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权威只能因时间和环境而建立，而无法施加在只服从理性的东西上面，即使它只是真理的一种寓言表现方式。然而，对那些在历史过程中获取它的东西，也应赋予权威的名字。为权威所支持的这种表现方式首先求诸人类实际的形而上的倾向，求诸理论的需要。这种需要起源于我们生存的艰难和下述的认识：在世界的物质层次之后，必定隐藏着一种形而上的层次，隐藏着一种永恒而又不断变化着的基础的东西；其次，它也会求诸意志，求诸生活在痛苦和不幸中的人类的恐惧和希望，于是宗教为人类创造出了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鬼神；最后，它更求诸人类心中所表现的道德意识，使这种道德获得外在的支持和肯定。

正是从这个方面讲，宗教给我们充满痛苦的人生带来无限的安慰。因此，我们可以把宗教比作一个拉住盲人的手引导盲人走路的人，因为盲人什么也看不到，他所关心的只是他的目的地，而不是要看到一路上的所有东西。

菲勒里希斯：这最后一点的确是宗教最有力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安慰是一种欺骗，那它也是借宗教之名进行的欺骗，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这使教士成为了介于欺骗者和道德家之间的一类人。他们不敢宣扬真正的真理，像你所解释的一样，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也不敢加以宣扬，何况他们还不知道。

所以世界上可能会有真实的哲学，但不可能有真实的宗教。我所谓的“真实”是指其本身具有的意义，而不仅是指你所说的那种象征或寓言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宗教都是真实的，只是真实的程度不同而已。世界上的祸福、善恶、真伪、贵贱等等之间都存在着解不开的纠缠，就连最重要、最崇高、最神圣的真理也只能掺杂在谎言中表现出来，从谎言中获得力量，通过谎言的方式预示出来，带给人们启示。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事实看作是道德世界的象征。可是，我们不要希望人类有一天会达到真正的成熟，能在产生哲学的同时也能接受哲学。纯粹的真理应该是非常单纯而易于了解的，可以通过其本来面目让人理解接受，而不是混合在神话和寓言（一堆谎言）之中——就是说，纯粹的真理不必以宗教的方式来伪装。

德谟菲利斯：你没有认识到大多数人的智力究竟受到了何等的限制。

菲勒里希斯：我所说的只是一种我不能放弃的希望而已。如果这种希望实现了，当然会把宗教从它长久以来占据的位置上赶下来，此时，宗教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使它所引导的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得到了解放，而它自身也会不声不响地消逝，这将是宗教的无痛苦死亡。

但是只要它存在，它就具有两方面：真实的一面和欺骗的一面。你是喜爱它还是憎恨它，就要看你到底看到哪一面。你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必需的恶。它的出现是由于大多数人类的无能，他们不能了解真理，在这种迫切的情形下，宗教就成为了一种代替品。

德谟菲利斯：要坚持这一结论，然后永远记住宗教具有两方面。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方面也就是从理智方面证明它的话，也可以从道德方面证明，它是人类这种与猴子和老虎同类却富有理性的动物的唯一能提供指导、控制和满足的工具。如果你从这个观点去看宗教，并记得宗教的目的主要是实用，理论只是次要的，那么你就会觉得它是最值得重视的。

菲勒里希斯：但这种重视完全基于一个原则，即目的使手段神圣化。我不想基于这一理由而妥协。在驯服和训练那邪恶、愚钝的两足动物方面，宗教可能是最好的工具。但从真理的角度看，任何欺骗，不管它是多么虔敬，都只是欺骗而已。一套谎言将是带来德行的奇妙工具。我效忠的对象是真理，我将永远忠于真理，不管结果如何，我将为光明和真理而奋斗。如果我把宗教列入敌人之列……

德谟菲利斯：你不会发现宗教已经处在你的敌人之列的。宗教并不欺骗，宗教是真实的，是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但是像我早已说过的，由于宗教的观点非常高深，高深到一般大众无法直接把握它，由于它的光芒普通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它才会以寓言的方式伪装地表现出来，以此向我们宣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虽然并非严格真实，但其中所含的崇高意义是真实的。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的话，宗教便是真理。

菲勒里希斯：如果它只在单纯寓言的意义上表现为真实，那是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它却进一步主张在严格和实质意义上是真实的，这便是欺骗了，这也是信奉真理的人必定要反对的地方。

德谟菲利斯：但是，宗教的欺骗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宗教承认自己的观点只有寓言的意义，只在寓言意义上才是真实的，这会使它自身失去一切效果，这样一来，它对人类内心和道德方面无法估计的有利影响便也失去了。你不要因为自己理论上的吹毛求疵使大众对你产生不信任，不要去曲解那些使他们获得安慰的东西，他们很需要这些东西，而且，他们艰苦的命运使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不应该破坏它。

菲勒里希斯：当马丁·路德攻击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时，你可以用那个论证把马丁·路德驳倒，但赎罪券真的有用吗？我的朋友，只有真理坚不可摧，只有真理历久不变，只有真理才能牢牢站住脚。真理带来的安慰才是唯一可靠的安慰，它是不会被磨灭的钻石。

德谟菲利斯：你说得对，如果你能任意支配真理并能在需要时为我们所用的话。可是，你所拥有的只是形而上的体系，而这些形而上的体系除了会使人伤透脑筋，什么都决定不了。在你使人放弃某种东西以前，应该有更好的东西来替代它的位置。

菲勒里希斯：啊，你总是说这种话！使一个人免于犯错，并不是让他失去某种东西，而是要给他某种东西。知道某个东西是假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真理。没有任何错误是无害的，隐藏错误的人迟早会遭遇不幸，所以不要欺骗任何人，对自己的无知坦白承认，让每个人为自己想出自己的信仰吧。

德谟菲利斯：这种排他主义是完全违反人性的，它会破坏一切社会秩序。人是形而上的动物，就是说，人形而上的需要比任何其他需要都迫切。人可以根据生命的形而上的意义来看生命，并且希望通过这一点来看一切东西。因此从所有教条都不确实这一点看来，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然而种种基本形而上观点的共同一致对人类而言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在一致同意这种形而上观点的人们之间，才能建立真正而长久的社会结合。

社会组织、国家只有建立于某一得到普遍承认的形而上的体系之上时才是稳固的，而这种体系自然只能是民间形而上学，即宗教。它与国家法律及人们生活中的所有社会表现联系在一起，正如与个人生活中的所有庄严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宗教不曾重视政府当局和统治者的尊严的话，社会组织就很难存在。

菲勒里希斯：啊，是的，当君王们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用时，便把上帝当作妖魔鬼怪来哄骗自己的孩子上床睡觉，这就是他们把上帝的地位看得如此高的缘故，真是妙极了！但是我要劝告所有统治者，他们最好每隔半年就选一个日子，坐下来好好读一读《撒姆耳前书》第15章，以便记住用神坛支持王座是什么意思。而且现在，作为维护神学的最后手段火刑柱也已经没有用了。

宗教好像萤火虫一样，需要黑暗来显出它的光亮。民众普遍的无知，是一切宗教存在的条件，是使宗教能够保存下去的唯一因素。也许我们常常预期的一天终会到来，那时候，宗教会离欧洲人而去，就像孩子长大了护士保姆会离去一样，此后，这个孩子就要归老师来教导了。

信仰基于权威，而宗教所讲的奇迹和启示无疑又只适用于人类的孩提时代。我们必须承认，物质和历史提供的种种资料都表明，现在人类种族的年龄也不过比一个花甲之人老百倍，可以说，人类仍然处于最初的孩提时代。

德谟菲利斯：你不必怀着掩不住的愉快心情来预言基督教的末日，要是你能想一想基督教对欧洲人的贡献有多大就好了。欧洲人从基督教那里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景况，这种景况是从关于根本真理方面的知识而来的，这种知识告诉我们，生命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存在的真正目的在生命之外。

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人存在的真正目的完全放在现实生活中，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可以被称为“盲目的异教徒”。他们所有的德行都可以归结为对社会做有质量的贡献，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说：“那些对别人有用的德行，必然是伟大的德行。”而基督教使欧洲人跳出了这种短暂而不稳定的存在。过去，希腊人和罗马人忘记了人生严肃、真正而深刻的意义，他们像长大的孩子一样，毫无意识地活着，直到基督教的到来才使他们恢复了生活的热情。

菲勒里希斯：要想评断它如何“成功”，我们只需把古代和中世纪比较一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要把伯里克利(12)时代和14世纪比较一下就可以了。你根本想象不到自己在讨论的是同一种族。

在伯里克利时代，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被发挥出来，最好的国家组织、明智的法律、公正的司法行政、合理化的自由，一切艺术以及诗歌和哲学都达到巅峰状态，那时创造的作品在数千年之后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典范，它们就好像是被我们永远无法赶上的更高一等的生物创作出来的一样。同时，与我们在色诺芬(13)的《飨宴》(14)篇中看到的一样，最崇高的社会情谊把人生都美化了。

现在再看看基督教会束缚人心和胁迫人们身体的时代吧。在这个时代里，骑士和教士可以把所有沉闷辛苦的工作压在第三阶级的平民的肩上。封建制度与狂热的宗教密切结合，带来可怕的无知和心灵的愚昧，于是产生了偏执的关于信仰的争论、宗教战争、十字军、对异教徒的迫害和审判等等。在这期间，社会风气倾向于残忍而愚蠢的骑士精神，怪诞的言谈和骗人的谎言变成了一套有系统的东西，社会上充满了堕落的迷信，对女人却要表现出装模作样的尊重。

毫无疑问，和中世纪比起来，古代人更加宽容，他们也很重视公理正义，常常为国家而牺牲自己，表现出种种高尚行为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认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他们容许男色，这固然是应该被指责的，也是今人对古人道德方面所做的主要指责，可这与基督教许多令人憎恶的事实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曾经说过，这种事情在今天不太明显，但是，当你考虑过所有这种现象以后，还能认为基督教促成了人类道德上的进步吗？

德谟菲利斯：如果实际结果并没有完全与基督教教义的纯粹真理相符合，那可能是由于教义太过崇高太过高深，且目标摆得太高，以至于人类无法接受。当然，异教徒的道德，如伊斯兰教的道德就容易被遵守。越是高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被滥用，因此这些崇高的教义有时也会被当作最残忍的行动和邪恶行为的借口。

菲勒里希斯：对宗教的利弊做一个合理公平且正确的评断，的确是非常有用的探讨。但这个工作需要更多的历史和心理方面的资料，我们现有的这些还远远不够用。学术机构可以把这个当作悬奖论文的题目。

德谟菲利斯：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菲勒里希斯：奇怪，你竟然这样说，这会让宗教变得前景堪忧。只要统计学家告诉我们每年有多少犯罪是由于宗教原因而避免的，又有多少犯罪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宗教是否有作用了。

当一个人想作奸犯科时，他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是因犯罪而带来的惩罚以及获得惩罚的可能性，第二件事是考虑名誉的损失。如果我的看法没错，他会对这两点先做考虑，然后才会考虑到宗教问题。不过，如果他能克服前两个犯罪障碍，我相信，仅凭宗教是很难吓阻他的。

德谟菲利斯：但是，我相信宗教会时常吓阻犯罪，一个人会直接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不敢做出任何罪恶行为，尤其是当宗教的影响力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习惯中的时候，更是这样。

菲勒里希斯：假使政府此时突然宣布废止一切惩戒犯罪的法律，我想，你我都不敢仅在宗教的保护之下单独回家。可是，相反，如果同样宣布一切宗教都是不足信的，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我们还是会和从前一样生活，不需做任何特殊的防备。可是，我还要进一步说，各种宗教对道德常常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归结为一个概括的公式，即凡是给予上帝的东西都是取自于人，因此我们很容易以对上帝的阿谀代替对人的正当行为的赞扬。

任何宗教都会很明确地表示，信仰、寺庙仪式和各种祭祀比道德行为更符合神意，尤其是当它们与教士的报酬连在一起时，前者便渐渐被视为是后者的代替品了。杀牲、做弥撒、建教堂或在路旁立十字架等，立即成为最有功德的事情，甚至最严重的犯罪也可以通过这些行为赎清。犯罪的人服从教士权威，去苦修、忏悔、朝圣、捐助教堂寺庙及僧侣教士、建庙宇等等，这样他们就可以赎罪了。于是，教士僧侣好像变成了帮助人与可被收买的神进行交易的中间人，即使不到这种程度，可是事实上，又有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不把祈祷、赞美和各种奉献行为当作道德行为的部分代替品呢？

现在我们要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你提出人类有强烈的形而上的需要，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我而言，与其说宗教满足了这种需要，不如说它是在滥用这种需要。总之，在促进道德方面，宗教的作用大部分时候是不可靠的，可是它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它所带来的暴行却非常明显。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的效用看作是王位的支撑，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由于上帝的恩宠，神坛与王位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聪明的君主，只要他还爱他的王位和家庭，就都会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

德谟菲利斯：好啦，在我费尽一切努力之后，仍无法改变你对宗教的态度。可是我也要告诉你，你所引证的一切东西，也不能动摇我对宗教价值的信心。

菲勒里希斯：我相信你的话，因为《赫第布拉斯》(15)中有言：“一个被说服而违反自己意志的人仍然持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有所安慰的是，辩论和矿泉浴一样，唯一真正的效果还在后面。

德谟菲利斯：希望这最后的效果是有利于你的观点的。

菲勒里希斯：这很有可能，对此我能引用一句西班牙谚语。

德谟菲利斯：是哪一句谚语？

菲勒里希斯：Detrás da la cruz está el Diablo.

德谟菲利斯：用英文怎么解释？

菲勒里希斯：魔鬼站在十字架之后。

德谟菲利斯：我们不要再互相讥讽了。我们要了解，像门神一样，像婆罗门教中的死神一样，像阎罗王一样，宗教都具有两面，一面是和善的，另一面是令人气馁的。我们现在有争议，只不过是因为你注意到了其中一面，而我注意到了另一面。

菲勒里希斯：你说得对，我的老朋友！

(1)　马克斯穆斯大约死于公元前20年，他的作品《名著名言》到现在还广为流传。

(2)　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3)　奥利金（约185—约254），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创立精神意义解释法来诠释《圣经》，认为凡有损上帝的结论、逻辑混乱的经文等都应被诠释为“隐喻”。

(4)　因陀罗为《吠陀》经《梨俱吠陀》中的主神，司雷雨及战争等。

(5)　布鲁门巴哈（1752—1840），德国人类学家、解剖学家。

(6)　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因被视作异端而被活活烧死。

(7)　瓦尼尼（1584—1619），意大利哲学家，因宣扬亵渎上帝的言论和无神论而被活活烧死。

(8)　印度暗杀团，一种由强盗和杀人犯组成的宗教组织，始自13世纪，1828—1835年间消亡。

(9)　伊拉斯，古希腊城市名。

(10)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11)　马尔布兰基（1638—1715），法国哲学家。

(12)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雅典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及演说家，在他领导之下古雅典文化达到了巅峰状态。

(13)　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4），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

(14)　《飨宴》是一篇以苏格拉底为主的对话。

(15)　《赫第布拉斯》，英国诗人布特勒（1612—1680）所作的讽刺叙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