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来了

1577年九月二十五，秋高气爽。志得意满的张居正在内阁接到了老家的来信。信并不厚重，摸上去似乎只有单薄的两页纸。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信时，右眼突然跳了几下，这不是好征兆。看到一半时，他的脸色已变，果然不是好事：他的父亲张文明在十二天前去世了!

信是他老娘写的，内容凄怆，最后一句话简直让张居正心都碎了：家境凄凉，望尔早归。

张文明其实早就病了，1577年夏天，他就病得已不能走路。当时张居正就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但被李太后挽留。理由是，此时此刻离不开张先生，况且皇上的婚事临近，张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张居正没办法，索性决定在朱翊钧大婚后再回家。不过这段时间，张居正异常焦虑。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十九年前。十九年父子不能相见，纵是大逆不道之辈，也不能释怀。那段时间，张居正几乎度日如年，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朱翊钧抓紧时间结婚。想不到的是，朱翊钧的婚事连个鬼影都未见到，老爹就离开了人间。

他捏着信纸，信纸有韵律地颤动着。吕调阳和张四维早已察觉到张居正的情绪不对，突然看到张居正眼眶湿润，嘴角抽搐，急忙凑过来看那封信。张四维一目十行，先看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吕调阳也附和了一声叹息，然后对张居正说：“张大人遭此不幸，我等也很悲痛。希望大人以国家为重，不要过分忧伤。请您先回府歇息，我等即刻上疏皇上。”

张居正已从万分悲痛中清醒过来，但神情茫然，看了看吕调阳和张四维，艰难地站起，把信装好，整理了桌案上的公文，怅然若失地走出了办公室。

吕调阳和张四维很快就将张居正父亲的死讯上报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写信给张居正说：“今日知道您父亲已离世十余日，我很悲痛。先生哀痛之情，我能理解。不过天生先生，非寻常者可比。我年纪还小，还希望先生节哀，为江山社稷着想，这是人间最大的孝。”

这封信之外，朱翊钧还赐给张居正很多奠礼，并要吕调阳嘱咐湖北江陵地方官好生照理张文明的丧事。

朱翊钧的安慰并未减轻张居正的悲伤，三天后，张居正咨行吏部，由吏部向朱翊钧递交丁忧的请求。他在家满面戚容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

“丁忧”是指臣子遇到祖父母、父母的丧事，自得到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之后复职。

朱翊钧一得到吏部的信，马上跳了起来：“什么？张先生要回家三年？我的婚礼怎么办？谁来给我讲课？国家大事谁来办？绝对不行，张先生不能走!”

吏部官员小心翼翼地说：“丁忧是祖宗之法，礼仪根本啊。”

朱翊钧“哦”了一声，转动了许久眼珠，最后说：“容我再想一下。”

没有人知道他要想什么，因为这五年来，他就没想过什么，他的大脑是张居正。如今没有了大脑，他如果能想出东西来，那就是奇迹。

冯保在想，想得异常深邃，他是一面想一面快马加鞭去了张居正家里。

张居正身穿孝服接见他，冯保屁股都未坐稳，劈头就说：“张大人糊涂啊。”

张居正一愣。冯保不等张居正发问，就说：“你要丁忧，这是轻率，糊涂啊，你不能走!”

张居正不禁有点恼火：冯保这禽兽下面没了，孝心也被连带割了吗？死了老爹还不回去，那和禽兽有何分别!

不过这时，张居正没有心情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回家守孝，这是传统，也是制度，我岂敢违背？”

冯保气急败坏：“张先生真不能走，如果你走了，皇上怎么办，国家朝政谁来处理？”

张居正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我只回家三年，以三年事父，终身事皇上，忠孝两全。”

冯保冷笑：“张先生真是奇思妙想，您这一走就是三年。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您在，还有人觊觎您的位子，您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张居正不置可否。冯保指着窗外内阁的方向：“张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您还没离开京城呢，吕调阳就在内阁堂而皇之地接受翰林们的道贺了。您现在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应该还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呢。”

张居正悚然。明制，首辅去位三日之后，次辅便可将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学士们和内阁僚属都要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种道贺意味着次辅升级为首辅。吕调阳是老实人，并没有搬椅子，可仍美滋滋地接受了翰林学士和张四维的祝贺，这群人有说有笑，打破了五年多的内阁严肃气氛。

冯保见到张居正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是冷酷而非悲伤，所以添油加醋道：“您总说吕调阳是老实人，可在权力面前，病猫都成猛虎。纵然吕调阳没有异心，张四维呢？纵然他们二人都没有异心，三年之后人事变迁，您敢保证应付得了吗？”

冯保的话没错，帝制时代，人亡政息是定律。政治场中，人走茶凉也是定律。纵然将来回来仍能掌控大局，可五年来的努力必会被继任者连根拔起，没有人愿意自己五年来的辛苦白费。

张居正只犹疑了一会儿，在冯保饥渴般的期盼中脱口而出：“可惜我已让吏部递交了丁忧申请。”

冯保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只要张先生有心，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番话，冯保一个利索的转身，自信满满地走出张家。

望着冯保的背影，张居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极为复杂，是老爹还是权力，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哪种味道更重些。他只知道冯保是个有本事的人，只要答应下来的事，没有办不了的。

冯保从张居正家出来后，就跑回宫中见李太后。他把张居正的憔悴先说一遍，然后就说到张居正的丁忧，最后加了一句：“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兰心蕙质，当然明白冯保的意思。这位女中豪杰当即拍板：“那就把张先生留下!”

冯保谨慎地问道：“不知皇上的意思是？”

李太后看了冯保一眼，这种事她李太后就能做主，但她从冯保的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意思。是啊，朱翊钧从年龄上来说已不是小孩子，很多事应该征求下他的意见了。

朱翊钧有意见，意见就是，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听了朱翊钧的意见，大为不满：“可曾下旨挽留？”

朱翊钧摇头。

李太后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那你还等什么!”

朱翊钧愕然，小声道：“朕不知该如何挽留。”

李太后也愣住：“是啊，丁忧是祖宗法制，皇帝也不能违法啊。”

冯保适时地说道：“皇上，可夺情。”

“夺情？”朱翊钧和李太后看着冯保，冯保的胖脸洋溢着光芒。

“夺情”，通俗而言，就是要臣子不许丁忧。在明代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也就是说，皇帝用“夺情”留下丁忧的大臣符合祖制的传统，自然也就符合法律。

于是，张居正就回不去家了。但张居正来了劲，非要回家。于是他和皇室上演了一场“回不回家”的拉锯战。

不许回家

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钧的圣旨更为诚恳动人：“连日不见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犹嫌太长，何况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无一不从，今日这件事，您就从了我这一回吧。”

朱翊钧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张居正留住，他和吕调阳与张四维说：“张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说完这句话，他看了吕、张二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官员们要知道朕的心。”

这是个积极的暗示。朱翊钧此时希望的就是有官员站出来，为他对张居正“夺情”擂鼓助威，推波助澜。其实不必吕、张二人故意传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来，所有官员都明白，张居正的“丁忧”要泡汤了。

皇上既然已发出积极的信号，一向鼓吹为君王排忧解难的臣子们没有理由还大眼瞪小眼。于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陈三谟陆续上疏，请留张居正。

明眼人一听到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曾士楚和陈三谟都是张居正的言官，多年来没少给张居正排忧解难。如今他二人先后跳出来，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据说，两人上疏请留张居正后，“人心顿死，举国若狂”。

朱翊钧没有发现谁的心死了，也没发现国家人民成了疯子。他对曾士楚和陈三谟适时的表现大为满意，迅速命令吏部尚书张瀚慰留张居正。

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用时人的话说，他是张居正夹袋中的人。他自己也不讳言吏部尚书这个职务是张居正赏赐的。按人性，此时最该上蹿下跳挽留张居正的就该是他，可他没有。在朱翊钧挽留张居正的过程中，身为吏部尚书的他，无动于衷。朱翊钧的圣旨一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召开会议。

吏部左侍郎何维柏第一个发言：“大臣丁忧守制，天经地义，这事恐怕没得商量。”有官员叹息说：“皇上要夺情，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吏部官员议论了一上午，张瀚一言未发。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慢吞吞地说道：“大学士奔丧，应该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啊，和我们吏部有什么关系？”

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张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张居正，他把皮球踢得远远的。问题是，他这是掩耳盗铃，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圣旨发到六部后，还要到六科备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还未等到那道圣旨，于是去请求张瀚履行圣旨，挽留张居正。

张瀚这几天眼看着上疏挽留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多，愁肠百结。在他看来，张居正就该回去守制，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发到王道成身上：“万古纲常要被人践踏，你也助纣为虐吗？”

王道成大吃一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张大人您糊涂了？”

张瀚捶胸顿足，哆嗦着双手，说：“好，好，我明天就去见张居正，你们这群人啊，不知体统啊!”

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

吴中行开炮

天下许多罪恶，都借名教之名而行。所谓“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守孝就是其内容之一。在那些卫道士眼中，无论如何，张居正都没有回家守孝，这就是违反名教，天下人都该对其口诛笔伐。

政府官员们齐聚一堂，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有人唾沫横飞道：“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道乃人伦之本，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连天子都该遵守，他张居正居然违背，这是抽了我们读书人的耳光。”也有人说：“丁忧是法律规定，如有官员死了老爹老娘不上报，还会得到严惩。张居正不丁忧，不但践踏了纲常，还践踏了法律!”还有人痛心疾首道：“张居正老爹死了，不奔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哗起来，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为名教而哭，为儒家教统而哭。这种情势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张居正不丁忧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了。

在这场撒疯般的集会中，有一人始终冷眼旁观，静耳倾听。当大家陆续散掉去吃花酒后，他踏着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关起大门，正襟危坐于桌前。在闭目沉思了许久后，他呵了双手，取出笔在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八个字：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接着是内容，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大名：吴中行。

吴中行，1571年的进士，座主正是张居正。刚步入仕途时，他对张居正相当有好感。这大概是对比的结果，当时高拱在位飞扬跋扈，而张居正沉静内敛，所以吴中行偷偷和张居正走得很近，并且向张居正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仅从办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张一百分的试卷，高拱和张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进来，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张居正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分数只有一百分。

但吴中行对张居正这种崇拜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名教。张居正不回家丁忧，就是践踏名教，这让吴中行对张老师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但他对张老师还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中，他把责任推到了朱翊钧身上：“居正父子，异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让居正匍匐奔丧，抚棺而哭，必欲其违心抑情，愁眉苦脸在庙堂之上，这岂是君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话都合情合理。

这份上疏，吴中行写了两份，在把一份呈上后，他又揣着另一份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奏疏，愕然道：“已经奏上了吗？”

吴中行不卑不亢地说：“没有奏上，是不敢让老师看的。”

张居正冷冷地道：“真能捣乱。”

吴中行发现了张居正冷酷的眼神，急忙回避，扯起了别的：“老师您知道吗？昨天夜里有一颗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尾巴，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天文家说，这颗彗星从尾星、箕星，翻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个大变异啊。天文方面的官员已经报告给皇上了。”

张居正知道，昨天晚上的确有彗星，北京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寂寞孤独的彗星划过天空的样子。吴中行此时说这种事，显然是在暗示他，因为他不回家丁忧，上天用这种变异来警告。

张居正不信鬼神，但信传统。朱翊钧同样如此，所以吴中行的奏疏上去几个时辰后，朱翊钧就下诏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可以说，吴中行在这方面占了先机。

他虽然占了先机，却没有收获。朱翊钧扣住他的奏疏不发。吴中行自有他的办法，他扯开嗓子，在政府里到处散播自己的英雄业绩。

人情汹汹。1577年十月初七，终于有人来附和他了。此人叫赵用贤，只是个翰林院检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赵用贤大言不惭地给朱翊钧出主意说：“其实可以用先朝故事，让张居正奔丧归葬，回家待四十九天，然后再回朝。”

吴中行在他的奏疏中也提到这样的办法。两人恐怕没有坏心，可问题是，“夺情”明明已尘埃落定，他们非跳出来说道一番，这正如星星之火，搞不好就会燎原。

张居正怕的就是这个。有人曾安慰张居正，这两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奏疏的内容，都不值一提。张居正冷笑道：“两人是想出名，想疯了。”随即又叹息道，“好名真是害死人，我担心他们是引线，会引爆一座火山。”

他们果然就是引线，火山很快爆发。1577年十月初八，刑部的两位中级官员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籍守制。他们以一副万分沉痛的语气说：“社稷所重就是纲常，而元辅大臣，则是纲常之表率。如果连纲常都不顾，社稷怎么能安？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吗？如果是，为何失去父亲而方寸不乱？位极人臣，反而连个草民的道德都不遵守，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看了之后七窍生烟，朱翊钧也发了雷霆之怒。正如张居正所说的那样，夺情事件本来已完，偏偏自己的门生吴中行抽风似的跳出来搅和。他这一搅和，沉浸多年的言官们看到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不做点什么，那真是死不瞑目。张居正恨吴中行，更恨艾穆和沈思孝。

朱翊钧比张居正还要恨，因为夺情这件事不是他一人决定的，而是老娘李太后和冯保与他一起商量的。他没有独裁，却获取了骂名。他气呼呼地问身边的冯保：“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此时江山社稷离不开张先生吗？张先生走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张先生走了，他们能承担起张先生的责任吗？”

冯保说：“皇上您想啊，他们是把矛头对准的您，在忌惮张先生的情况下藐视您。”

朱翊钧的神经被挑起来：“这群人的屁股是痒了，廷杖如何？!”

冯保说：“皇上英明。”

众人齐救四官员

要对四位上疏官员廷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廷杖足以要人性命。

吏部尚书马自强有悲天悯人之心，慌慌张张地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正在孝帷里匍匐着，马自强来的目的，他心知肚明，所以他懒得起来。马自强极力为吴中行等人解释，他说：“这是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冒昧无知，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苍生，他们并非是有意攻击首辅大人。”

张居正跪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正在居丧，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大人谅解。”

马自强发觉了张居正的冷淡态度，但觉得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于是又说：“皇上震怒，只有您能上疏营救他们，才可免去一场大祸啊。”

张居正本来已把身子匍匐下去，听到马自强的这番话，身体像弹簧一样立起来，恼怒道：“皇上震怒，我能营救？!马大人，你太高看我张居正了!我张居正只是人臣，怎能干扰君王的意志？请回!”

马自强见再求情下去也是热脸贴冷屁股，只好神情黯然地离开。

张居正在孝帷里先是一阵冷笑，接着就是一声叹息。他的这声叹息有深深的凄凉：四根搅屎棍中，吴中行是他的门生，艾穆和沈思孝是他的同乡。在这点上，他比严嵩还惨，严嵩在位十几年，从未有同乡攻击过他。一想到这里，他的肺就如炸了一样，心脏剧烈刺痛。他又想到马自强：这人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居然来向他替攻击他的人求情!

向他求情的人不仅是马自强，翰林院的官员们最先行动起来，他们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取消对那四个年轻气盛的官员的廷杖。但这份上疏如同进了墓道，朱翊钧毫无回音。

官员们走不通皇上这条路，又掉头走张居正的路。马自强的失败是教训，于是他们曲线救国。翰林院官员沈懋学和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学，他写信给张嗣修，请他和张居正求情。一连去了三封信，张嗣修都没有回信。张嗣修也有难处，他不敢和父亲张居正说。

沈懋学又去找李幼孜，他知道李幼孜和张居正关系不错。想不到的是，李幼孜不阴不阳地答复他：“张首辅不奔丧有大道在，岂是竖儒所能知？”

沈懋学气得哇啦怪叫，不禁脱口而出：“看这架势，张居正原本请求守制，现在却是有意不丁忧，居然还振振有词啊!”

他挑事，把李幼孜的信散播，这就激起了很多传统卫道士的极度反感。他们虽然反感，怒气冲天，可仍阻挡不了廷杖命令的发布。

翰林院学士王锡爵是正义凛然，并肯为真理而奋不顾身的人，他集结了翰林院诸多学士，来见张居正。张居正在孝帷里守丧，晾了他们大半天。王锡爵急了，也不顾体统，径直闯进了孝帷面前，请张居正搭救吴中行四人。

张居正平静地说道：“圣怒太严重，说不得。”

王锡爵反应极快：“圣怒严重，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张居正看了王锡爵一眼：“请回吧，守丧期间不便见客。”

王锡爵来了劲：“您守丧期间，还会批阅奏折？您守丧期间，还能推荐别人？您分明是度量狭小，见死不救，假天子之手以泄私愤!”

这些话是王锡爵冒着无比勇气和风险说的，在这种时候，胆小如鼠的人都会离张居正远远的，王锡爵说完这段话，就等着张居正的雷霆之怒。大出他意外的是，张居正虽然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却没有动怒，如同遭了瘟一样垂头丧气。

他看着王锡爵，把他当成生平的知己，缓缓道：“你说我度量狭小，我请问，这件事是谁先挑起来的？你们真以为我不想回家看望老爹，皇上的旨意在那里，我如何走？外面人言汹汹，我能救得了他们四个，你敢保证后面不会有人再跳出来拿‘夺情’这件事做文章？我看，你们还是饶了我吧，不要来求我。试想，如果我去皇上面前向这四人求情，皇上怎么看我？如果我真去求情，那岂不是助长了这些人的气焰？”

几个问句把王锡爵问得目瞪口呆，但我们说过，他是有急智的人，腹中已有草稿。可当他正要说话时，张居正用一个石破天惊的动作堵住了他的嘴：他突然向王锡爵跪下，“咚”的一声磕了个响头，声音近乎哀求地说道：“大家要我走，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把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你们也好心安!”未等王锡爵反应过来，张居正的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夸张地要抹脖子。王锡爵下意识地去抢刀子，张居正号啕起来：“让我死了吧，只有这样，你们就安心了!”

王锡爵把刀子甩到一旁，看着近乎疯狂的张居正在那里以头撞地，惊慌地站起来就跑。王锡爵不是被吓跑的，而是被张居正的反常惊跑的。正如十几年在你眼前一大家闺秀，突然变成了**，任是谁，都会被惊到。

王锡爵跑出孝帷，那群翰林院学士看到他苍白的脸色、飘忽的眼神，明白事情必然不顺，于是全都跟着王锡爵跑出了张居正家。

那个张居正撒泼的场景，深深留在王锡爵脑海里，一生未泯。

张居正撒泼，被记入正史，当然是贬大于褒。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倘若不用这招，他真的很难堵住那些穷嚼蛆的嘴，堵不住他们的嘴，这群人就会一直来，不把他气死，也会把他烦死。

救人没有错，但要看救什么人。救仇人，那是愚蠢，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可惜那群官员不明白。于是，四位官员的廷杖，就是注定的事了。

明代的廷杖用四个字可以概括：血肉横飞。其程序是，将受刑人的裤子褪到膝盖处，趴在地上，两名行刑员用棍子一前一后地敲打屁股和大腿。行刑员都受过特殊训练，几棍子下去，受刑人的屁股以后就不能用了。

1577年十月二十二，吴中行和赵用贤受廷杖六十，吴中行受刑后，已经气绝。幸亏有人叫来医生将其救活，割下几十块大腿上的腐肉。赵用贤是个胖子，受刑下来仍有气息，不过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也有手掌那么大，他后来剑走偏锋，把那块腐肉风干，留给子孙做传家宝。

吴、赵二人受刑之后即被驱逐出京，代价是昂贵的，但收获也很丰盛，他们美名远扬，成为天下士子口头上的真君子。特别是吴中行，简直大名垂宇宙，直到清朝时，还有言官把他当成“文死谏”的祖师爷。

艾穆和沈思孝所受到的惩罚比吴、赵二人重，他们得到了八十廷杖，廷杖之后侥幸未死，发配边疆充军。

但人们看到这四人的悲惨境况后，都紧闭了嘴巴。肉体的惨痛有时候就是这样，能震慑人的心魄，让你闭嘴。原本一些咋咋呼呼的人现在突然想到孔子的话，“君子讷于言而慎于行”，又想到老子的话，“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几根棍子让他们闭嘴了，张居正在孝帷里长出一口气：结束了。

世间法则之一：你越是预想到的事，它越不会发生，发生的事，永远都是你没有想到的。

一个叫邹元标的人，突然在众人噤若寒蝉的压抑气氛中跳了出来，掀起另一轮风暴。

邹元标再掀波澜

邹元标是江西人，九岁即读通儒家经书，二十岁时出游，遍历名山大川，到天下各个书院踢场子，因其学富五车，又能言善辩，所以在辩才上无人是他的对手。他的志向也异常远大，认为男儿当自强，有道德的人就不能消极退让和放弃指责。1577年，他中进士，到刑部实习，苍天有眼，他赶上了张居正夺情事件，以他的性格，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连上两道奏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家丁忧。但很遗憾，他位卑言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吴中行等四人被廷杖时，冯保特意命令全体京官观赏。在血肉横飞和受刑人的惨叫声中，邹元标的雄性激素加速度升高，他有了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廷杖完毕，大家都去救人，他却从袖子中抽出一封信，交给小宦官。

小宦官问：“何事？”

邹元标平静地回答：“请假。”

小宦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邹元标这封信是弹劾张居正的，大概没有人能想得到这么变态的人，刚观看完行刑场面却去犯相同的错误。小宦官把邹元标的信交给冯保，冯保看后惊骇道：“真有不怕死的啊!”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张居正手上，冯保派人特意提醒张居正：看信之前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邹元标这小子的话说得太难听。

张居正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会被人骂死，可看了邹元标的弹劾书，还是气得浑身发抖，险些晕厥。

邹元标的这份弹劾书，大有泼妇骂街的神韵。他首先批驳朱翊钧对张居正“有利社稷”的评价，他说张居正虽然有才，但学术却很异端。志向虽正，却刚愎自用，行事乖张。接着他对朱翊钧说：“您应该自立，不要总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否则这辈子就算完了。”然后猛地拐到张居正身上，“张居正经常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我看他果然够非常的，连老爹死了都不回家奔丧。守孝是五常之道，他践踏大道，留恋权位，这是违背良知的禽兽行为!”

自夺情事件以来，还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禽兽，邹元标开了个先河，他付出的代价自然也和别人不同：他被廷杖八十。冯保告诉行刑员：“给我好生打着。”很多人认为邹元标必死无疑，想不到他凭着胸中的浩然正气，坚持下来，被发配边疆。虽然如此，张居正还是给他的肉体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他从此成了个瘸子，直到四十多年后，如果坐久，还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

据说被驱出京城后，张居正还派了杀手去宰他。幸运的是，这名杀手追错了路，邹元标才逃过一劫。若干年后，邹元标重回北京，担当重要官员。当时已是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末年，他眼见国事败坏，才想起张居正的好来。他拄着拐杖四处奔走，为张居正平反，并每夜焚香，祈祷上天能再降下一个张居正来。有人问他：“你不记得自己屁股被打烂的事吗？那可都是拜张居正所赐啊。”他却苦笑道：“年轻时太无知，现在明白了，恐怕已晚了。”

人只有到末世时，才会想到那些力挽狂澜、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的好。

邹元标用残废换来了天下美名，士大夫们都说他是顶级男儿，是天底下第一君子。他拄着拐杖去边疆了，可就因为他，夺情事件再度升温。无数的人都决心用腐烂的屁股换取天下之名。张居正有成人之美的心，既然屁股的主人都不怜惜他们的屁股，他何必狗拿耗子。于是那段时间，紫禁城中随时都有惨叫声，廷杖行刑员累个半死。

张居正不仅要迎战那群想获取清誉的人，还要对付他的朋友。邹元标事件后，吕调阳和张四维来找他，委婉地劝告他回老家丁忧。张居正不为所动，只是说：“圣旨不可违抗。”吕调阳和张四维碰了一鼻子灰，叹息着走了。

戚继光居然也来信说：“平息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家丁忧。”张居正给戚继光回信说：“您远离京城，不知事情原委。有些人别有用心，是想赶我走。我如果走了，岂不是正合了他们的心意。皇上英明，恐怕也看到这点，所以才坚决挽留我。我当然想回家，可我怎敢违抗圣旨啊？”

这些人只是劝他回家，并未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他的另一位朋友周友山可就很不客气了，他说：“您这是恋位，不是君子所为!”

张居正冷静而又坦然地回复道：“恋位并不是坏事。当大责重任的人，心存国家，不同于普通臣僚，不可轻言抛去。所以古人说，恋之一字，古纯臣所不讳言。如果只是为官位，持禄自固，则又当别论。但天下人都知，即使天下人不知，您也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天下人如果真懂得这其中的道理，那就真能如理学大师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了。”

周友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他也不在张居正的位置上，所以无法理解张居正的想法。张居正当然恋位，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内阁成了帝国的政治重心，而他张居正又是这个重心中的神经中枢，他就是要去，也不可能得到朱翊钧的许可。他明知无法脱身，又何必装腔作势，博取个恬退的虚名？

但这种心思，很少有人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也假装不理解。就在这种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些人见上疏已无效果，于是另辟蹊径，散播起了谣言。其中一条谣言最让张居正震惊：张居正要谋反。

这谣言一下道出了这次夺情风波的本质，如果吴中行等人反对夺情是出风头的话，那后来的一批人反对夺情，其实就是想让张居正滚蛋。他们不是痛心疾首名教被张居正践踏，只是痛恨张居正的新政。

张居正要谋反的谣言主要有三条内容：第一，张居正擅权，目的当然是谋反；第二，张居正连名教都能践踏，可以想见他的心有多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第三，张居正用**威处置正直官员，这是为他谋反扫清道路。

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也不一定止于沉默者，张居正和朱翊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翊钧很快就发了一道圣旨。圣旨说：“我是天下君，进退予夺我说了算，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我下的命令，和他何干？那群屁股被打烂的官员也知道是我下的命令，又与张先生何干？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干好自己的事，如果你们管不好自己的嘴，我就修理下你们的屁股!”

这道上谕马上起了作用，谣言烟消云散，跑来贡献屁股的人也日益稀少。

张居正适时地上疏请求朱翊钧恢宏圣度，不要和这些人再计较下去。看上去，张居正这是要收拾人心，人人都知道，廷杖了那么多人，背后的主谋就是他张居正。他已被人打上了“心地狭窄”的烙印。实际上，张居正并非是想收拾那群大嘴巴的心，这是没有必要的事。他只是希望夺情事件尽快消停，他不想把一部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可天下事往往不遂人愿，就当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时，又一起风波来了。这场风波不在北京，而发生在南京。

吴仕期案

风波的主角叫吴仕期，是宁国府生员，由于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交流不畅，所以直到1577年十月中旬，南方才知道了夺情事件的全部。吴仕期脑子灵光，也有传统道德意识，认为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人心世道的大变。霉运当头，他决定上疏请皇上朱翊钧收回夺情的命令。

太平府副知府(同知)龙宗武是张居正的人，听到有人还要火上浇油，立即把吴仕期捉进大牢，随后给好友操江御史胡槚通气。胡槚连忙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居正，同时又报告了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也和当时的张居正有关，那就是流传在南方多时的《劾张居正疏》。据流言说，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海瑞。张居正稍作分析，就得出正确结论：海瑞不可能是这道奏疏的作者。海瑞自在朱载垕时代罢官后就再未出山，海瑞这人在其位才谋其政，所以绝对不会是他。之所以要把作者说成海瑞，是因为海瑞在江南极负盛名。胡槚自然而然想到的真正作者是吴仕期，张居正也认为是吴仕期，但他却去信给胡槚说：“这件事你就不要惊动朝廷了，本来夺情一事已经完结，如果你再向朝廷报告吴仕期案，恐怕会再起风波。这些人都是喷血自污之辈，没必要和他们计较。请你知会龙宗武，就在太平府明察秋毫，彻底查明这件事。如果吴仕期不是作者，马上释放；如果他真是《劾张居正疏》的作者，也请龙宗武秉公办理，不可有私心。”

胡槚和龙宗武坐到一起，对张居正的这封信开始谨慎研究。龙宗武抓耳挠腮道：“元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啊。”

胡槚从张居正的字里行间得到确切的信息：“元辅大人不想株连。”

龙宗武不明白。

胡槚道：“如果我们真把吴仕期案上报朝廷，必会牵扯出无数人，此时正是皇上震怒之时，这些人肯定逃不了。”

龙宗武不置可否：“那该如何审理此案？”

胡槚笑道：“事情在你这里开始，就在你这里结束。”

龙宗武终于做出了恍然大悟的样子：“元辅实在高明。”

七天后，吴仕期在太平府大牢中被活活刑讯逼供而死，这件事才告结束。显然，这是起冤案，胡槚和龙宗武对此要负责。那么张居正呢？

也许他根本没有要杀吴仕期的意思，他只是希望尽快结案，不一定非要取了吴仕期的小命。可他的下属们却忠心耿耿，认为非如此不可。人类历史上，这种事不胜枚举，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吴仕期的死悄无声息，所以夺情事件并未在南方掀起余波。张居正现在安全了，四十九天守孝完毕，他去见了朱翊钧。

一见到朱翊钧，张居正终于把持不住多日来所受的诋毁，流下委屈的泪水。朱翊钧安慰他：“先生孝情已尽，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看在父皇的面上，成全始终，可谓大忠大孝。”

张居正的眼泪哗哗，这是真哭。他只有忠，并无孝。人世间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孝”活生生被眼前这个小孩和他那炙手可热的权力埋葬了，如今只有忠，用最极限的忠来弥补他的不孝。

他说：“皇上前后圣谕多次，委曲恳切，臣怎敢不遵？又有先帝的托付，臣当以死报，今日更不敢违背。可是皇上您知道吗？臣天性愚直，凡事只知一心为国，不能顾忌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良之路。皇上如此圣明，现在就该放我回家，让我尽迟到的孝道，也可保全晚节。”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张居正是想告诉朱翊钧，他一心为国，因为听从了您的命令而不丁忧，却得来了很多人的攻击。虽然那些人已受到惩罚，可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他也不是咽不下这口气，而是因为朝堂之上还隐藏着这么多异己者，如果让这些人继续隐藏，他的改革大业仍会受到阻挠。他的想法是，要趁这个机会，一来报仇，二来清除潜在的障碍。

朱翊钧年纪还小，当然听不明白张居正这段话背后的意思。他安慰张居正：“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太后和朕也知道。那群阴险小人乘机生事，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张居正必须要介怀，可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而且自夺情事件之后第一次见皇上，有些话不能说。

他沉默了许久。朱翊钧知道这件事还没完，说：“先生先上班吧，其他事慢慢说。”

张居正等的就是这句话，叩头谢恩。1577年十一月初六，张居正穿着孝服(青衣角带)缓缓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张居正的眼神里带着阴柔的杀气，马上感觉到，张居正已准备反攻!

闰察：张居正的反攻

吕调阳和张四维的感觉很快成为现实。张居正用一天时间处理了内阁多日来遗留的事，第二天，就对两人说：“这段时间彗星向东北直射，天象大变，人间恐怕有不正之气啊。”

吕、张二人心里打起了鼓，天象有变是之前反对夺情的那群人当话柄的，张居正怎么也谈起天象了，他不是不信这套玩意儿吗？张四维记得张居正说过：“天道玄远，灾难和吉祥的感应，都不可知，也不可信。自然界的现象与人事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张居正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吕调阳小心翼翼地问：“张大人的意思是？”

张居正一本正经地说道：“天象大变，说明朝中有小人，需要来次大考核，把不合格的官员清除，平息天之怒。”

张四维吃惊道：“考核京官每六年一次，这不符合规矩啊。”

张居正看了他一眼，眼神犀利，像是根锥子。

张四维低下头，吕调阳一字不吐。

内阁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时光似乎凝固了。许久，张居正才开口，语气很温和：“张公说得很对，做人做事都要有规矩。尤其是我们内阁辅臣，要按祖宗之法做事。我记得随时考核京官是有先例的，不知二位可知？”

张四维和吕调阳变了脸色，他们做官多年，当然知道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所谓的“闰察”。“闰察”始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期，由宦官刘瑾提出，方式是不定期地考核京官，目的是借此打击异己。这个自然是先例，但却是恶例。两人想不到反夺情事件会把张居正伤得这样深，居然动起了“闰察”这邪门武器。

张居正见两人不说话，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二位既然知道，那就要吏部上奏章吧。”说完，他站起来，施施然地走了出去，留下张四维和吕调阳大眼瞪小眼。

张居正一向深思熟虑，闰察这件事大概在反夺情事件初发时，他就已决定。所以吏部尚书张瀚被免职的当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推荐为吏部尚书。这就叫作布局，只有智慧高绝的人才能看透。王国光在张居正的指示下，很快就向朱翊钧上疏，请求闰察。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商议，结果自然是同意。

闰察还未开始，已有人感到危机。但这些人正如笼中的老鼠，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发泄，或者说是过过嘴瘾。有流言说，皇上冬天时都会赏赐大臣貂皮帽抵御风寒，而张居正却带头不戴貂皮帽，他号称是为了节省开支，实际上是服壮阳药过多，毒都上了脑袋，燥热难耐，如果戴了貂皮帽肯定会成熟猪头。还有流言说，张居正的儿子是靠作弊中了进士。

流言蜚语，甚嚣尘上，连张居正都听到了。对付这种“扯老婆舌”的行径，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他曾说：“浮言私议，人情自不能免。”尤其是他这种大人物，更是如此。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也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面对诽谤和流言，张居正有句名言：“我一生都是顺着自己所欲所求来学习的，不在意别人理解还是不理解。不但一时之毁誉，不挂于心，就是万世之是非，也不计较(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这就是阳明心学，他读懂了阳明心学。他又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只要能成就大业，什么得失毁誉，万世是非，一切都在所不惜，这种坚强的意志只能出自良知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发挥，就会所向披靡。这年的闰察纯是张居正对反夺情成员的反攻倒算，也纯是发自良知。

那位被罚薪三个月的何维柏被勒令去职，一直叫嚣张居正应该回家丁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也被罢职，上疏解救吴中行等人的翰林院大批官员被调到南京坐冷板凳。他们离开北京前已确定，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他们肯定看不到北京的太阳了。

闰察刚开始时，冯保来找张居正，希望张居正能帮他清退几个他看不上眼的官员。张居正不动声色地回道：“冯公想多了，此次考核是圣上的命令，目的是清除不合格的官员，您怎么可以让我拿闰察排除异己呢？”

冯保张大了嘴巴，张居正明明就在排除异己，想不到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如此炉火纯青。但当他看到张居正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态时，只好作罢。

这是张居正主政以来的底线：冯保绝不允许插手外廷的事。

1577年的最后几个月，波澜起伏，但终于在年末随着闰察的结束而结束。张居正稳定了一切，并未因夺情事件而损失分毫。

他终于有时间思念老家老爹的尸体和老家的人了。他决定在主持完毕朱翊钧的大婚后，就启程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对普通人而言再轻易不过，可对他张居正，回一次家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