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
为了祛除这个臭毛病,曾国藩去实践中考验自己。他跑到同事家,见到同事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行起永恒注目礼。人家移动,他的眼珠就移动,搞得同事连连咳嗽提醒,险些把肺咳出来。事后,曾国藩跑回家,在札记中写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臭骂自己:“真不是人,廉耻丧尽,禽兽不如!”
其实中国古人向来谈“色”色变,至少人前是这样。理学家们说,沉浸于“色”里不但和畜牲一样,而且会伤身。曾国藩在这点上就特别极端,不但发誓不看别人的老婆,对自己的老婆也是能不看就不看,甚至能不碰就不碰。
有一天,他在书房静坐克己,突然浑身燥热,不由自主地跑进卧室和老婆**了一回。穿上衣服,走出卧室,一道闪电射进他的脑海:哎哟,畜牲!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青天白日做这种事,真是个畜牲!
在全心全意克己修身了一个月后,他去找倭仁,把厚厚的札记呈上。倭仁看着札记,惊骇道:“你的毛病这么多啊!”随即欣喜道,“看来真是用功了。”
说完,一页一页翻起来,表情很复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翻完曾国藩的札记,两个时辰过去了。倭仁伸了个懒腰,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不符修身之道,马上坐正,对曾国藩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检身就是要拎把大斧,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看着身心上的私欲,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曾国藩微微点了头,倭仁马上发现曾国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急转直下道:“其实写札记,写日记,还有个好处。”
“哦?”
倭仁想了一下:“当然这种话不该咱们修身克己的人说,不过它也是事实。将来你成名了,肯定会有见利就钻的人出版《曾国藩日记》啊、《曾国藩札记》啊,对了,你把家书也留着。留着呢?这很好,以后还会有人出版《曾国藩家书》,你真就名垂千古了。”
曾国藩还是毫无生气地点了点头,倭仁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看了看曾国藩,不禁叫起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曾国藩实话实说:“前辈啊,我每天都拎着大斧捉那些私欲妄念,搞得我神经紧张,每天都失眠。静坐时还做噩梦,吓醒了好几次。前几天,我正在心中拎着大斧搜索臭毛病,突然感到胃部**,喉咙发痒,接着是口中发咸,我只好张口,‘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啊。”
倭仁不动声色地说:“此时正是你用功之时,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世上多少聪明人,就因为半途而废,所以一事无成,你要谨记!”
曾国藩有气无力地点头,告辞而回。虽然倭仁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曾国藩已发现理学家的那一套修身办法根本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于是改弦更张,放弃了静坐,当然还写日记和札记,只是没有从前那样浑身绷紧,时刻拎着大斧搜索人欲了。
虽然不再遵循理学的修身办法,可曾国藩还是按理学家的思路,严格“克己”,祛除那些臭毛病,随时准备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翰林院做了三年检讨,他把大部分臭毛病克掉了。从傲慢无礼、毫无修养的农家子弟到谦虚谨慎、待人彬彬有礼的翰林院学士,曾国藩完成了蜕变。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台没有见到,一道难关却扑面而来。这道难关比他当初进翰林院还难,是为大考翰詹。