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所有南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琵琶记》。《琵琶记》由元末高明（即高则诚）所著，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琵琶记》承袭了这个故事的大致框架，同时保留了女主角的贞烈形象，又对男主角的形象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在人物塑造方面相当成功。在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常有书生高中后抛弃糟糠之妻的故事，这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宋代的书生不论身份门第，只要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便能入朝为官。很多出身寒门的书生一朝高中，往往会为攀附权贵，抛妻另娶。这导致反映书生薄幸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书生的形象每况愈下。到了元代，科举考试不被统治者重视，书生很难再借助这一渠道晋升，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的态度逐渐由谴责变成了同情、理解，所以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正面。

在《琵琶记》中，高明在刻画书生蔡伯喈的形象时，明显对他抱有充分的理解与同情。无论是进京赶考、入赘相府，还是在京为官，都非蔡伯喈所愿，但在外界压力下，他又不得不从。妻子和双亲在家饱尝艰辛，他并不知情。最终家庭破碎，他虽然难辞其咎，但也非罪魁祸首、不可饶恕。

《琵琶记》中对赵五娘的形象塑造也十分成功。中国传统女性善良淳朴、吃苦耐劳等优秀品德，都在她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更难得的是，剧中还揭示了造就赵五娘等女性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是封建伦理纲常，用大段篇幅展现了赵五娘因此承受的种种无奈与痛苦。

无论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其形象都是非常立体的，高明很注意从多个侧面展现人物的性格，揭露其内心的想法，这体现了元代戏剧文学的一大进步。

《琵琶记》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双线结构布置，剧情沿着两条线索发展：其一是蔡伯喈进京赶考，入赘牛府，在京为官；其二是赵五娘留在家中奉养公婆，受尽磨难。两条线索交错发展，蔡伯喈在京城的富足生活与赵五娘在家乡的艰辛痛苦轮番上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增强了悲剧效果，艺术感染力极强。其实，宋元时期，双线结构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但组成这一结构的两个故事，有很多都互无关联，能做到像《琵琶记》这样互相辉映、互相促进的少之又少，难怪戏曲评论家吕天成会赞赏《琵琶记》：“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必议者也。”

《琵琶记》的语言成就极高，既有华丽雅致的文语，又有淳朴本色的口语，前者用于蔡伯喈这条线索，后者用于赵五娘这条线索：蔡伯喈、牛丞相、牛小姐等人都很有学识，说话文雅，生活环境也富贵，用华丽的言辞才能与之相称；而赵五娘、蔡公、蔡婆等人都是乡下百姓，没什么学识，不会咬文嚼字，生活也十分简朴，用质朴的口语才正合适。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分别使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形成了《琵琶记》在语言方面独有的特色。

作为元代最具文学价值的南戏，《琵琶记》被后人评价为“词曲之祖”。在明代几乎所有戏曲中，都能看到受《琵琶记》影响的痕迹，而戏曲以外的各类文学形式也纷纷效仿它，如明传奇中广泛采用的双线结构就源自对《琵琶记》的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