2万份，最高时达到1.7万份，对传播维新思想、畅言变法图强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该刊物起初由梁启超主笔，创刊号刊载其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时期，梁启超的代表作《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维新派重要理论文章均发表于此报。后因汪梁矛盾，梁启超辞职，自第55期改版后，便再无其文。
《时务报》停刊后，汪康年将其改名为《昌言报》。《昌言报》办至第6期后，公开支持维新变法，反对慈禧执政。慈禧见报后下令缉拿主笔，查禁报馆，汪康年避匿隐居，章炳麟赴台湾任台北《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昌言报》出版至10期后即停刊。
王国维的诗写得好，这位罗总更是慧眼识英。他先是免除了王国维的学费，跟着又用月薪30块大洋的高薪把王国维挖到了东文学社，让王国维一面挣钱养家，一面学日语、学英语，还学数学、物理、叔本华和康德。从这时开始，开培训班的罗总就成了王国维生活上的坚强后盾、学术上的引路人，被王国维引为知己。当然了，罗总就是罗振玉，也是当年那个欠了一屁股外债的穷秀才。时至今日，就像我们总会将才子佳人的“一夜情”脑补成前世今生的爱恋一样，大师与大师间的惺惺相惜也都变成了高山流水的天籁之音。但事实上，王国维的《咏史》诗写得真有那么好吗？按他自己的成名理论“人生三境界”看，恐怕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第一层境界都没达到吧？而前来“视察”的罗振玉就真是慧眼识英吗？识英也算是识英了，但慧眼就算不上了吧。因为彼时，罗总的培训班雇了多少教职员工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招收的学员算上王国维这个免费的，也总共只有6人。从6个普通学员里挑出一个大写的王国维，这实在不能证明罗振玉的慧眼，只能反证王国维前老板《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眼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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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文学批评著作，“人生三境界”是书中的重要理论。他用古代三位词人的三段名句讲解做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事实上，他们二人的相逢、相知，恐怕更像是同病相怜的午夜同路人。同样是落魄的官宦子弟，同样是两次尴尬落榜的穷秀才，同样是站在上海这座中国与西方、农耕与工业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上的异乡客，科举入仕的旧路已对他们关上了大门，留洋或新学的新路在变革的时代中也只是听说通向光明，但是否真的有光，谁也不敢笃定。时代与人生的长夜里，结伴同行的同路人相互成全，成就了我们眼中的两位大师，但当我们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他们相识的时候，他们分明还没有被推上神坛，而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
那一年，罗振玉33岁，王国维22岁，世上当然也没有什么“罗王之学”。
罗振玉和王国维相识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一年无论之于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历史，还是之于华夏数千年的帝国春秋，都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是年夏，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匆匆开场。是年秋，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草草收场。时至今日，我们方才清晰地洞见，这场“百日维新”之于晚清政局的影响远非其之于中国历史的撼动般既轰轰烈烈又意味深长。而身处变革时代中的精英，无论狂热亦或失落，无论淡定亦或麻木，每个人都已做出了自己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运动的领袖康、梁分赴法、日，谋求政治避难；维新的代价“六君子”血溅三尺、杀身成仁，也总算是不负家国不负君；稚嫩的德宗光绪皇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开启了他皇帝人生最后10年的垃圾生命模式。当然，这些人即便算上一些因此而获得的后世颂扬和汗青盛名，恐怕也算不得这场变革中的赢家。那么，这场“百日维新”的赢家是谁呢？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临阵倒戈的袁世凯？其实，与这些大人物一样，身在沪上的小人物罗振玉也同样成了这场运动中的人生赢家。
以今时洞见彼时，罗振玉此前创办的“学农社”及刊物《农学报》堪称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农学报》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其内容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农学领域，知识来源亦是兼并中西，博采众长，因此一时间被赞誉为当时的农业百科全书。而“戊戌政变”之后，罗振玉创办的学农社则引起了清廷高层的重视。据《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月戊辰）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覆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业一折：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光绪帝在上谕中特意提到了罗振玉创办的学农社，可见无权无势的罗振玉及其学农社的名声已经传至清廷上层，这为他日后踏入仕途积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包括王国维所供职的《时务报》《昌言报》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刊物均受到清廷的强力打压，而唯有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其农务富国的办刊理念与统治阶层传统农耕文明的农本思想高度契合，又加之其既主张继承传统农业成就，又引进外洋农业知识，兼具农务现代变革的时代风貌，从而获得了格外理想的发展空间。
以此为契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接受了两江总督、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邀请，赴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而翌年春，原本在罗振玉的资助以及东文学社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已进入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的王国维却因病回国了。于是，当年夏，王国维病愈后，也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此后，罗振玉先后历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两广教育顾问、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务，并赴日本考察教育，创办刊物《教育世界》。王国维则被罗振玉任命为《教育世界》的主笔、代主编，并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王国维主攻哲学，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并涉猎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等领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其“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时期。其代表作《人间词话》《静庵诗稿》和《红楼梦评论》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此外，他还开始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并撰有《曲录》等著作，这都为后来其完成代表作《宋元戏曲史》打下了基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与此前一样，罗振玉此次进京除携家人外，亦不忘知己王国维。他为王国维在学部谋下了学部总务司行走和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的工作，并让王国维住在自己家中。同年，王国维之父王乃誉病逝；翌年，王国维发妻莫氏亡故；三年，王国维继母、太夫人病逝。同年三月，王国维返乡，娶潘丽正为第二任妻子，后育子纪明、慈明、登明，女东明、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