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恢宏《熹平石经》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还擅长天文、算术，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作为书法家的蔡邕，擅长篆书和隶书，其中隶书造诣最高。
蔡邕的《熹平石经》是汉代隶书最高水平的体现。当时还没有印刷术，所有学子的课本都得抄写，工作量大不说，传抄过程中还常常出错。到了东汉后期，儒家经典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已经十分严重。熹平四年，汉灵帝下令让蔡邕等大学者校订《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五部经书。校订完之后，蔡邕亲自书写，并让人将其刻在碑上，共计刻了46块碑。这些石碑被立在洛阳太学讲堂门外，据说每天前来临摹的人摩肩接踵，光是赶来的马车就超过千辆。可惜到了汉末，《熹平石经》便因为战火被损坏，南北朝时石碑碎裂，到唐代已经完全消失。宋代以后，偶尔会出土一些带碑文的残石，让人得以窥见当年蔡邕的书法技艺，以及汉代最高的隶书成就。这些残碑中比较出名的要数洛阳出土的《周易》残石，这块残石两边各书写了一段《周易》，字数共计400多个，价值极高，现存放在西安碑林。
《熹平石经》被誉为两汉隶书水平的顶点，后世凡是练习隶书的人，都绕不开临摹蔡邕的字。元代的郑杓在《衍极》中写道：“蔡邕鸿都《石经》，为今古不刊之典，张芝、钟繇，咸得其道。”张怀瓘更是夸奖道：“谁敢比肩？”
《熹平石经》上的隶书是非常典型的官方书体，严谨均匀，稳重得体，运笔凝练，透着一股雄劲。布局上匀称整齐，一副大国气派。《熹平石经》对后世隶书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隶书，但它有自己的缺陷。因为被定为标准，所以字里行间多体现出一种循规蹈矩，少了一点自然生动的气息。
蔡邕作为一个书法家，贡献不仅在于写出了《熹平石经》这样传世的作品，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比如，他创立了书法中的“飞白书”，至今仍被人使用。据说当时蔡邕为皇上写好了文章，在鸿都门外等待召见，此时他看到几个工匠正在用石灰水刷墙。工匠用沾满石灰水的扫帚在墙上涂抹，但是因为扫帚苗太稀，墙上留下的白色粗线条中隐约露出一丝丝墙皮的颜色。蔡邕深受启发，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将这种效果体现在了书法上。人们因为笔画中的缕缕白条，将这种书写方法称作“飞白书”。张怀瓘曾经夸奖这种书写方法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还是位书法理论家，单是传世的著作就包括《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论》中提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以及作为一个书法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九势》中则阐述了书法之所以美是因为美在哪，汉字的结构中蕴含着怎样的美，怎样运笔将汉字中的生动美感体现出来。蔡邕的这些书法理论对于后世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书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以拙为美：开通褒斜道刻石
开通褒斜道刻石全称“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也被称为“大开通”，是著名的东汉隶书摩崖刻石，刻于东汉永平年间，是现在存世的东汉摩崖刻石中最早的一处。
这处刻石位于陕西省褒成县北石门溪谷道中，刻文中记载了汉中太守郡鄐君奉旨修治阁道的事情。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前后共计耗时三年，用工七十多万人，在长达将近二百六十里（1里= 0.5千米）长的山谷中重新架设新的阁道。因为工程艰难，所以人们在事成之后用刻石的方式记载了这位太守郡的丰功伟绩，对他进行歌颂。这处刻石因为地处偏僻，长年被人遗忘，不为人所知，直到南宋绍熙末年，才被南郑令晏袤发现，并在一旁刻下了释文。可惜之后这处石刻再次被荒草掩盖，无人问津。又过了六百年，陕西巡抚毕沅重新将其发现，毕沅本身是一位金石学家，知道这些文字的重要性，这处石刻得以重见天日。1967年，因为当地要修水库，这处石刻便被挪到了汉中博物馆中。开通褒斜道刻石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左边宽，右边窄，上边沿平直，下边沿倾斜，长272厘米，高142厘米，上面刻有16行文字，每行最少的只有5个字，多的也不过11个字。
开通褒斜道刻石是汉代摩崖刻石的代表作，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它的主要特点有：
碑文虽然是隶书，但是有明显的篆书痕迹，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明证。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曾经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道：“变圆为方，削繁为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方朔也点评说：“玩其体势，意在以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
笔法细腻，直线为主，转折多为方角，线条虽细，但是力道十足。结体上略微夸张，有的字故意写得饱满浑厚，有的则故意变得不协调，但是当作为一种整体风格出现的时候，这种通过疏密和差异体现出来的夸张便成了一种别的作品中见不到的气势。关于这一点，清代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评价道：“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不摹拟，此之谓神品。”
布局上讲，开通褒斜道刻石和别的作品不一样，它上面的字排列紧密，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压抑，横竖大量使用，不像别的地方忌讳重复出现同样的笔画，以免造成繁复的感觉。大量的横竖笔画，加上一些简短和倾斜的笔画，让这幅作品传递出一种其他作品没法达到的气势。
此外，这幅作品有自己的特殊优势，它本身是刻在山石上的摩崖石刻，可能刻工不如一些碑文，笔画也不如在纸上流畅，但是当一个人在群山之中抬头去仰望这幅作品的时候，那种结合了自然的淳朴和震撼是一般碑文和其他载体的书法作品无法比拟的。
到东汉中期，隶书已经发展成熟，并开始出现歌功颂德的石刻，开通褒斜道刻石便是其中最早的作品之一。当时的石刻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和山东一带，陕西和河南是中原文化的所在地，同时是政治中心，本身文化氛围便十分浓厚；而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文化基础自然领先于别的地方。尤其是自秦始皇东巡，到泰山祭拜之后，统治者们也都把山东当作宝地，顺应产生了大量的刻石作品。拿开通褒斜道刻石的所在地汉中来讲，其他有名的刻石还有《石门颂》等，不过都没有开通褒斜道刻石有名气。
当时的刻石作品没有留下作者名字的习惯，无法考证出自谁之手，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伟大。而我们可以据此大胆推测，当时的书法水平已经普遍很高。
汉隶第一《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被称为《韩敕碑》。此碑于156年，即汉桓帝永寿二年被立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内。碑的阳面内容主要是赞扬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制作礼器，阴面和侧面刻的是为这次整修提供资助的官吏姓名和捐款数额。当时社会推崇儒学，所以人们对于整修孔庙看得十分重要，并立碑歌颂，也就有了《礼器碑》。
《礼器碑》阳面有文字16行，每行36字；阴面有字3列，每列17行；两侧分别有字3列和4列，每列都是4行。《礼器碑》历经千年而能完整保存，实在难得，相当于为人们了解当时隶书的成就提供了一份活化石。
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礼器碑》赞赏有加，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价《礼器碑》，说：“当以《韩敕修礼器碑》为第一。”“其用笔结体，元妙入微，当得之神助，弗由人造。”清代王澍赞扬《礼器碑》：“往往于无意之中，触处生妙。”“虽不作意，而功益奇。”“此碑无意于变，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变，所以数便辄穷。”
碑
碑即竖立在地上的石头。碑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现过三个功用：一是设在皇宫、庙门口，用来观测日影；二是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三是竖在墓穴边，“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起初碑是没有文字的，后来臣子为了追述君父的功劳，将其事迹刻于碑上，这一习惯被沿袭下来，遂成碑文。
碑由基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基座被称为“趺”。碑身上部有“题额”，这也是匾额的雏形。碑的最上部有浅槽，名“晕”，开有圆孔，名为“穿”。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就不能称之为“碑”，而是刻石。
秀丽典雅《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185年，即东汉中平二年。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城，出土时保存完整，一字不缺；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石碑断裂，出现微损，但整体仍旧是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现存放于西安碑林。曹全碑为长方形，阴阳两面都有刻字。阳面有20行隶书，每行45字，阴面有5列刻字，每列字数不一。《曹全碑》是东汉隶书最兴盛时期的作品，代表性极高，现在故宫博物院中藏有明代的《曹全碑》拓本，是所有现存《曹全碑》拓本中较好的拓本。
《曹全碑》的整体风格秀丽典雅。
首先，用笔圆润，但不乏灵性。碑文中多用圆笔，有篆书的特征，所以笔画虽瘦，却让人感觉字体丰腴、媚而不俗、清新典雅。同当时很多别的碑文相比较，《曹全碑》中在转笔的时候，多会重新下笔，这样更显得字体圆润，并且书写的时候尽量只用笔尖，使得字体笔画较细，但是柔中带刚、典雅端庄。
其次，碑文中的字体略扁，笔画中的撇和捺一般会拖得很长，左右伸出的笔画如同河岸杨柳，摇曳生姿，别有一番自由和潇洒的韵味。不过这样的改变并不影响字体的均匀，反而显出了一种随意中带着雍容的姿态，让人赞叹不已。
再次，《曹全碑》布局疏朗，字与字之间距离要比一般碑文开阔，又不会太过稀疏，匀称和谐，字字珠玑，使人流连忘返。
《曹全碑》的碑文在书法艺术上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同时它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含而不露、张扬又低调的风格，正是中国人崇尚的“中和”精神。有动有静，有开有合，有紧有松，刚柔并济，媚而不俗，张弛有度。正是因为如此，《曹全碑》被后世称为神品。
拓片
拓片就是从碑刻、骨刻、砖雕、瓦雕、石像、铜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文字、图案、画面的纸。拓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拓片主要是指碑拓的拓片。拓片的方法简单说就是用纸紧紧覆盖在碑上，然后用墨或其他颜色反复打击纸面，直到纸上显现出完整的文字、图形。按用墨分，拓片可分为墨拓、朱拓。按拓法分，可分乌金拓、蝉翼拓。拓本是拓片的合集。最早的拓本实物出现在唐代。
苍劲古朴《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榖城长**阴令张君表颂》，也被称为《张迁表颂》。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人，曾任**阴（今河南汤阴县）令。他死后，故吏韦萌等人为了追念他的功德，于东汉中平三年，即186年立起了这块碑。这块碑最初被立在山东东平县，后挪至山东泰安岱庙，一直存放至今，是汉碑中保存较好的一块。张迁碑的碑额上有12个篆体字标题，正文则是用隶书写成。碑的阳面有15行碑文，每行42字；阴面有3列，上面2列各有19行，下面一列只有3行。
汉代隶书已经比较成熟，风格和发展方向也大致统一，文字越来越秀丽端庄，比如著名的《熹平石经》便以端庄著称，《礼器碑》《曹全碑》等秀丽典雅，越来越有谦谦君子的风范。而此时出现的《张迁碑》却剑走偏锋，与众不同，它在隶书的发展潮流中返璞归真，选择了粗犷豪放、拙朴古雅的表现手法，自成一家。
通过张迁碑，我们还能了解到当时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情况。张迁碑出自民间，不是国家帝王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出自什么名家之手，多了几分草根气息，甚至里面有的字还写错了，如“暨”一字刻成了“既”和“且”两个字。出自民间更能反映当时真实的文字变革，在《张迁碑》中我们看到一些字的偏旁部首已经是明显的楷书写法，而碑文中的隶书也都透着一股楷书的气韵。《张迁碑》是隶书向楷书演化的有力证明。
刻法
写字有书法，刻字就有刻法。在古代，石碑上的字通常都是书写在纸上后，再由石匠刻上去。刻碑最忌讳失真，而石匠通常不懂书法，甚至目不识丁。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方法有很多，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一种叫“熏灯影”的方法。
首先，把字帖上的字用刀一个个挖下来，其次把去掉字的纸铺在石碑上，用油灯的烟来熏。这样油灯产生的黑烟很快就会在石碑上将缺失的字原汁原味地印出来，从而保证石匠刻出来的字和原字完全吻合。更神奇的是，通过调节油灯与去掉字的字帖、石碑间的距离，还能放大或者缩小字，以适应在不同大小的石碑上刻字的要求。这种方法十分高效便捷，即便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仍然在沿用。
南碑瑰宝《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立于405年，即东晋义熙元年。碑呈长方形，碑首为半椭圆，高约1.9米，宽约0.7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字数不等；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余字，除题名末行最下面一个字残缺外，碑文完整，十分清晰。碑左下方刻有清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作的跋，记录了这块碑的出土及安置经历。《爨宝子碑》与同时期的《爨龙颜碑》并称“二爨”，但是由于尺寸小、字数少，加上碑的主人去世时年龄小，所以《爨宝子碑》又被称为“小爨”。
爨宝子碑埋在地下一千多年之后，于1778年在曲靖县城南70里的杨旗田被当地农民在耕地时发现。起初，没人知道这块石碑的价值，结果被一位村民搬回了家，用来做压豆腐的石板。这一用就是七十多年。1852年，即咸丰二年，当时的曲靖知府邓尔恒一次偶然发现豆腐上竟然有字迹，并且十分清晰。他试着辨认了几个字，结果发现这正是千百年间只在书上记载过的爨宝子碑。邓尔恒十分激动，赶紧找来厨师，询问豆腐的出处，又带人赶到杨旗田，找到那位卖豆腐的人，见到了这块石碑。他当即派人将石碑用车子拉回曲靖府衙，其后又置于城中武侯祠。但是这块石碑注定命运多舛，在民国年间，军阀混战，被誉为“南碑瑰宝”的爨宝子碑竟然被军队挖去筑工事。幸好当时有个叫张士元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石碑搬回家。十年后，爨宝子碑被移入曲靖第一中学的爨碑亭存放，直到现在。
很多人会有疑问，东晋时期云南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经济文化落后，地理上也偏居一隅，怎么会有成熟的汉字刻碑出现？其实当地虽然荒蛮，但与汉人打交道已久，这块碑的碑主所在家族是当地的大姓，往上可以追溯到爨习，当年诸葛亮南征时便与其打过交道，将其降服，是当时的俊杰。爨习后来为蜀国效力，官至领军。这个家族还出过为魏国效力的爨肃、为北魏效力的爨云，而碑主爨宝子在东晋为官，担任建宁太守。由此可见，曲靖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这里的人已经深受汉文化熏染，其中便包括汉字书法。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爨宝子碑》在书法艺术上展现出来的奇异魅力。
之所以说《爨宝子碑》魅力奇异，是因为它的字体半楷半隶，这样的风格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见不到。笔画中的横笔是明显的隶书，而端正的字体又是明显的楷书，从单个字的结构来看，偏旁和点画腾挪变动，疏密不一，参差不齐，看似毫无章法，像是出自顽童之手，但这种像是开玩笑一样的组合却产生了一种奇趣的效果，让严谨和趣味结合到一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会被称为“南碑瑰宝”。
魏晋南北朝处于中国书法史上的变革时期，多种字体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成熟，不同字体在这段时间内演变，比如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上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书家的别具一格、大胆想象，共同造就了《爨宝子碑》这样的书法史上的另类精品。
出身“草根”的魏碑
南北朝时期，书风豪放，气度非凡。只可惜南朝继承了两晋的制度，禁止立碑，所以我们也就很难欣赏到那时的书法风采。而北朝则盛行立碑，留下了大量的碑刻，石碑、墓志铭、摩崖石刻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北朝的刻碑中以北魏书法成就最高，数量也最多，所以人们又将当时的书法称为“魏碑（体）”。
每个时代书法的特征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魏碑也不例外。北魏书体风格独特，它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笔法特点，结体严谨，下笔厚重，沉稳刚健，雄姿挺拔。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字变革时期，魏碑中既有隶书的痕迹，也有楷书的风格，初看似乎很不成熟，下笔粗犷，但别有一番豪放之意，这也正是魏碑的魅力所在。
西晋南迁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一时间北方小国并立，征战连年。此时，魏道武帝雄才大略，统一北方诸国，建立起北朝，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逐渐被汉化。这种现象到了北魏时期更加明显，到了魏孝文帝时达到顶峰。当时汉人注重厚葬，这一点也被北魏效仿，大肆刻碑，追叙死者的生平和功绩，以示纪念。就这样，刻碑一下子兴盛起来。此外北魏时期佛教已经十分兴盛，以佛经为内容的摩崖石刻、刻碑等也大量涌现，进一步促进了魏碑的繁荣。
魏碑虽然兴盛，但直到清代中后期才被人赏识，中间近千年的时间一直默默无闻，其中既有种种机缘巧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书法审美的流变。自古以来，中国推崇“中和”之美，不喜欢夸张和过分偏激的事物，这导致魏碑的古拙成了被赏识的障碍——人们认为它过分锋利硬朗，像是刀斧砍出来一般。直到清代乾嘉之后，考据学兴起，人们才开始留意北魏的刻碑、摩崖石刻、墓志等物；此时很多书法家也开始突破千百年来无形的束缚，不再以“二王”为最高标准，而是从“二王”之外的其他碑刻、摩崖、墓志、钟鼎等古物中汲取古老的养分，寻求新的灵感；书法审美上讲，古拙不再是缺点，而是渐渐得到人们赏识，明末清初的傅山便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段话已经被后人公认为欣赏书法的标准。在这样一个思潮之下，魏碑像是打了个翻身仗一样，一下子跳到了人们面前，以古拙朴素、浑厚雄劲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
魏碑中有不少精品，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书法特点的要数《张猛龙碑》和《石门铭》，两者风格不一，前者为碑刻，后者为摩崖石刻；前者内敛有张力，后者不羁又不失灵气；前者更像楷书，而后者更像篆隶，两者充分体现出了魏碑的风格跨度。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碑的正面记载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的功绩，背面刻的是立碑官吏的姓名，现在碑石在山东曲阜孔庙中。历代名家对此碑推崇备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
《张猛龙碑》被誉为“魏碑第一”，在书法史上评价颇高，清代杨守敬曾评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康有为则称赞道：“结构精绝，变化无端。”
《石门铭》全名《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刻石原本位于陕西汉中石门东壁南边，现存汉中博物馆。《石门铭》方圆兼备，既有篆书、隶书的痕迹，也有楷书的痕迹，端正飘逸，别具一格。康有为评价《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并将其列为神品。
因为是摩崖石刻，历经了千年风吹雨打，所以这为《石门铭》平添了几分古朴和温和之美。这处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还有很多汉碑，如著名的《石门颂》《杨淮表记》等，风格上讲，《石门铭》受它们影响很深。梁启超在《碑帖跋》中写道：“《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
魏碑无论从载体还是字体上讲，都丰富多彩，所以很难用一件或者几件作品去代表。除了《张猛龙碑》和《石门铭》，魏碑的代表作还有很多，如龙门石窟中20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合称为《龙门二十品》，也是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始平公造像记》。此碑与别的碑不同，全部用阳刻法刻出，笔画转折处重视停顿，锋芒毕露，通篇雄峻非凡。《泰山金刚经》也被称为《经石峪》，位于山东泰安，刻在一处小瀑布下的大块平整山石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存在千年了。经整理，共发现1067个字，字的大小由一尺两寸到一尺八寸不等，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评价其为“榜书第一”。
碑学与帖学
碑，是指用刀刻在石头上的文字，通常由处于社会底层、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制作。帖，是指用毛笔写在纸帛上的文字，是由书法名家书写。碑学与帖学本是汉字书法的两种呈现方式，但魏晋以后，二者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清代“金石派”崛起之前，以“二王”为学习样板的帖学一直是中国书法界的主流。清代一改往日帖学重于模仿，缺乏创新的弊端，转向从“金石”入手，从碑文中寻找创作灵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的吴昌硕、齐白石等书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