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

明朝年间，散曲有了较大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燉（dùn）是明初有名的散曲家，创作了散曲集《诚斋乐府》。不过，受皇室贵族身份所限，朱有燉的散曲题材比较狭窄，多为游玩、庆祝、赏景、咏物之作。

朱有燉之后，明代的散曲创作逐渐走向兴盛，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家。弘治、正德年间，北方的散曲作家主要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

王九思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擅长诗文。他的散曲多半是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深具北方作家惯有的豪迈雄壮，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价值都比较高，在当时深受文人和百姓喜爱，被广为传诵。

康海的人生经历和王九思十分相像，同样是青年时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中年时被当作刘瑾的同党免去官职。因此，康海的散曲创作也多愤世嫉俗，但整体而言文风豪放爽朗，情感浓厚，有很多都称得上佳作。

同一时期，南方的散曲作家主要以王磐和陈铎为代表。王磐一生对功名毫无兴趣，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常带有隐士的清高与潇洒。而批判现实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便是至今传颂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陈铎的散曲多写男女爱情和闺怨相思，题材狭窄，但胜在语言清丽、雅致，传唱甚广。

明代中后期，散曲更加繁荣发展，名家迭出，北方以冯惟敏等作家为代表，南方以金銮、梁辰鱼、沈璟、施绍莘等作家为代表。

民歌

诗文戏曲之外，明代也曾民歌盛行，因此民歌也是明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国内出现了四种民歌集，其中以婚恋题材为主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比较引人注目，部分作品表现出的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思想，在当时颇有进步意义。

明代中期，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民歌这种直接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形式也日趋繁荣。在当时很多文人编辑的戏曲、散曲选集中，也出现了民歌，这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对民歌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重视。其中，收录在陈所闻《南宫词纪》中的《汴省时曲·锁南枝》在当时和后世流传甚广：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这首民歌语言通俗，想象奇异，情真意切，民间色彩浓厚。

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对民歌的收集、整理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整理出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两部民歌集。

《童痴一弄·挂枝儿》多是对民间时调“挂枝儿”的收录、汇总。“挂枝儿”在北方称为“打枣竿”，后来流传到南方，改名为“挂枝儿”，也叫“倒挂枝儿”“挂枝词”。“挂枝儿”兴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天启、崇祯年间盛极一时，一直流传到清朝初年。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曾在自己的笔记《万历野获编》中提及，“挂枝儿”在当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挂枝儿”语言大胆泼辣，风格清新质朴，带有浓厚的市井俚俗气息，真实再现了当时平民阶层的世情百态。冯梦龙曾盛赞其“最浅，最俚，亦最真”。

《童痴二弄·山歌》收录了大量吴中地区的山歌，多用吴语写成。冯梦龙对这些山歌评价颇高，曾在《山歌》卷首说：“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yú）？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这段话在肯定山歌文学价值的同时，也说明了冯梦龙编录山歌时的态度：去伪存真。

值得一提的是，《山歌》原本久已失传，直到1934年才在徽州找到原书，重新出版，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珍贵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