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娱乐表演项目，除了歌舞戏和参军戏对中国戏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说唱艺术和诸宫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唐代时，大规模的城市如长安、开封、杭州等已经开始形成。这些城市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娱乐业的发展也更为紧迫。行业竞争的压力变大，艺人们不得不提高自身的表演水平。在当时逐渐成形的娱乐场“瓦舍勾栏”里，出现了一批讲经说书的人。所谓瓦舍，即寺院，而最初讲经说书的人以寺庙的僧尼为主。他们用说唱形式，以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宣讲经文，深受大众喜欢，为了吸引听众，他们还事先将经文和相关的动人故事编成通俗的文本。文本采用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形式，散文即说白，韵文即有一定韵律如诗、词、赋的文本。这种夹叙夹唱的特殊文本，被称为“变文”。当时著名的变文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阿弥陀经变文》等，前两个的文本在敦煌石窟中仍见藏本。

变文的出现使得说唱表演更加普遍化。唐宋期间，说唱的地点不再限于寺庙，在某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专门的演出场所，这些场所被称为“勾栏”。表演者也不再限于僧人，而是出现了许多民间艺人。民间艺人的说唱内容除了佛经故事，还有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说唱由此成为当时一种大众娱乐表演。

变文促进了说唱艺术的繁荣，反过来，说唱艺术的兴盛也带动了变文文学的创作。变文作为一种夹叙夹唱的说唱文学，在文体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剧本的轮廓，为戏剧能够塑造人物、表现宏大题材创造了条件。后来，在包含器乐、声乐和舞蹈表演的大曲、民间杂曲等歌舞艺术的发展下，变文经过与它们的融合，发展成为更具剧本形态的诸宫调。

诸宫调仍是一种说唱文学，又称“话本”。之所以叫“诸宫调”，是因为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用多个宫调的曲子进行说唱。所谓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各种曲调样式。宫调不同，音调就不同。诸宫调仍是形成于唐代，这是因为来自不同地域的民间艺人所运用的说唱方式不同。当时，汴州（今开封）城的勾栏里出现了诸如嘌唱、叫声、唱赚、鼓子词、淘真、涯词等各种说唱艺术，不同的唱法使得音乐的结构日趋复杂。在这样的影响下，宫调的运用也发生了变化。隋朝时，出现了套曲音乐，又称“组套音乐”，即用同一宫调内不同乐曲连缀而成的大型音乐。到了唐代，为了满足说唱中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又将不同宫调的多个套曲组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诸宫调。

在诸宫调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乐曲被运用到说唱文学中，丰富了说唱艺术的表演。加之当时歌舞、杂技及乐器的表演日趋成熟，戏剧的要素渐渐成型，戏剧表演因此呼之欲出。金代时，戏曲家董解元根据唐代文人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了叙事体诸宫调小说作品《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董解元西厢记》。这一作品音乐丰富，共用了16支宫调、306支曲牌，大大增强了原作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它有说有唱，有主题有故事，情节完善，语言优美。它的出现，直接影响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产生。

总而言之，诸宫调不仅是对音乐的改造，而且是对作品的改造。它多宫调、多曲牌的音乐结构，为早期的戏曲创作广开了视角，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