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说唱音乐
宋元时期是我国说唱音乐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唱音乐，重要的有鼓子词、货郎儿、陶真、唱赚、诸宫调几种。
鼓子词是一种反复演唱同一个词调，每段都有对白叙述故事的说唱形式。因为最开始是用鼓做伴奏乐器，故名鼓子词。现存的鼓子词多为历代知识分子的抒情之作，如欧阳修的《采桑子》、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宋元话本《刎颈鸳鸯会》也被认为是鼓子词。
货郎儿是一种建立在“叫声”基础上的说唱音乐。在宋元时期，有一种被称为货郎儿，往来于街头贩卖日用品的商贩，敲着锣或摇蛇皮鼓，唱着货物的名称，这种腔调就被称为“货郎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郎儿”逐渐发展成“转调货郎儿”，极大地开拓了音乐变化的可能性，“九转货郎儿”是一种非常高的艺术形式，到元代已经能以一种独立的音乐出现，深受老百姓欢迎。
诸宫调是宋代的一种由宫调各不相同的多种曲牌连接起来演唱的大型说唱音乐，主要体现了宫调的多样性，在南宋、金、元逐渐发展盛行。诸宫调的曲调多种多样，拥有宏大的体制，其伴奏乐器主要由鼓、板、笛，到后来还有了弦索伴奏。流传下来的诸宫调作品并不多，要数金章宗时期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最为完整。其中列举了宫调14个，连变体在内，加上151个基本曲调，一共444个曲调。有148个曲调被收入《九宫大成谱》之中。
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
鼓词是一种建立在古代词曲和当地的民间小调基础上的说唱艺术，伴奏乐器除鼓之外，有时也用到其他的乐器，主要流行于北方，明代《大唐秦王词话》为现存最早的鼓词。
后来的鼓词叫“大鼓”，流传于北方的鼓词主要有东北大鼓、京韵大鼓、梨花大鼓。
东北大鼓又叫“辽宁大鼓”，在清代中期形成。最初的东北大鼓由一人手持小三弦演唱，并在腿上绑缚“节子板”击节，因此也叫“弦子书”。东北大鼓流行于农村，以当地人的方音演唱，唱词也不讲究，演出的曲目多为中篇，如《瓦岗寨》《彩云球》《四马投唐》等；曲调丰富，唱腔流畅，有较强的表现力，内容大多取材于戏曲、小说和一些民间故事。
京韵大鼓又叫“京音大鼓”，产生于清代末期，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在河北、华北、东北等地区流行广泛。京韵大鼓是一种艺术成就较高的说唱艺术，伴奏既有鼓、板，也有三弦、四胡和琵琶等乐器；唱词主要是七字句，有时也加入嵌字、衬字和垛句，每篇唱词一百五十句；用韵以北京的十三辙为标准，大多一韵到底。著名作品有《单刀会》《风雨同舟》《包公夸桑》《博望坡》《英台哭坟》等。
弹词是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说唱曲艺，在明清两代非常盛行。弹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代。明臧懋（mào）循《弹词小序》说元末杨维桢避乱吴中时曾作《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四种弹词。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也载：“其时代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
弹词有“单档”“双档”和“三档”之分，以琵琶、三弦、二胡、扬琴等弹弦乐器伴奏。在唱词上，弹词多用七言诗；在表演形式上，弹词既可以有说有唱，也可以只说不唱；在音乐结构上，弹词属于板腔体，既可以婉转柔美，也可以质朴雄健。弹词的文字可以分为说白和唱词两部分，说白多用散体，唱词多用七言韵文。按语言上的差异，弹词可分为“国音（普通话）”和“土音（方言）”两种。弹词的篇幅有大有小，但以大居多；小型弹词仅由若干首大致相同的曲调组成，大型弹词则有开篇、诗、词、赞、套数、篇子等多个部分。如《榴花梦》就属于长篇弹词，全本有360卷，500多万字。
按曲调的不同，弹词可分为苏州弹词、长沙弹词、扬州弦词、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等多种。其中，苏州弹词的影响最为突出。
苏州弹词又叫“小书”，在江、浙、沪一带极为盛行。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噱弹唱”是苏州弹词的主要艺术手段。“说”即是叙说，“噱”是指逗人发笑，“弹”是指用三弦或琵琶伴奏，“唱”则是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尤为丰富，既有叙述和代言，也有说明和议论。在长期的实践中，艺人们创造出了各种手法和技巧，增强了弹词的艺术表现力。苏州弹词追求理、味、趣、细、技的艺术特色，一般以七字句式开篇，以通俗易懂的“书调”作为基本曲调，注重用词、用语的精确生动，讲究语音和语调的变化。
在清嘉庆至道光年间，出现了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马如飞等弹词名家。其中，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被称为弹词四大名家。清弹词家马春帆在《耍孩儿》中这样说道：“今生岂肯无名死！想当初陈、姚、俞、陆好功夫，敏捷心思。”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云：“同治初年吴门弹词家之著名者，为马、姚、赵、王。”在这些艺人中间，以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最为知名。陈调苍凉粗犷，俞调婉转优美，马调质朴雄健。后来的弹词艺人既吸收了他们的长处，又加入了许多新的创新，大大增强了弹词的表现力。
中国古代的说唱
说唱音乐是一种说话和唱歌混合的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相。成相是一种古代民间的艺术形式，其创作者多用它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内容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对娱乐的需要日益增加，说唱音乐已经非常流行，还产生了许多以“说话”为业的人。但遗憾的是，虽然当时有许多关于“说话”的记载，但是像《一枝花》那样的“说话”本子却没有流传下来。
隋唐时期还产生了另一种说唱音乐——变文。变文是唐代寺院中所产生的一种说唱音乐，主要作用是宣传宗教的教义。为了宣传佛教思想，寺院把晦涩难懂的佛教哲理通俗化，变得更加容易让人理解，于是就产生了变文，还出现了许多专门讲唱变文的僧人。这些僧人又分为两类：一类由一些具有高尚德行的僧人组成，听众主要是僧众；另一类是“俗讲僧”，听众主要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